【转帖】阳泉史话

Miaohui

用“铁佛寺+世界语”作关键词在google寻找 相关信息，结果出现阳泉的一份史料，包括这两个关键词。转过来作资料收存。

一、史事篇

阳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据20世纪50年代平定西北部枣烟、大梁丁等地出土的文物考证，远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约10万多年前，便有先人在此生息繁衍。其后，在平定县的乱流、娘子关、水磨湾、宁艾、冶西和盂县的西烟、土塔等处，又有石斧、石刀、骨针、陶器等出土，系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距今约5000～7000年左右，境内先民已迁徙到平川、河谷地带居住。但是，关于本境的文字记载，则始于春秋后期在盂县城东古城坪建立的仇犹国。照此推算，阳泉的历史文明应当是2575年左右。
2007年5月，是阳泉解放、建市6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阳泉的历史、阳泉的文化，激励人们知我阳泉、爱我阳泉，进而建我阳泉，使家乡阳泉变得更美好。笔者在编写《阳泉史话》这本书时，特意选择了对阳泉的演变和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的60件大事归在“史事篇”中进行了记述。其中，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方面面；所涉内容主要是正面的、讲述业绩的，但也有些是反面的、讲述问题的，旨在让后人受到教育，汲取教训，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编排次第大体上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

仇犹国的建立与覆灭

阳泉历史悠久，但是，见诸典籍文献的文字记载仅始于仇犹国。那么，仇犹究竟建于何时？由何人所建？当时的历史情况如何呢？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是时，“礼坏乐崩”，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公元前七世纪前后，以畜牧为业、长于攻战的狄族日益强盛起来，并不断侵凌中原，进入山西，散居于长治、临汾等地。周灵王三年（前569），狄族（分赤狄、白狄、长狄三大支）中白狄（因着白色服装而得名）的一个分支迁到今盂县城东部定居，建立了仇犹国，国都就在今盂县城东一里许的古城坪附近。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东盂县”；与之相应的“西盂县”（西烟盆地一带）当时是晋国的属地。两国虽仅一山（管头山）之隔，但因地僻路险，交通不便，加之当时晋与诸戎（含狄族）有盟，“修民事，田以时”，所以百余年间，彼此无扰，未发生磨擦。
经过数十年的争斗，到周贞定王十一年（前458）晋国六卿中的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联手已把范氏、中行氏在国内的余嗣及党羽剿灭，并瓜分了他们的领地。为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赵、韩、魏抗争，翌年，智氏的实权人物智瑶率晋军出兵中山（白狄别种所建之国，亦称鲜虞，在今河北正定一带），“取穷鱼之丘”，顺便攻打仇犹（系中山国的联盟国）。但当时仇犹闭塞，四面环山，林木茂盛，不好用兵。怎幺办呢？诡计多端的智瑶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铸了一口大铁钟，谎称要敬送给仇犹国的君王。仇犹君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欣喜，于是便命令大臣调集人马，劈山斩崖，连夜修路，准备迎接智瑶馈赠的大钟。这时，仇犹国一位名叫赤章曼枝的大臣怀疑智瑶此举有诈，就向国君进谏说：“智瑶是晋国赫赫有名的权臣，其为人向来食而无信；何况晋国疆土广阔，富饶强大，为什幺要用大钟这样贵重的礼物来敬送我们仅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呢？我看其中必有阴谋。如果智瑶借送钟的名义带兵来袭，我们的国家就可能要被灭亡了。”仇犹国君得宝心切，赤章曼枝的话哪能听得进去。他说：“大国赠宝给小国，这是看得起我们的表现，也是友好的象征，我们怎幺能随便怀疑人家呢？”
赤章曼枝的谏言得不到国君的重视，痛心地说：“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而不用，远身可也！”说罢，“断毂而行”，投奔到了齐国（一说卫国）。时隔不久，仇犹国就被智瑶灭亡了。仇犹君眼看着随大钟开来的浩浩荡荡的晋军，知已上当，悔恨已晚，无奈，只好和妻子双双自尽，以表对国家的忠贞。
仇犹国的历史随着国君自尽这一悲剧的落幕而结束了，但是仇犹的后人依旧怀念着他们。至今，许多遗迹犹在，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还流传在民间。在盂县城北2公里处有一山，名高神山，古名仇犹山，又名原仇山，山顶有庙。《大明一统志》载：“仇犹国君既灭，后人立庙此山”以示祭祀。县城西北有河绕城而过，名香河，古名腥河，相传是仇犹爱妃殉难的地方。后因“腥”字不雅，改为香河。盂县清城乡傅家垴村有将军岭，传为仇犹将军殉国后葬此，后人立碑志之（载《山西历史地名录》）。至于赤章曼枝精忠保国的事迹更是为后人所传颂，被载入《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以及历代编纂的《盂县志》等权威性史志著述中。上世纪90年代，阳泉市教委还以此为题材创作摄制了电视片《钟》，警示和教育青年一代，并在全国获奖。2003年7月17日～8月26日，阳泉市、县文物部门配合省文物勘探技术中心和省考古所专家，对盂县金龙大街（穿越仇犹国古城）东周墓地进行了文物勘探和发掘，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墓葬48座，汉墓和明清墓各2座，古井11眼，古路1条，各类铜器、青铜器、玉石器等文物500余件。其中，8把青铜剑是晋东地区的首次发现。专家初步认定，这些青铜剑系春秋战国时文物，可作为仇犹文化的一种实证。

《赵氏孤儿》与藏山

《赵氏孤儿》是我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一部撼动人心的历史悲剧。剧本记述了公元前597年，晋国大夫屠岸贾率兵剿灭赵氏于下宫，赵氏家族300多人被斩杀殆尽。赵朔之妻庄姬因身怀有孕，避祸宫中而幸免。后生一男孩，即遗孤赵武。屠岸贾闻讯入宫搜孤，义士公孙杵臼和程婴相谋救孤，结果杵臼与假孤被害，程婴与真孤逃匿山中避难。十五年后，在韩厥的帮助下，赵氏孤儿赵武被迎回宫中，屠族被诛，赵武主政，传承了赵氏门楣，开创了新的辉煌。由于作品是围绕正义与邪恶、忠良与奸佞之间水火不兼容的矛盾冲突展开的，全剧始终交织着人生忧患的深切感受和善恶分明的道德意识，热情讴歌了济困扶危、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给人以强烈的情感激励和艺术享受，所以八百年来，《赵氏孤儿》一直流传民间，除京剧外，还被移植、改编成汉剧、滇剧、秦腔、晋剧、蒲剧、闽剧、河北梆子以及话剧等剧种，常演不衰；甚至被翻译到英、意、德、法、俄等国，在西方文化界引起轰动。
诸多文献和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考证，足以证明：盂县藏山是赵氏孤儿真正的藏身之地。一是金大定十二年（1172）六月所立《神泉里藏山神庙记》碑文中有明确记载：“藏山之迹乃赵朔友人程公藏遗孤之处也。”二是明代《太原府志》载：“藏山，在盂县北五十里，乃程婴、公孙杵臼谋藏赵氏孤儿于此。”三是清代《山西通志》载：“藏山，在盂县北三十五里，相传有程婴藏孤洞。”而且在按语中明确告诉人们：“忻州有程侯山，志亦称为藏孤地，盖皆出流俗附会。”否定了忻州为藏孤之地的说法。同时，书中也找不到降县有藏孤之处的记载。四是明朝末年冯梦龙所编《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七回中说，程婴携赵孤“潜入盂山藏匿，后人因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此外，从地理方位来看，程婴救孤决不可能在奸臣的眼皮底下藏身，走得越远越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盂县远离晋国国都，地处边界之外，消息闭塞，交通不便，乃藏孤安全胜地。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才能藏匿十五年之久。况且，在今盂县境内，除藏山外，还有与“赵氏孤儿”故事有关的黄安岭、大围村、落箭山等地名传说和纪念建筑。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藏山因藏孤而得名，赵孤因藏山而活命，其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此，才有了今天的藏山文化，也才有了赵氏的再度辉煌。

秦始皇灵柩过石艾

据《山西交通史》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时遇疾驾崩于河北沙丘平台（今广宗县北大平台），灵柩返咸阳时曾路经石艾（今平定县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土地私有制外，还采取了平险阻，修驰道，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筑万里长城，以御外侮等一系列措施，维护和巩固其政权。同时，还先后五次出巡，亲察吏治，了解民情，并在沿途刻石颂德，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公元前210年的这次出巡，是始皇的第五次出巡。这一年的夏天，秦始皇自渤海西岸登陆后，准备返回都城咸阳。不料，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得了重病。七月到达沙丘，始皇预感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便令赵高给远在上郡（治所在肤施县，今陕西榆林市东南）监军的长子扶苏草拟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诏书刚封好，还没等到派使者出行，秦始皇就去世了，年仅50岁。
始皇之死，当时只有李斯、赵高、小儿子胡亥和几个亲近的宦官知晓。李斯，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系荀子的弟子，战国末年曾在郡里当过小官。赴秦后，起初在吕不韦门下，后被拜为客卿，为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做出巨大贡献。所以，秦始皇登基后，即将其委任为丞相。在任期间，他帮助秦始皇立郡县之制，废《诗》、《书》儒教，统一文字，堪称功勋卓著。但此人心胸狭窄，忌贤妒能，他的同学韩非到秦国以后，他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影响自己的前程，便进谗言诬陷韩非，致使韩非下狱，最后被迫自杀。当上丞相之后，他的大儿子李由被任用为三川守，其他儿子都娶秦国的公主为妻，女儿也嫁给秦国的公子，以期攀龙结凤，永享富贵。赵高，本来是赵国的贵族，其父母犯了杀头之罪，他潜入秦宫，当了宦官。此人阴险、毒辣，善于察言观色，又长于逢迎，深得秦始皇宠信。秦始皇猝死，使秦国的命运一时悬在李斯、赵高和胡亥的手中。
李斯考虑到秦始皇生前没有立太子，生怕突然宣布秦始皇驾崩会引起天下大乱，便与赵高等人商议密不发丧。将始皇的尸体置于辒凉车中，百官奏事、上食依然如故，令宦官在车中代为裁断。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一方面谎称秦王爱吃鱼虾，特意弄来许多臭鱼烂虾来遮掩尸体的腐臭；另一方面故意舍近求远，北上井陉，绕道上郡（始皇长子扶苏任职地），再回咸阳。赵高则所虑更多：他考虑到自己犯法几乎死在蒙恬的兄弟蒙毅手下，多亏秦始皇出面说情，自己才幸免一死。如果公子扶苏继位做了皇帝，他与蒙恬关系好，必然重用蒙氏兄弟，仇恨难消，不定何时会祸及己身；胡亥是自己的学生，过往甚密，如果能顶替扶苏继位，定会对己有利。于是，他加紧活动，策划、怂恿胡亥、李斯篡改诏书，改立胡亥为太子。起初，胡亥不敢大胆妄为，但又经不起皇位的诱惑和赵高三寸不烂之舌的煽惑，最后还是同意了。接着，赵高又去鼓动李斯，对李斯说：“现在皇帝已经升天，诏书还没有送出去，想叫谁当太子，做皇帝，就在你我一句话了。” 李斯一听，立刻制止他：“你怎幺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这不是人臣应当谈论的事情。” 赵高于是问李斯：“公子扶苏长期和蒙恬在一起，你的才能赶得上蒙恬吗？深谋远虑你能比上蒙恬吗？你和蒙恬谁得罪的人多？扶苏是亲近你还是亲近蒙恬？” 李斯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这五个方面都比不上蒙恬。赵高又说：“我在宫廷里已经20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被免职的丞相、功臣有好下场的，到头来都是被诛戮。扶苏如果做了皇帝，必定用蒙恬为相，到时候你总不能怀揣着通侯大印回老家吧。” 李斯仍然念念不忘秦始皇对他的信任，不肯干这种擅自废立、后患无穷之事。但赵高一直给他讲安可以变危、危可以变安的道理，让他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据传说，赵高步步逼近，一路行走，一路鼓动，一直讲到鹿泉（今河北省鹿泉市）的土门关。赵高的话刺中了李斯的要害，快到白石岭了，李斯竟哭了起来。赵高进一步威逼，李斯终于就范。上得白石岭，找一段比较平坦的路段停下，他们便开始伪造诏书。首先改立胡亥为太子，接着指责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并指责蒙恬“为人臣不忠，其赐死。”后来，扶苏接到“诏书”愚蠢地自杀；蒙恬没有自杀，被关进了监狱。
回到咸阳，胡亥做了二世皇帝，赵高为郎中令，掌握了朝中实权。不但蒙恬、蒙毅兄弟被杀，十二个皇子都被杀戮，十个公主也先后被杀害。以连坐被杀的更难以数计，于是朝中上下人人自危。作为“矫诏”同谋者的李斯，心里有愧，一直忐忑不安。后来也被赵高设好圈套，一步步牵着他的鼻子走，终以“谋反罪”被腰斩于咸阳，且被夷三族。
现在，如果去参观井陉古驿道，导游小姐会指着复制的辒凉车，告诉你，赵高、李斯就是在这儿“矫诏”的。这当然是一种附会雅谑；但是，赵高的阴谋确实是在从沙丘经井陉，过固关跨石艾，去咸阳的驿道上策划、实施的。两千余年的古驿道，是秦朝这段残酷历史的见证；同时也说明，在两千多年前，平定已修有贯通太行山之驰道，那时，这里就是扼冀晋之咽喉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韩信击赵屯榆关

明清两代刊行的《平定州志》和上世纪90年代编辑出版的《平定县志》、《平定县地名志》中，记载了许多与韩信有关的传说和地名，而且在今平定城东20里的西郊村（属石门口乡辖）西试剑峰顶还建有淮阴侯庙。这是怎幺回事呢？
大家知道，韩信在楚（项羽）汉（刘邦）相争中初属项羽，后归附刘邦，任大将。因足智多谋，又善用兵，屡立战功，一度曾为刘邦所重用，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后因有人诬其谋反，刘邦以计擒之，贬为淮阴侯（信乃淮阴人，今属江苏）；终又因涉嫌参与陈豨的叛乱而被吕后以计杀身。
汉祖三年（前204）十月，韩信一路顺风，在河东全歼魏军主力，横扫五十二城，又在上党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北）和太原邬（今山西介休县东北）以东连续击败代国军队，并生擒夏说（代国的相国）后，奉刘邦之命即率兵开进今平定城附近，安营扎寨，习练兵马，准备一举破赵，进而下燕取齐，威逼项羽。
平定城原系上下两座城垣。上城是一片大土岗，立于岗上向东眺望，十多里盆地可尽收眼底。因此，历代兵家由西击东，必先夺此岗。深谙兵法的韩信带领数万兵马来到本境后，也曾“驻兵于此，筑城为寨，以榆塞门，因名榆关。”（载《平定州志》）也许是有这样一段史实的缘故吧，今平定县城内与上城相连的有西南营街和东南营街，相传为韩信屯兵的营地；上城的南门外有“练将坡”、“射圃亭”，传说当年韩信曾在这里教他的兵将练功习武，打靶射箭；顺着城南河东行5里处有洗马堰村，相传为韩信屯兵时曾在此系马或洗马而名；洗马堰东南有藏将沟（今常家沟），传言韩信屯兵时曾有将领在此藏身，故名。此外，据《平定州志》载，韩信屯兵榆关时，还在东50里处的古驿站柏井筑了军城，后称柏井城。城的高岗上建有韩信寨（又名淮阴寨，俗称寨上）和粮草寨，相传是韩信屯兵和积存粮草之所在。
赵（国）王歇和代（国）王陈余（时为赵相）得知韩信统率兵马驻扎在榆关后，便调集了20万大军聚集在今晋冀邻界的井陉口（即土门关，址在今河北省鹿泉市城西5里处，古驿道由此进入太行山），准备与之相持对垒。这时，赵王一位名叫李左车（系李牧的孙子，今河北元氏县人）的谋士献计说：“韩信乘胜而来，锐不可挡。要对付韩信，只能奇袭，不可硬攻。”言称“若能让我率骑兵3万，从隐蔽的小路巧截汉军辎重，断其后路，使之前不得战，退不得还，不出10天，必可一举全歼汉军，擒杀韩信、张耳等。”谁知左右赵王的陈余只相信兵法“义兵不用诈谋奇志”的说教，又轻视韩信实力不足，因此一意孤行，对李的计策不予理睬。韩信得知此事后，心中大喜，于是，便从屯兵的榆关发兵，到达井陉地界后，趁夜深人静精选了2000骑兵，身穿赵服，手执赵旗，扮做赵军秘密绕小道前去偷袭赵营。第二天凌晨，韩信才亲率兵马，浩浩荡荡向井陉口进发，并专门指定背靠河水的地方（今河北省井陉县微水镇以西的绵蔓河西岸）安营扎寨，摆开阵势。陈余探得汉军背水扎营违犯了兵家之大忌，心头暗喜，随即出兵迎战，妄图消灭汉军于绵蔓河岸。双方大战数十回合后，韩信佯装败阵倒退，赵军传令全军进击。汉军兵力远不及赵，但因其身背河水，后无退路，所以个个殊死决战，勇猛异常。赵军屡战不胜，只好暂时休战，命令退回本营。当赵军返回望见营地上插满了汉军的旗帜时，以为军营已被汉军占领，顿时军心大乱，士卒四处逃窜。此时，汉军前后两股力量奋力夹攻，大破赵军，杀死了陈余，擒获了赵王歇，并收李左车为汉军参谋。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以劣势战胜优势，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背水之战。
平定人民为了纪念韩信这位为刘邦建汉效命，立下不朽功勋的名将，除在他屯兵活动过的地方命名了许多村名、地名，流传了许多传说、故事外，还在他出征前抒发壮志豪情试剑称勇，一剑劈开一座大山的地方（今平定县城东20里西郊村西的试剑峰顶）修建了淮阴侯庙。金代文学家、曾任过平定州刺史的赵秉文瞻仰该庙后感慨万端，曾有诗碑传世。其诗曰：“地险山危气势雄，将军从此建奇功。兴刘业就人何在，破楚名存事已空。故垒带烟余杀气，荒祠向晚动悲风。功名盖世今如此，读罢残碑思不穷。”

李自成义军在晋东

在中国历史上，不堪忍受当朝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聚众造反、揭竿而起者甚多；而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除清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外，当推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不但推翻了朱氏王朝276年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异族的入侵，还在西安创立了大顺政权，改元永昌，提出了“平买平卖”、“均田免粮”、“五年不征”等口号和法令，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甚至一度攻陷北京，准备登基做皇帝。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支义军同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其功绩和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则是千古不朽的。
史料记载，闯王李自成及其所统领的明末义军前后曾五次转战晋东，血洒我阳泉境域。
早在明崇祯二年（1629），义军前期首领高迎祥手下的大将“混世王”和“一斗谷”，就曾率领农民军在平定和寿阳一带活动。崇祯五年是义军三十六营四面出击、全晋震动的一年。元宵节刚过，义军一部进驻今平定县宋家庄河和龟石沟村，准备立足后，踰太行向河北挺进。当时，奉命在平定督造军械的平阳府蒲州千户（曾任宣府镇游击）杨其庄，见义军在城南按兵不动，便鼓动平定城内乡兵出击迎战，结果，被农民军合力围攻，乡兵大败。杨其庄惊恐之余，也在此次出击中自杀毙命。至月底前后，义军大队人马通过和顺、乐平（今昔阳），由平定的阳胜、马坊、石门口一线，到柏井驿，直逼固关。固关把总薛邦祯，惶惶告急。平定旧志载，义军的此次行动，致使当地农民“逃亡者八千余户”。事实上是跟随农民军，参加了起义的队伍。
崇祯六年的春天，崇祯皇帝调西北军曹文诏入晋，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义军遭受惨重损失和挫折。高迎祥、李自成被曹文诏连连追逼，一度带着七零八落的队伍，退到了寿阳，处境十分困难。首领们商定，暂时避开追敌的锋芒，命李过、罗虎、高一功三支人马在辽州一带，大将闯塌天、贺锦的两支人马在盂县、汾河一带继续牵制各路官兵，高迎祥、李自成二人则率大部人马向河南撤退。
义军头目李过等为掩护大队顺利转移，出其不意地攻陷了辽州，杀死知州李呈帝和主事张友、程佐等。诡计多端的曹文诏闻报，看出了李过的计谋，只调了少数兵力前去解救，自己仍然领着主力追赶农民军的大队。在碧霞村，农民军的大将“混世王”奉命断后掩护，结果被曹文诏团团围杀，英勇战死。曹文诏还没来得及向崇祯上书请功，忽然探子来报，称义军“闯塌天”在盂县攻城，情事十分吃紧，求曹文诏速速决断。曹文诏想不到再次火烧屁股，不得不立刻回师，到盂县解危，哪料，他们气势汹汹赶来后，“闯塌天”却早已不翼而飞了，让他扑了个空。乘着曹文诏像只没头的苍蝇似的东碰西撞，高迎祥、李自成二人已经率部队安然渡过了黄河，李过等五路人马也相继杀出山西境内，在河南灵宝和主力部队会师，而后向中原一带进兵，在更广阔的地区展开了新的斗争。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后，于正月初八，即亲自率步兵40万，骑兵60万（据《山西通史》卷五，）从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部队从风陵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一路攻战，二月初五抵达太原城下。沿途地主风鹤为惊，明朝官吏非降则逃，一时间声震全省。平定乃通京要冲，又系义军多年活动之地，还是义军势力较强的辽州（今左权县）、寿阳、榆次等地的近邻，所以，听说太原被义军攻陷后，平定守御千户朱弘荃闻风丧胆，将城门紧闭，严加守卫；广大民众却唱着“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纷纷打开城门欢迎义军的到来。据平定旧志记载，农民军将领焦总兵路过平定州城时，只在城中休息了一日，便由西而来，往东而去了。慑于农民军的声威，出于安身保命，州署官吏也装着笑脸相迎，设宴款待，未发生任何磨擦。
这年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率主力部队从太原出发北上（另一路派游骑出固关东进，会师北京）克宁武，经大同，长驱直入，于三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十八日进占新义门（广安门）外城；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北京市景山）树上；当天，义军破内城各门，李自成乘马入承天门（天安门），登皇极殿，明朝灭亡，写就了中国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然而，时隔不久，即发生了吴三桂叛明引清军入关的事件。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农民出身的李自成及其领导集团，思想准备不足，难于应付；加之入城后未能整肃军纪，盲目乐观，将士中奸淫掳掠之事屡有发生，民心不附；大将刘宗敏又夺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导致原准备降附李自成的吴三桂反目，转而乞求于清军，合力进攻李自成。李自成仓促东征，损失数万之众，形势急转直下，遂于四月三十日被迫撤离北京。
由于清军派出一万精兵配合吴三桂疯狂追击，一战于庆都（今河北望都县），二战于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三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李自成均告失利，且身受箭伤。为是，不得不西折井陉，退入山西，留精锐扼守固关，住进平定城调治。对此，平定旧志也曾有记载：跟随他的大将叫陈尚智；住地相传在今平定县城西五里大峪村张家梦楼。该楼呈方形，共四层，楼梯和地板均系木结构，每层四面皆有窗，楼顶还筑有一个精巧别致的小亭。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军事建筑上的碉堡。可惜“文革”浩劫中被拆毁了。
李自成在平定大峪村养伤期间，曾和城里的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当时，正值明朝大理寺卿张三谟谢官归里，李自成仰慕其才学和为人，曾数次与之磋谈，还恳请他出山，做义军的宰相，未果（《平定州志》干隆版和《平定县志》1992年版均有记载）。伤势好转后，李自成还亲自到娘子关安排布防。相传，娘子关山崖上“山明水秀”的石刻，署名“李秉直题”，实为李自成的手书。直到这年八月，义军还控制着固关、娘子关等要隘。八月二十一日未时，义军千余骑，从固关出发，突袭今河北省井陉县旧城，伪装成官兵，诈开城门，直抵县衙。张游击杀出县衙迎战，被箭射倒在十字街头，众拥杀死；古典史也被杀死；莫知县被生擒（载《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得胜而返。
平定城南营东头的关帝庙（今已废）恰逢这年竣工，石碑落款便用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年号。应该说，这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几次转战晋东、深入人心，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又一物证。

李化龙起义

阳泉民众历来崇尚简约，民风淳厚，且有勤劳好义之传统。因此，康熙皇帝于1703年冬十月西巡路经本境时，在《过固关》诗中曾写下了“俗朴观民舍，才多壮士雄”的诗句。但是，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地方官吏的骄横奢华，则从来都是不甘寂寞，勇于反抗，惯于斗争的。发生在清顺治四年（1647）的李化龙起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大家知道，后金可汗二世——皇太极（清太宗），由吴三桂引领举兵入关（山海关），定鼎北京后，他们一方面大封功臣，采取以汉人治汉人的策略，诱纳部分降清的明朝旧臣充当其鹰爪，大肆杀戮反清的民众；另一方面推行精神奴役政策，把满族的一些民族习惯强加给汉族。顺治元年（1644），清朝统治者颁布了所谓的“薙发令”，逼迫汉族百姓“薙发结辫”（就是照满民的样子，让汉民也把头顶上的前半部头发剃掉，后半部蓄发，梳成长辫），并规定：自发布命令之日起，十日内，京城一带及各省地方，都必须依照法令执行，违者处以重罪，甚至杀头。这是一种残酷的民族压迫，自然引起汉民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李化龙是今盂县上社镇大西外（古名大西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原名叫李自喜。传说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中社（今中南村）村的大庙进行整修，李自喜便到那里帮工，混口饭吃。一天中午，他在庙里的大殿前石阶上乘凉，一个负责彩绘的小工匠见他赤胸露臂地酣睡，就在他的胳膊上画了一条腾云驾雾的赤龙。打那以后，李自喜就改名为李化龙了。
李化龙是个胸怀大志，心有谋略的人。顺治初年，他选定中社为据点，秘密联络乡友伙伴，聚积反清势力，在盂县境内吹响了反清的号角。李化龙的这一义举，顺民心，合民意，很快得到乡民的拥护，不少有志男儿纷纷响应，一些当年跟随李自成南征北战的将士，也先后投身到李化龙领导的反清行列里来。一时间，李化龙成了盂县北乡民众敬仰和拥戴的反清领袖。李化龙虽系农民，但很有帅才，知人善任。他根据各人的所长，有的负责打造兵器，制造火炮；有的负责操练兵法，演习武艺；还请黄沙口村一位落第的秀才，做自己的军师。所以，短短几年，他的队伍已壮大到数千人之多，举义条件约已成熟。
顺治四年九月，李化龙率领他的人马宣布起义，并杀出中社，浩浩荡荡向盂（县）城逼近。消息传来，守城官兵顿时乱作一团。他们一面派人出城求援，一面将城门紧闭，调集城内所有兵力，登城顽抗。义军包围了县城，首先从南门发起攻击，但由于清兵凭借城墙这一有利屏障，几次攻击均未能奏效。是夜，李化龙改用火炮攻城。在一阵阵轰鸣声中，城墙大段大段地倒塌下来；火光中，守城官兵被炸得哭天喊地，血肉横飞。
经过几天的激战，清兵死伤惨重，而义军却越战越勇。但就在这孤城将破，城内官兵准备开城投降之时，清冀宁道守宪王镛、参将李好贤率领大队人马，从城西小坪梁一带杀气腾腾前来救援。城内守军见援兵已到，随即也杀出城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下，李化龙临危不惧，指挥义军分头迎敌。经过一场血战，清兵尸陈遍野；李化龙钢牙紧咬，血染征袍，怎奈寡不敌众，最后还是和众多义军将士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坚持了4年之久的李化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在盂县北乡龙华河、滹沱河一带播下了反清的种子，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直至康熙、雍正年间，北乡一带还不断有人在进行反清活动。而今，李化龙反清的故事和传说，仍在北乡民众中广为传诵；李化龙当年操练兵马的校场、箭台遗址，仍在上社镇中南村（古称中社）西南保留。

于成龙泼墨固关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2月1日第6版，刊登了平定县政协主席李铭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廉吏于成龙手书碑刻被发现》。消息传来，平定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都说这一发现又为固关旅游增添了新的亮点。
大家知道，于成龙是清初大臣，字北溟，山西永宁州（今离石）人。因为官清正，作风务实，深受清廷赏识，曾被康熙帝嘉誉为“清官第一”。所以，委任后节节升迁，直至两江（江南、江西）总督，名震一时。
文章称：山西省平定县政协在收集、编撰《平定碑刻文选》资料过程中，获悉县境内有一代廉吏于成龙手书碑刻的线索，当即组织文艺工作者查找。前不久，终于在旧关村古关隘处发现了碑刻实物。此碑高149厘米，宽73厘米，青石质地。古碑虽已被撞为三截，但其中最易失散的一小块经退休教师王国林收藏保护尚能显现原貌。碑文是一首七律诗：“行行复过井陉口，白发皤皤非旧颜。回首粤川多壮志，劳心闽楚少余闲。钦承帝命巡畿辅，新沐皇恩出固关。四十年前经熟路，于今一别到三山。”短短数语，简述了其不平凡的仕途经历，又抒发了其感戴皇恩、忠君爱国的报国之志。诗中最后一句“于今一别到三山”所指的“三山”，在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东岸，因有三峰而得名。长江从西南而来，此山突出江中，当其冲要，为江防要地，亦作南京别称。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佳句。据此，于成龙别故土，到三山，应是其赴两江总督任地南京。
碑文题刻时间为壬戍仲春，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农历二月。康熙二十年，于成龙进京朝觐，召见询问政事，康熙表扬其为“清官第一”。这一年冬天，于成龙向圣上请假，为母亲办理丧事，皇帝下诏恩准。没多久，于成龙便由直隶巡抚迁升两江总督，时年65岁。翌年，于成龙葬母事毕，辞乡赴任，出固关离晋之时，心潮起伏，有感而书。碑文落款处有两枚印章：一是“于成龙印”，一是“北溟氏”。可见此碑确系于成龙所书无误。

康熙六度过阳泉

电视剧《康熙王朝》的播映，把一个深不可测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地跃然银屏，走进了千家万户，并成为一个时期人们议论和关注的中心。那幺，作为一位执政61年，功业卓著，勤政爱民，开创了“康干盛世”，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与我们山西特别是阳泉，有无故事，或者这样那样的干系呢？笔者饶有兴致地翻阅了有关典籍和文献，查到康熙在位期间，不但先后26次因灾减免过山西部分州县的田赋、丁赋、粮税和皇宫用品（绸缎、水胶、茜草、五倍子、明矾等），多次调拨京仓粮食、帑金（库银）救急济民，而且先后11次亲临晋省，考官风，察民情，实施其文行德化政策。其中，路经阳泉境域的就有6次。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为祝太皇太后孝庄延寿，康熙帝玄烨入娘子关，经我市赴五台山设道场，并亲临佛寺五顶，在山上住四日后起驾回宫。住山期间，他给菩萨顶各殿都陈供了金银、龙缎、香烛、哈达，于佛像前拈香跪拜，求太皇太后万寿无疆；同时，特赐山下老人龙袍、貂座、衣靴等物品，还分赐大喇嘛、格隆等龙袍、蟒袍、衣靴、缎匹等，并御宴众僧，赐白米1000石，为寺刹御笔题额。在中台时，他面谕大喇嘛、各寺主持和地方官：“禁止官府民间砍伐山林树木。”回宫后又谕告山西巡抚穆尔赛等：“五台、繁峙、静乐、崞县等处，地瘠民贫，尔等要节财简用，持己廉洁，恪共职业，务期兴利除害，以裕民生。”并特旨发放户部帑金3000两，以充重修五台山各座台顶之经费。
此后，康熙帝玄烨还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三十七年二月、四十一年二月和四十九年二月四次携部分皇子、皇亲巡幸五台山敬香御施，每次都路经我阳泉境域，但因出宫前每有明谕：沿途经过各地方州县时，护驾各官不得借口扰害百姓，有违者连同上司一并治罪。故此，近30年间，康熙御驾虽数度往返，本境却一如寻常，安然无扰。
需要特别言及的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冬十月，玄烨帝出京西巡，命都察院给事中、御史各一人与护从一起随行。二十一日，“过井陉，次柏井驿”；二十二日，“驻跸太原府”。过境期间，玄烨有感而发，写下了《过固关》和《过平定州》二诗。
《过固关》是一首五律，原文是“鸟道入云中，风光塞漠同。人依险地立，城自越山丛。俗朴观民舍，才多壮士雄。芹泉连冀北，回首指青骢。”《过平定州》是一首七绝，原文是“劳农岂惮元英节，寒景风沙透体来。志有鹊山无觅处，目前惟见冻云回。”用语不多，寥寥数行，但把皇驾过境时的所见、所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伤农怜民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为了抚慰和勉励地方官吏，本次过境，康熙特意亲书了《禁园秋霁》、《途次逢寒食》二诗分别赐给了平定州知州刘孚嘉和乐平县（今昔阳县）知县马光；另外，还录了唐诗中的一首五绝和朱熹的一首五绝分别赐给了盂县知县俞钦及寿阳县知县刘应熙；今高悬于固关西峰山腰古庙中的“万世人极”四个大字，亦当系此次亲题。
到达太原府后，由山西巡抚陪同，玄烨帝检阅了官兵骑射。谕告省衙：“此次观民情，见民生略有起色，往后要劝民节俭，倡导重务农、识礼仪。现将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山西所属州县未完征银两及米、豆、草全行蠲免。”二十五日离并南行，接着抵达霍州。有个御前内官向知州李绍祖勒索钱物供应，李不从，被迫自杀。州民得悉后为之哭泣，并径往帝前陈述。玄烨闻之大怒，立刻命山西巡抚监斩身边肇事之官，挂首级示众。霍人高呼万岁，声震山谷。待知州出丧之日，霍州商民纷纷罢市祭道。
从上述玄烨帝六度过阳泉境域巡晋的史实看来，说康熙为大清的繁荣呕心沥血、辛劳一生，冠之“一代明君”当是毫不过誉的。

盂县农民的抗税斗争

清朝咸丰年间，差役赋税繁重，官吏贪污腐化成风。当权者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压榨，致使民众极度贫困，度日如年，一个个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盂县人民除负担测石驿（今属阳泉市郊区旧街乡）的骡马草料、开支款项及繁重的差役外，官方又在东关头、麻河驿等地增设了驿站，农民称之为“卡子”。每个“卡子”上均设有书吏和差役数人，负责支应往来差使，同时也兼管地方税收。这些人上下串通，肆无忌惮地鱼肉乡里，敲诈人民。比如农民买卖土地、房产的契税金额，从无定数，任其索要；号头收草收料，也常常是用大斗高秤，明目张胆地勒索。每当差使过境，书吏差役便借机强拉民骡，用三头，拉五头，假报七头；甚至过往人畜，也强行截获，借支差之名，收刮钱财。稍有不从，即被强拉，且一去无踪，长期不予归还，以致民怨沸腾，斥声四起。为此，当地民众曾多次上告，几经诉讼未果，书吏差役横行依旧。
今北下庄乡后川村村民刘绍发，家境贫寒，素有胆识，好行侠义，很受群众拥戴。咸丰十年（1860）冬十月，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毅然举起反徭役抗赋税的大旗，在后川村三官庙组织暴动，带领附近村民砸毁了清政府在盂县设的“卡子”，赶跑了书吏差役。知县闻讯，立即派官兵百余人包围了后川村，并声称要烧房捕人。因此前石灰坪（今属孙家庄镇）和石旧都（今属北下庄乡）两村有约定：一村有事，敲钟为号，各村响应。所以，得悉官兵要来的消息后，后川农民在80高龄的刘绍发指挥下，一面布防，一面敲钟告急。石灰坪、石旧都以及附近各村群众，纷纷从东西两
面赶来
接应。他们用木棒、石块与官兵展开搏斗，赶走了前来逞凶的官兵，并俘获了十余人。盂县知县听到兵败回报，慌了手脚，急忙逃回城内，紧闭了衙门，以防不测。
这次斗争虽然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但斗争并未结束。事后，后川一带农民以刘绍发为首，逐级上诉，最后告到山西巡抚衙门。山西巡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将贪官污吏上下勾通营私舞弊一案责成太原府知府李崇蟠、平定州知州董汇芳、寿阳县知县高崇基查办。经查，案情属实。于是，委派盂县知县洪梦星与后川一带农民代表在后川村三官庙进行磋谈，议定了有关减役、减税的条款，并议定在三官庙和城内茶房竖立“整饬弊政”碑以了结此案。这是阳泉境内农民造反在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影响所及，轰动朝野。其史实在新编的《盂县志》和《阳泉市志》、《阳泉百科全书》等重要文献中均有记载。

八国联军入侵平定、盂县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随后南犯河北省的正定、获鹿，拟伺机西取娘子关。为了堵截八国联军西进，清政府派大同总兵刘光才统兵至井陉县的岩峰、马村、段庄等处设防。翌年初，联军威逼井陉，遇清军抵御，损失较大。法使便以“刘光才一军驻扎井陉相逼，必须先退，彼国方可撤兵，否则，德法合兵，即日进攻”威胁清政府。清政府软弱，接受了法使的无理要求，令刘光才率部退至固关、娘子关一线防守。三月初五日（4月23日），德法联军提督巴戈和欧具统兵13000余众，分三路进攻娘子关、固关。娘子关守将方友升弃关败逃，清军伤亡百余人；联军即于卯刻（上午七时至八时）攻克娘子关，未刻（下午三时至四时）又向娘子关以南8公里的固关迂回，致固关守军腹背受敌。刘光才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先退至乐平（今昔阳县），又退至寿阳县境。娘子关、固关相继失守。今平定县娘子关村保留有一块记载八国联军入侵时的石碑——《辛丑记事碑》，记载了当时“炮雷弹雨，血肉狼藉，凄惨不堪言状”的情景。之可谓是八国联军入侵本境、残杀我军民的铁证。
与此同时，另一路德法联军，由正定经十八盘进入盂县。盂县把总刘庞龙，率500余人分驻在东关头、沙井、四道凹等村。但一见洋兵，不战即溃。联军占领了东关头村，骚扰两天后离去。占领期间，夷匪不可一世，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

争矿运动在阳泉

阳泉矿产资源丰富，不但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也诱使外国资本家觊觎、垂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意资本家在伦敦成立了旨在掠夺山西、河南煤铁矿权的“福公司”，并于翌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与山西商务局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以白银200万两攫取了山西平定、盂县、泽州、潞安、平阳府等地的煤矿开采和冶铁权，定期60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福公司派人在紧张修筑中的正太路阳泉段两侧勘测矿地，绘制地图，而且在勘测过的方圆四五十平方公里的矿地周围均插上白旗，上书“福公司”三个大字；更有甚者，当他们在勘测时发现当地绅民也在打井开矿，大为恼火，即于八月十五日致函山西商务局；九月十八日又照会清政府，狂妄要求禁止山西平定等地民众开矿。
福公司的无理要求和霸道行径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并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激起阳泉人民和山西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阳泉民众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同英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争矿运动首先在阳泉拉开了战幕。
当时，平定县爱国士绅李毓蕙、黄守渊、池庄、刘焕头、赵熙庭、廉士鼎等，多次在官沟村开明富商张士林家中磋商争矿办法，筹划应对之策。经过大家的努力，决定先在阳泉成立“保艾公司”（平定县在历史上曾称石艾县），作为争矿运动的常设机关，准备收回矿权，进行开采；同时成立矿产公会，组织起来，以统一行动。为了便于领导，除议定以蔡荣田、李毓蕙、张诚等人为首，在平定州城组建矿产公会外，各都（清代平定称州，州下分乡，乡下设都，都下为最基层的村）还均设了分会。
矿产公会成立后，一面派人赴省城、京城向当局请愿，联络留省、留京同乡组织起来积极声援；另一方面鼓励新旧煤矿多开采、多测绘、多占矿地，使外国侵略者无立足之地。他们在境内铁路两侧的大山巨石上，用鲜艳醒目的红色大字写上“×矿矿区”的标志，有的甚至将其标志凿刻在上面，与“福公司”对着干。
阳泉民众的争矿之举首先得到省城山西大学堂及部分中学堂的回应。他们纷纷通过罢课抗议、游行示威、开会发表宣言等，要求收回矿权；还派人到阳泉进行实地调查，表示声援。接着，影响到全省各界。许多学校罢课，商人罢市，知识界则在自办的《晋阳公报》上载文报道争矿斗争的消息。当与山西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山西籍留日学生同乡会闻讯后，立即发表声明，向清政府发电，并写了长达5000字的公开信，声援山西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山西籍留日学生李培仁为抗议清政府出卖山西矿权毅然蹈海献身之举，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之后，随着山西一些爱国绅士的卷入，由阳泉发端的逐渐波及到全省乃至全国的争矿运动，历经三年，最终以白银275万两为代价将矿权赎回，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基督教“友爱会”的创立及活动

友爱会是美国人库范恪在境内平定城办的教会组织。其于1907年传入，1909年设立了办事机构。1915年在县城姑姑寺建起教堂（时称“耶酥堂”）后，正式设立了友爱会组织，由库范恪牧师任监督，主持全部教务；另有6名美国牧师和1名中国牧师组成教会管理委员会分别管理会内具体事务，开展了各项工作，并相继在平定的乱柳村（今乱流）、东锁簧村、苇泽关村和大阳泉村（今属阳泉市郊区），以及临近的盂县、寿阳县、辽县城（今左权县）、昔阳县城和昔阳的皋落村设立了友爱会分会，安排了分会执事和传教员，还于1918年在乱柳、东锁簧、苇泽关等3个分会点上修建了分教堂，在药林寺修建了避暑楼。
友爱会为扩大影响，发展教徒，在境期间，曾先后创办了几项社会事业：
一、办学校。友爱会办的教会学校，起初在平定城东关郭家垴刘老五的院内，只设有小学。因没人去上学，趁安徽遭灾招来张永秀、朱效彭等30多名灾民子弟，管吃管穿，让其念书。后来，本县的杜鸿成、杜鸿玉、顾宏创、郭寿等一批家庭生活贫困的少年，也到该校就读。1915年，教堂落成后，又开办了新民小学校（男校）、淑贤女校和学道院（主要培养办教人员），其后还加设了一个晋友中学班，总共有学生200多人。
二、开医院。1915年，友爱会在平定城碾子沟建起一座医院，叫友爱医院，美国大夫王普霖为首任院长，巴克为第二任院长；医护人员先后有韩××、赵晋亨、吴玉梅、戴仁山、饶××、庞××、朱德志等。此外，还有一些教会学校毕业留用的学生。当时，院内设有床位50张，医护人员50余人，配备有x光像机等多种先进医疗设备和手术器械，并配有电灯照明、蒸汽取暖设施。起初，人们对洋人医院不了解，存有戒心，就医者甚少，医院主要是给一些无钱的穷人免费或半免费看病，给部分难产的孕妇接产。1920年，平定遭受了大旱灾，灾后又闹瘟疫。在那种缺医少药、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友爱医院广为疗治，曾抢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三、修公路。1920年遭灾后，由华洋义赈会和友爱会合作，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雇佣农民修筑了由阳泉火车站，经义井、义东沟、河下，穿越平定、昔阳、和顺，止于辽县（今左权县）的平辽公路（时为简易公路），济助了沿线村庄的一些灾民。
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属于文化侵略的性质，其旨在笼络人心，麻醉国人精神，进而实现政治渗透、经济掠夺之目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西方文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过教会教育的人，有些甚至走上革命道路，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平定的赵亨德、盂县的侯富山，都曾在教会办的新民小学读过书；杜鸿成不但在教会学校读过书，长成后由京返乡，还在友爱医院充任牙科医生，并利用其职业，于1922年夏，与进步青年戎业厚等在教会办的晋友中学班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学生们的爱国觉悟，组织参加反帝反殖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培养和形成了阳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为阳泉地方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保晋公司迁址阳泉

2005年，是阳泉民众“联群情，保利源”，公开与英（国）福公司抗争，掀起震惊全省、全国乃至海内外的争矿运动100周年。争矿运动的胜利成果之一，就是经过朝野上下的一致努力，山西人民争回了被英帝国主义强夺的煤铁开采权，并筹资创办了山西近代最大的民营企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当时，保晋公司在省内设有平定、寿阳、大同、晋城等四个分公司，隶属各分公司的矿区遍布全省南北各府州县；在省外则有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等多家销售分公司，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公司以开采煤铁为主，但同时还开采花岗岩、石英石、云母、硫磺、砂石等矿产。公司初创时，，总公司机关设在太原海子边，首任总经理为清末进士、曾任驻日本横滨领事的渠本翘。由于执事者的敬业尽职，加之全省人民的鼎力支持，保晋公司创办后，很快便以显赫的业绩，有效提高了山西煤炭生产的总体水平，展示了山西人民攻坚克难的才志和气魄。据统计，保晋公司成立的当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省煤产量为2215吨，第二年增至5572吨，第三年产煤26810吨，第四年55223吨，第五年即达到133261吨，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短短五年时间，产量增加了60倍还多。
但是，时隔不久，经费紧缺、人才匮乏、管理不善、运价昂贵等问题便日渐显现出来，并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发展，乃至正常运转。为此，民国5年（1916年）7月，崔廷献被公司董事会推举为总经理后，他临危受命，大胆改革，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扭转了公司下滑局势，走向繁荣。
公司移址，强化管理，是崔总理上任后走出的第一步棋。在省内的四大分公司中，平定分公司是既经营采煤又兼营运销的排头老大，且位居正太路之中点，东连石家庄销售分公司、西接寿阳分公司，与保定、北京、天津等销售分公司联系也很便捷。为了就近统摄，便于管理，崔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即民国5年8月，便将总公司机关由太原海子边迁到阳泉火车站附近。与此同时，针对全公司实行统一核算，各分公司相互依赖、吃大锅饭、挥霍浪费严重等问题，取消了平定分公司建制，把其所属的各矿厂改由总公司直管，实行各矿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明确职责，健全了制度，并鼓励积极竞争，从而有效调动了各分公司的生产积极性；各矿矿长的主人翁意识也普遍增强，想方设法开源节流，煤炭产量迅速回升，企业面貌为之一新。
接着，崔总理又加大力度向官厅清算亩捐，渐将赎矿借垫之款收回。于是，添购机器，启动工程，以扩大生产；并派员调查平盂铁矿，以定开采方针；与正太路局订立奖励远销运煤减价办法，向交通部请准核减京汉运价，竭力扩大销路；改革内部机构，修改公司章程，致使公司各业一度复兴。
保晋公司的创立，特别是保晋总公司迁址阳泉，对阳泉工业的发展，乃至阳泉城市的形成和经济的腾飞，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正太路阳泉设站开启了阳泉文明之光，构筑了阳泉由农村向城市拓展之路的话；那幺，保晋公司的创立及其总部迁址阳泉，则是为阳泉这部奔驰的列车加上了动力。这不仅是因保晋公司的创立和发展，有效地维护了主权，保全了矿产资源，为阳泉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也不仅是因为保晋公司催生了本地民族资本，提高了商绅实力，使阳泉地区的商绅，在保晋公司合股联营模式的带动下，走向联合和扩张，资本实力得到增强，发展规模日渐扩大，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在本地的兴起和繁荣；更重要的是，保晋公司开创了阳泉以机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工业化阶段，开阳泉乃至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同时，也为阳泉工人阶级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以及中共阳泉地方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保晋公司的昨天，就没有我们阳泉的今天。在阳泉发展的历史上，保晋公司及其总公司的迁址阳泉，功不可没。

民军堵击清军

清宣统三年（1911）公历10月29日，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山西革命党人经过周密策划，在太原发动起义，并成立了山西军政府，推举阎锡山为都督，任命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乔煦为前敌司令，以两营兵力赴娘子关、固关一线布防，抵御清军的来袭。
山西毗邻京畿，形势至关重要。其北进可扼京汉铁路咽喉，制北京于死命；南退可联秦军之力，成北方之雄师。因此，对于山西军政府的成立，清廷绝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太原起义后不久，清廷即调任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率部进驻石家庄，准备开赴山西镇压革命。10月31日，吴的先头部队第十二协吴鸿昌部已进至井陉县域，与东路军姚以价部成遥相对峙之状。
但是，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本为孙中山兴中会会员，素怀革命反清大志。清廷虽委以山西巡抚重任，吴却不屑一顾，决意联合山西民军，形成进攻北京的凌厉之势。所以，其一面迷惑清廷，致电内阁谎称“与革军接战，革军不支，退守娘子关”；一面则加紧与山西民军联系，共商灭清大计。11月4日，吴禄贞与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商定组织“燕晋联军”，北上扫除清廷。不料，其卫队长马惠田被袁世凯用3万两现银收买，11月7日凌晨，马借会见吴禄贞之机，突然向吴射击，吴猝不及防，中弹而亡。这样，“燕晋联军”计划便成为泡影，石家庄一片混乱，原定开赴石家庄参与倒清的两营山西民军，只好又撤回娘子关。
11月15日，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命令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阎锡山率两标民军增援娘子关。12月9日，曹锟部攻击娘子关以东之雪花山，遭到民军顽强抵抗。10日，曹部绕开雪花山，向西进至乏驴岭，与民军展开激战。双方自晨3时战至午后1时，民军伤亡500余人，清军伤亡百余人。11日，当停战议和消息传遍全国时，曹锟及其所部却拒绝停战，甚至将平定州及娘子关绅民公推的前来请求停战议和的3名代表，也指为民军奸细而加以杀害。在这种情况下，12月12日，为保存实力，民军只好败退，娘子关失守。阎锡山也仓皇返回太原，山西军政府出现了危机。

孙中山两度莅阳泉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又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据史料记载，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了探索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前进道路，曾率领胡汉民等人，从南京先赴上海，继往武汉，再至福州、广州，最后又去华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间，他到过很多城市，也去过不少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是年9月，曾赴山西一行，并两度莅临阳泉。当时，《民立报》载：孙中山先生赴晋，一为满足晋人渴慕民国第一伟人之诚意；二为考察正太铁路及山西之矿产；三为视察娘子关等地战后状况；四为联合各界发展铁路政策。
第一次是1912年9月18日上午8时许，孙中山先生乘坐京汉铁路专车离开北京，经保定、石家庄进入山西境内。山西人民在娘子关车站搭起五彩绚丽的彩棚，各种建筑物上到处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隆重欢迎。山西都督府都督阎锡山、山西民军娘子关前锋司令部执事官蔡荣寿等军政民千余人到站迎候。中山先生一行下车与欢迎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尔后由李素（娘子关人，当时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陪同，观看了娘子关险隘的壮丽气势；登上城堡，瞻望了曾震动全国的娘子关民军与清军激战的战场。中山先生观后，不禁感慨万千。他高度称赞了山西军民响应南方起义、牵制清军南下的功绩。接着，又观看了水濂洞瀑布及附近的山水景观。他指着眼前的景色对随同的人们说：这里山水相连，山高关雄，无愧军事设防要地；特别是这里的水好，既可浇田，又可发电。
第二次是9月21日，中山先生在太原视察后离并赴津。当专车驶抵阳泉时，曾特意下车视察了简子沟煤矿、聚元煤矿、铁炉沟煤矿、燕子沟煤矿等一些煤铁矿区，询问了当地的煤铁储量。当他看到矿工们身背篓筐、口鼻含煤、挥镐工作的场面时，感慨万千，激动地说：“真是辛苦啊！”视察期间，他还一再嘱咐陪同的晋省官员：要“以平定煤冶（一说“铸”）太行铁”。
斗转星移，眨眼间，这件事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如果孙先生在天有灵，看到我们阳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2年10月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的前身）成立不久，即代表工人利益同路局交涉，要求为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生活待遇。路局对此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唆使工头与工人作对，甚至殴打报复工人。这些举动激起了工人的不满，盛怒之下，他们便包围了路局办公楼，同法国资本家展开说理斗争，并举行了罢工示威。此次有组织的斗争相持多日，到12月15日形成了高潮，发展成为正太路铁路工人的全线总罢工。当时，由传习所刚改名组建的石太铁路总工会布告全国，通报了罢工条件，还组织编印了《罢工月刊》，积极争取各路工会的声援与支持。
为了确保罢工斗争的胜利，阳泉分工会按照总工会的部署，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负责宣传、巡逻，维持秩序，保护机器，进行了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5日晨，全路工人纠察队臂戴袖章，一齐出动，控制了厂门、路口，包围了法国资本家的住宅和办公楼，并到各厂、锅炉房拉下了电门闸盒，切断了自来水源。6时整，汽笛长鸣，罢工开始，正太路全线随即陷入瘫痪。但在6时前，由太原开出的一列客车因未接到罢工通知，正驶往阳泉途中。总工会命令阳泉分工会，一定要把列车截在阳泉，同时要做好车上旅客的说服和安置工作。时任阳泉分工会副会长的梁永福接到命令后，立即作了传达、部署，组织起敢死队、纠察队、宣传队，提前等候在阳泉火车站，准备投入截车斗争。
上午11时，当那列由太原开往石家庄的客车驶入阳泉站时，纠察队员们便按计划分赴各个车厢，向旅客进行宣传，讲明罢工目的、意义，赢得了广大旅客的理解和支持。随即梁永福带领工人又去找站长，通知票房给旅客们退了票，还帮助旅客从附近农村雇上牲口驮运行李。工人们的行动使广大旅客非常感动，都表示支持工人的罢工行动。但该列车还挂有路局车务处总管白聂的专车。白聂蓄意破坏罢工，乘人不备，自己爬上机车，拉响汽笛，企图强行将车开走。梁永福见状，立即率领200余铁路工人，奋不顾身包围了车头。在场纠察队员也迅速登上机车，将白聂强行拖下。白聂无可奈何，只好狼狈地雇了一头骆驼回到了石家庄。这次截车斗争为整个罢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显示了阳泉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正太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使铁路当局非常惊恐，慌忙出动，四面求助。他们请太原和石家庄各报馆、警局、商会、矿务局等有关部门出面调停。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曾派代表与总工会疏通关系，但均遭到拒绝。到17日，总工会又发表了罢工的第二个宣言，再次要求路局必须答应工人的罢工条件。
正太铁路大罢工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声援，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都发来了声援电，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援助正太全路工友。汉冶萍总会、开滦五矿工会、京奉路唐山制造厂职工总会、津浦路工会等都先后发表声援电和寄来捐款。兄弟工会的声援大大鼓舞了正太铁路工人阶级的斗志，罢工一直坚持到12月26日，致使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法国资本家沙革心急如焚，经过劳资双方多次谈判，他只好全部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并将这些答复条款印制数千份，通告全国。至此，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全线工人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阳泉工人运动的开展；斗争实践也充分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才能由自发的反抗斗争转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在铁路工人的影响下，阳泉的煤矿工人也日益觉醒，酝酿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与矿主的斗争，从而为中共阳泉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阳泉党组织的创立

阳泉矿产资源丰富，煤铁业兴盛，交通便捷，所以，早在20世纪初保晋公司创立时，阳泉便成为山西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加之境内一些富商和士绅子弟在外读书，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不断把外界的新知识、新信息带回家乡；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罢工风潮，也通过正太铁路总工会不时传到阳泉。这便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阳泉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民国14年（1925）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王世隆、王鸿钧到阳泉地区开展建立党组织的活动。翌年1月，吸收平定中学学生甄梦笔（又名甄华）、黄信诚、王鹏年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成中共平定特别支部，甄梦笔为支部书记（支部代号为“石艾德”），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翌年改属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成为阳泉地区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其比1924年夏成立的山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只晚了一年半的时间。此前，担任正太铁路总工会阳泉分会副会长的工人领袖梁永福，在工人运动的锤炼中于1923年10月被吸收入党，成为阳泉地区第一名共产党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近80年的发展、壮大，到2005年，阳泉地方党组织已发展成为具有5个县区委、4个直属党工委、24个直属党委、170个基层党委、381个总支 、4546个党支部 、93028名党员，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坚强战斗堡垒。

平定起义与红二十四军创立

民国20年（1931）4月，遵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军事斗争和发展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把山西作为中国北方革命的重点”的战略决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精神，中共山西特委决定在驻平定的军阀高桂滋部（原系陕西的一个杂牌军，后改编为国民党陆军第11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时，高加入冯、阎一方，驻防山东，失利后移驻平定县城。该部中早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中级以下军官和士兵，很多人倾向于革命，有的秘密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发动起义，并委派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前往该部进行组织发动。7月3日，谷雄一到达平定，立即秘密召开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会议决定趁高桂滋到北平为其父祝寿之机，于4日晚12时举行起义。4日傍晚，发现起义计划泄露，于是临时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晚10时，起义信号发出，驻城隍庙的起义部队直扑上城敌司令部，营救被关押的同志；驻华岩庵、圣庙、南关坛巷真武庙的起义部队也迅速向上城集结；因驻东关教场的部队失去联系，故参加起义的仅有一团以及二团一部共8个连1200余人。由于地形不利，上城久攻不下，起义部队遂于黎明前撤出战斗，在东关友爱医院稍事整顿后，经泊里村、小河村，过桃河，跨正太路，经牵牛镇到达盂县清城。起义部队在此进行了整编，并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原名万锡黻，潜入高桂滋部的地下党负责人），政治委员苏亦雄（即谷雄一）；军下设两个纵队。整编后，部队经上社镇到五台县柏兰镇，一路歼敌前进。因五台境内有敌人重兵驻防，遂放弃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改向河北省的阜平进发，于7月17日攻克阜平县城。部队在这里开仓济贫，释放政治犯，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穷苦百姓积极参加红军，部队迅速扩展到2000多人。7月25日，召开了全县劳苦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在华北引起极大震动。敌人惊呼：红二十四军“事实虽小，情节甚大”，是“北方之朱毛”、“较之江西有过而无不及也”，故下令全力围剿，致使其最终被绞杀。

娘子关防御战

1937年10月上旬，日军在忻口战役未取得重大进展之后，为了策应在忻口的第五师团攻占太原，以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组成的“西进兵团”自保定出发向正定方向攻击，以图突破石家庄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继续西犯。10月14日，日军在占领井陉后即进至苇泽关、旧关一线。10月19日，负责指挥“西进兵团”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接上级命令：“须攻击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平定）。”于是，以右纵队（即雪花山至旧关一线）沿井陉—新关—石门大道及其以北攻击中国守军；以左纵队沿微水镇—测鱼镇—石门大道地区前进，进入中国守军的背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陆空配合，来势凶猛。
在日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10月10日，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便派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指挥作战，策定了娘子关作战的指导要领，从而拉开了娘子关防御战的序幕。其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曾先后两次亲赴娘子关视察，与黄绍竑共商作战大计，勉励娘子关前线的国民党官兵英勇抗战。
娘子关战役是先从雪花山阻击战开始的。雪花山位于娘子关外偏东南的高地上，其得失关系到娘子关的安危。1937年10月11日～12日，日军在大批战机的掩护下攻陷井陉、长生口和大小龙窝。从13日～19日，扼守雪花山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赵寿山之十七师在乏驴岭多次发起反攻。但因乏驴岭无防御工事，加之日军有20多架飞机与地面炮火的配合，致使雪花山很快失守。10月14日～19日，曾万钟所率的第三军与进至旧关一线的日军在关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来援的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在毫无隐蔽的石山上，用山西造的滚山雷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人伤亡六七千人以上，我军伤亡更多。特别是三十八军团教导团几乎全团殉国，敌我双方处于胶着对峙状态。
日军占领雪花山后，急调兵增援，并倾其大炮、飞机、骑兵、机械化部队，猛扑娘子关正面，企图突破中国守军右翼阵地。在遭遇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后，日军迅即改变战术，将主力向娘子关以南的旧关迂回。于是，中国守军又大部撤到固关防守，与日军展开争夺固关的激战。从10月20日开始，由晋北回援娘子关的孙连仲所属第三十军三十师八十八旅任泮澜部在北峪、第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黄樵松部和晋绥军新编第十团在南峪一带协同作战，阻敌前进。经过数日血战，到10月24日，日军仍未能突破固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狡诈的日军此时又变换手法，采取了迂回包围的战术，以左纵队一个旅团沿河北井陉南窜至元氏、赞皇一带，于10月25日晨，由河北省元氏经雁过口西犯，并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抢占了平定县东回高地。仓促应战的川军王志远部虽浴血奋战5个小时，仍未能夺回高地。而此时，阳泉境内正太铁路已被切断，加之通往旧关和平定城的要冲柏井驿也已失守，致使局势急转直下。虽有八路军一二九师在马山七亘两次设伏的侧翼配合，有力地牵制了敌人西进，但终究大势难抵。10月26日，部署在娘子关前线的中国守军，除八路军继续顽强抗击日军外，其余的均纷纷后撤。日军右纵队在占领晋东门户娘子关后疾速向阳泉推进；左纵队向平定推进。10月27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驰援阳泉，配合国民党守军抵抗日军的进击，协助曾万钟部、邓锡侯部和王奇峰骑兵第四师等突破日军的包围，脱离了险境。同日，邓锡侯部为阻滞日军西进炸毁阳泉五渡大桥后撤退。10月29日，日军占领了平定，继之30日占领了晋东重镇阳泉，娘子关阻击战悲壮告结。这样，正太线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溃乱，日军形成了从东、北两面夹攻太原之势。
由国共两党军队团结并肩英勇抗敌的娘子关防御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仅凭残缺工事，抗击着配有飞机、大炮和优势兵力的日本侵略者，以损失将士2.7万人之代价，打死打伤日军数千人，阻敌前进20余天，延滞了日军占领太原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在“一个月侵吞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爱国主义壮烈篇章。

刘伯承师长在阳泉

1937年10月中旬，沿北同蒲路向太原进攻的日军在忻口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后，即以二十、一0八两个师团和一0九师团的一个旅团组成的“西进兵团”，由川岸文三郎指挥，沿正太路西进，以期与忻口之敌会攻太原，来势很凶。为阻日军西犯，阎锡山急调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孙连仲部、第十四军团冯钦哉部、第三军曾万钟部开赴娘子关，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统一指挥，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情势甚急。
10月16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增援娘子关的电报指示，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奉命率师部机关及三八六旅到达阳泉，执行侧击日军、配合中国守军加强东线防务任务。除师部留驻阳泉义井村（今属阳泉市郊区）外，刘伯承师长及三八六旅各团连夜即赶到平定城东30里的石门口村（今属石门口乡）；19日，又带领一部分人马到达平定县东南的七亘、马山（今属东回镇）一带，准备插到进攻娘子关之敌的侧后，寻机歼敌。与此同时，派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另一部分人马绕到河北省井陉县境内的支沙口，在晋冀两省交界的山区展开游击战，给占据长生口之敌以有力打击，牵制其西进。
在娘子关东南，由测鱼镇（今属河北省井陉县）通向平定城的公路上，有个七亘村。其四面环山，重峦迭嶂，素有“龙虎环抱”之称。当时，日军因娘子关易守难攻，便命令鲤登部队的一部分向娘子关正面突破，而大部分主力则取道九龙关和测鱼口，欲迂回平定，切断娘子关守军的后路。刘伯承师长根据掌握的敌情获悉，日军迂回部队正向平定开进，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到达测鱼镇宿营。他判断敌先头部队已过，后续及辎重部队必然要从七亘村经过。这是伏击敌人的极好战机。于是，22日，便令七七一团赶到七亘村附近的营庄布置阵地，修筑工事。不料，被敌机发现，当夜即来偷袭。七七一团一部猝不及防，受到了损失，一度与师部失去了联系。25日，国民党第二军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闻讯后给刘伯承打来电话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怎幺行，还是撤吧！”这时，七七一团已经七八个小时没有音讯了，情况不明。刘师长对李达（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同志说：“游击战行不行，过后打给他们看看。”接着，他便安排李达带着宋任穷（时任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和几位参谋，一行30多人来到七亘村附近的山岗上，查看地形，寻找失去联络的部队。
突然，对面山后传来了枪声，而且枪声越来越近。刘师长一行正准备分散撤离，敌人已向这里射击了。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只是一小股探路摸情况的流动哨兵，警卫班三下五去二就把他们解决了。不料，在转移途中，刚过了两道山脊，又发现有几个日军端着枪向刘师长一行冲来。警卫班连忙开火，击毙了这几个亡命之徒。当时，有一名通讯员负了伤，刘师长就把自己的马让给这位伤员骑，自己下来步行。伤员很不好意思，推搡着怎幺也不肯骑首长的马。后来，还是刘师长下了“命令”，众人才把他抬到了马背上。
几小时后，刘师长一行终于摆脱了敌人，重新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同志们看到刘师长安然无恙，一颗颗悬着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就在这时，又有一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使刚刚平静了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出于安全考虑，大家都劝刘师长快点离开这里。
“着急什幺，我们再看看附近的地形。” 刘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阵，发现七七一团的阵地上战士不时从防空工事里向外张望，而敌人的炮兵则在那架侦察机的指示下拼命打炮。于是，他笑着对大家说：“看来，那些战士在演《草船借箭》，我们在演《空城计》呀！”下午四时左右，中断14个小时通讯联络之后，七七一团终于与师部电话联系上了。他们汇报了遭敌人突袭的战况及损失情况后，刘师长安排七七一团撤下火线休息整顿，尔后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了检讨报告，说“部队遭受突袭，这是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中央首长传阅了这份报告，毛泽东主席看了报告之后，于10月25日电示集总和各师：“速胜之后，必生骄气，轻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期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批评是严厉的，但也是诚恳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严酷的对敌斗争条件下，党内、军内的政治生活多幺严肃、认真，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多幺纯正、真诚。特别是刘师长，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下级有了疏忽，没有责备他们，而是主动向上级写检讨，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和品格，真令人感动、钦佩！
由于认真总结了七七一团遭袭的经验教训，又冒着风险亲自进行了实地调查，所以，10月26日～28日，刘伯承师长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在七亘连续两次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400多匹及大批食品和军用物资，创造了军事上“重迭设伏”的著名战例。这是一二九师继晋北夜袭阳明堡敌机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晋东前线的又一次大胜利。这次战斗，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部一千余人，也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同时，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从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中，找到了山西省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系日军从阎锡山的军用仓库中抢劫的）。
刘师长见到这两份地图，喜出望外。他风趣地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这幺小气，而对日本人却如此大方！”
七亘战斗结束后，当地300多名群众帮助部队一起打扫战场，清理、收整战利品。年近六旬的董三元老汉，把自己收集到的一挺轻机枪亲手交给了部队。刘伯承得悉后，特意赠给他一块军毯，以作纪念，并夸赞他是“支前抗敌的老英雄”。这一佳话后被载入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阳泉历史》一书。

七亘大捷

七亘是平定县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是古石门关所在地。这里重峦迭障，沟壑纵横，地势十分险要，古有“龙虎环抱”之喻。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此创造了重迭设伏取胜的著名战例。
民国26年（1937）10月24日，日军沿测鱼——马山大道西犯，并于当晚越过七亘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得知这个情况后，对敌情进行了全面分析。他判定七亘是日军由测鱼入晋的必经之地，其先头部队已过，后续及辎重部队必然紧接着也要从这里经过。于是命令第七七二团三营在此设伏，利用有利地形，伺机歼敌。
26日上午，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果然迤逦前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战士居高临下，以机枪和手榴弹猛烈袭击敌人，接着又发起冲锋，与敌展开肉搏厮杀。敌后卫部队见势不妙，循原路回窜，又遭团侦察班伏击。战斗结果，共歼敌300余人，缴??
?骡马300余
匹及一批军用物资。
战斗胜利后，刘伯承认为，日军有大批物资急需向前运送，同时日军又迷信中国古代兵法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将以为八路军不会以原样章法再战，故其辎重部队必然再次从七亘经过。于是一面制造假象，佯作他去；一面再令七七二团三营在原地设伏。28日上午，日军果然再次前来，只是比前一次更加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三营战士机智顽强，猛打猛冲，战至黄昏，毙敌百余，缴获骆驼和骡马124匹及一批军用物资，余敌分别向东西两头逃窜。这是中国军队在娘子关前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敌人向太原的进攻，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同时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信心和决心。七亘群众至今仍在传诵着刘伯承师长两次设伏袭击日军的佳话。

朱德夜宿东白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帷幕。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驻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朱德、任弼时亲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出师华北战场。10月23日，总部由五台县南茹村出发，于次日上午到达盂县上社村，24日由上社村继续南进，下午4点多，来到县城西的东白水村。
朱总司令到达白水村后，不顾长途行军的疲累，当即接见了盂（县）、平（定）、阳（曲）、寿（阳）、榆（次）五县特委书记刘道生同志，听取了关于盂、平、阳、寿、榆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工作汇报。朱老总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扩大盂县一带的抗日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做了重要的指示。
朱老总身着灰色军装，头戴钢盔，腰扎皮带，骑着一匹大青马，虽已年过半百，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慈祥可亲。当时，美国进步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也随部队一块行动。次日，当人们还沉浸在黎明前的睡梦中时，朱老总早已率领人马又踏上了前进的征程。在盂期间，总部干部、战士，还为群众担水、扫院，同当地群众促膝谈心，宣传抗日道理，给驻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军暴行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的铁蹄踏入娘子关、旧关后，即向平定、阳泉进发，沿途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7年10月25日，日军由马山绕道攻占旧关，路经前小川、固驿铺两村时，向村里的无辜百姓疯狂掠杀。在前小川，日军两次进村抓鸡逮羊，抢牛夺粮，并且见人就抓，全村先后有23名妇女被迫跳井自杀，另有43名老百姓被抓活埋。仅一天一夜，日军在该村就屠杀村民92人，烧毁房屋100多间，杀掉牛、驴60多头，羊350多只，烧抢的粮食、农具不计其数。在固驿铺村，日军将一个10岁的男孩打了活靶；将女青年刘秀妮奸污后又用战刀劈成两半；80多岁的李三泰老汉被日军的刺刀捅得血肉模糊；有十几个体弱的老人藏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日军发现后全部捅死。10月26日，日军松板三郎带领三四十名士兵侵入旧关村，村内被日军烧死的、砍杀的、用汽车压成肉泥的以及与日军拼死搏斗同归于尽的达42人。日军还从该村抢走粮食5万多公斤，烧毁房屋1000余间，掠杀大牲畜百余头。随后，日军又经新关、槐树铺一路烧杀，两村共有60多人被杀害。
10月27日，在桥头村，日军挨门逐户地搜查，见人就抓，见妇女就轮奸。乡亲们忍无可忍，与日军殊死相拼，因手无寸铁，寡不敌众，全被捆绑起来。日军从人群中拽出被轮奸过的7名赤裸着的妇女，用刺刀将其捅死。灭绝人性的日军又将这些被杀妇女的心脏和肚肠挖挑出来放在死者的脸上，狞笑着强迫百姓“围观”。第三天，日军开始搜山，将躲避在山上的200多村民全部搜出押到一座小石桥边。日军先把一小脚妇女拉出来，强行将她的衣裤、鞋袜脱掉，戏弄、取笑、拍照。怒火中烧的青壮年们扑向日军，但最终被日军用刺刀逼到桥边的一间屋子里，从中抓出37名男女青年，一个日本军官举起洋刀将这些人的头全部砍下，桥上桥下顿时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日军在桥头村4天共杀害村民117人，烧毁房屋170余间，抢走牲畜120多头，抢走的粮食除喂马之外，被全部烧光。同日，日军自西郊向县城进发，绕山路闯入东沟村，烧杀抢掠一昼夜，有81人惨遭杀害。10月29日晚，日军第二十师团侵入县城附近的北磛石村，将村中的粮食、牛、羊、鸡等抢劫一空。次日晨，又将藏在土窑洞里的3名村民绑至村中的大粪坑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还将4名村民绑至蛤蟆沟当活靶枪杀。与此同时，另一路沿董寨、巨城西犯之日军，在向阳泉进发的路上，放火烧了巨城学校，并在上白泉村公所门前刺死21名青壮年。
从娘子关失守至阳泉、平定沦陷仅5天时间，日军在沿路村庄共烧杀村民480人。日军进占平定、阳泉后，即把阳泉作为其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设立兵站，建立炮楼，并在平定县城组建伪政权，安设了司令部。1938年1月9日，又占领了盂县城，开始了对阳泉人民长达八年的法西斯统治。八年间，日军不但制造了马家庄、活川口、大西庄等23起重大惨案，而且惨无人道地推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轮番“扫荡”、“蚕食”、“清乡”、“治安强化”，致使境内先后有2.4万余人被惨杀，3.9万余人致伤、致残和失踪，17万余间房屋、窑洞被烧毁，其它财产损失难以数计。其罪恶行径真可谓是灭绝人性，罄竹难书！

百团大战在阳泉

民国29年（1940），日军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一面对国民党加紧诱降、逼降，一面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封锁和“围剿”。他们以铁路、公路为“链”，以据点驻军为“锁”，广筑炮楼，实行“囚笼政策”，妄图将根据地军民困死、饿死。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同时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影响时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起“百团大战”，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对日军控制的铁路、公路实行总破击。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阳泉适为第一阶段的中心战场。自8月20日至9月10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九师各以15个主力团破袭阳泉至娘子关、阳泉至榆次间的正太铁路。在各县地方武装及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下，八路军各部在本境的作战取得了巨大战果，先后攻克狮脑山、赛鱼、测石、坡头、狼峪、娘子关、程家、移穰、乱流、冶西、落摩寺、桑掌、上社、下社、东会里、苌池、兴道、东关头等20余个据点，日伪军被迫龟缩在阳泉镇、平定城和盂县城等少数城镇和据点里，正太路阳泉境内100多公里的铁路线悉被破坏，致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后勤供应全部中断。根据地的党政干部、游击队、民兵及广大群众以极大的战斗热情，在“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口号下，组织运输队、担架队、破交团、通信班、除奸组等，冒着枪林弹雨，积极参战支前；妇女、儿童担负起慰问和护理伤病员的工作。据统计，在百团大战中，平定（路北）、平（定）东、平（定）西三县民兵直接参战7400多人次，支前群众达十余万人；盂县仅随主力部队行动的担架队就有1000多人。
其间，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士于8月20日夜至8月28日，在狮脑山巅坚守七昼夜，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和飞机的轮番轰炸，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破袭任务的完成，最为著名，影响深远。

岔口空村斗争

抗日战争中，阳泉人民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因地制宜，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联防战、围困战等战术，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间，发生在1943年冬的岔口空村斗争影响深远，功绩卓著。
由于连续不断的“围剿”、“扫荡”、“蚕食”，1943年，阳泉境内的抗日形势仍十分严峻。特别是秋季大扫荡结束后，日军不仅在盂县的仙人村、交口一带组织了地主武装红枪会，在平定的水峪、圪套一带组织了棒棒队，而且于是年的十月二十三日（农历），先后在岔口、西南舁等地建立了据点，企图把根据地彻底摧垮。
岔口当时是平定北乡的一个集镇，人口将近有800人。村里有一些小商店，不断与河底、巨城有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村里有一条大河沟（除雨季外，常年无水），北通郝家庄、东峪井、甘泉井等地，南通岳家庄、北庄头、巨城等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因此，平定（路北）县抗日政府的公安局、县大队常住在这里；县委、县政府及部分机关、团体也常住在附近的郝家庄、东峪井、甘泉井以及理家庄一带，是伪军经常关注和袭击的重点目标。所以，日军此次来岔口建立据点，修筑碉堡，绝非权宜之计，而是要以此为基地，层层推进，围攻晋察冀边区腹地。如同插入我心脏地区的一把尖刀，它威胁着我与一、二、四、五、六区（岔口村时属三区）的联系。为此，驻在岔口和附近各村的县级机关只好暂时撤离，转移到同盂县交界的沙井一带。
为了粉碎日军的这一阴谋，中共平定（路北）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岔口空村斗争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梁晋平任总指挥，坐阵理家庄；三区领导全力以赴；各村干部、群众密切配合；岔口村778名群众整体外迁，被分别安置在理家庄、食足、马上固、东庄头等17个村庄，使岔口成了一座空村。经过时达八个多月的围困、骚扰、突袭等斗争，敌人被迫于1944年农历六月撤走，岔口人民最终取得了这场围困战的胜利。
其间，县、区、村三级党政领导火线指挥，巧于调遣，对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斗争的起始阶段，面对全副武装的180多名日伪军，要动员全村群众一个不留，离开自己多年经营、朝夕相伴的家园，任敌人去占领、去践踏，谈何容易！群众撤村后，一下安排这七八百人的住宿、生计，多幺艰难！如何制服敌人，使其阴谋破产，无法留存，尽早滚蛋，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一切，在党的领导下，凭借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优势和党政、军政、干群在斗争中结成的鱼水情谊，均被一一攻克了。
在长达8个多月的空村斗争中，作为总指挥的梁晋平，就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蹲守在距岔口仅有8里地的理家庄，和县、区、村干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指挥战斗。为了便于工作，指挥部还特意在理家庄设立了岔口村公所，负责妥善安置转移出来的群众生活；同时发动根据地各村发扬阶级友爱的风格，互救互帮，挤房子住，借粮食吃，甚至让出部分土地和生产农具，供岔口群众种菜度荒；县区政府还有计划地组织一些青壮年，从理家庄、狮子城等地，驮上煤炭往河北平山县的清风、塔崖、洪子店一带运输，以维持生计；无运力的贫困户，由政府予以救济（1944年春节，为了让岔口村老百姓都吃上饺子，县政府特拨出小麦2000多斤，分发到各家各户）。
岔口空村斗争中，各村民兵特别是岔口村民兵，首当其冲，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比如敌人刚入村时，只有青壮年和中老年人撤了出来，粮食、衣物及一些老弱病残仍坚壁在村中的地道里和山沟的窑洞里。因敌人在村子的鸡凤垴等山头上修了碉堡，白天不能行动，民兵们便在夜间封锁住敌人的碉堡，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先把老弱病残背了出来；接着又将坚壁的20多万斤粮食和一些衣物、必要的用具运了出来。1944年的春天，民兵们身带武装和农具，回村将3000多亩土地进行了播种；夏季，回去进行了锄耧，还利用晚上的时间抢收了小麦。为了赶走敌人，民兵们从黑掌村割来臭檀木扔进水窖，断了水源，迫使敌人不得不到20多里外的巨城去驮饮用水。与此同时，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村民兵联合放哨，联手作战，使岔口据点的日伪军四面被困，成了瓮中之鳖，难以活动，而且常常遭到民兵们的突袭。在这种人空、粮绝、水断的境遇下，日伪军惶惶不安地在岔口村盘踞了8个半月之后，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岔口空村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创造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又一奇迹。岔口村因此荣获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的“抗日模范村”称号；村长王拉寿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村长”。

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阳泉属于革命老区，其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华北敌后战场战略支点的前哨角色，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境内解放区还以极大的精力、人力、物力支援了全省和省外的解放军作战，成为支援全省、全国解放战争的晋东本营，起到了“四个基地”的作用。一是向外扩展的基地。这一作用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从1938年八路军主力向周边省区扩展到1948年11月聂荣臻率华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参加平津战役，乃至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部分部队移师山西境外，解放大西北。其间，作为老解放区的阳泉，对于新区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丰富，组织上的充实，力量上的壮大，工作经验的  传播，以及根据地、解放区的由少增多、由弱变强，都起了支持向外扩展的作用。二是兵员补充基地。三年解放战争，市、县从1946年6月至1947年10月共有四次新的扩兵，有11192名青壮年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三是干部输出基地。三年解放战争，市、县从1947年11月至1949年8月，先后6次共选派511名优秀青壮年干部南下北上，到绥远、湖南、湖北、福建、陕西、河南、四川、广西、江西等地工作，开辟新解放区，后来大多数成为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骨干。四是后勤支前基地。解放战争时期，市、县在组织支援晋中战役和解放太原战役中，共有8800多民兵、民工参战支前，有1470多副担架、3100多辆大、小车支前。市、县还把盛产的煤、铁、硫磺及火药、手榴弹、地雷、炮弹壳等军用品源源不断运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曾赞扬说：“阳泉市虽然不大，但支援解放战争的贡献不小。”1948年5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西延安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组织和指挥三大战役。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平定（路北）县委发动组织群众，以理家庄为中心，连同附近村成立了一支后方运输队，历经数月，靠人力畜力翻山越岭向西柏坡送炭，结束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自延安以来靠柴、牛粪和木炭做饭、取暖的历史，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称赞。应该说，这是阳泉地方党史上的一个骄人亮点，它充分体现了老区人民胸怀全局、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也是阳泉儿女为祖国解放和建设做出的一份特殊贡献。

阳泉解放建市

阳泉在设市前一直归平定县所辖，系平定县直属的一个集镇，当时，曾设有街公所，首任街长为张杰。1937年10月日军侵占阳泉后，即把其旅团司令部设在阳泉，并将其三五九五步兵大队和三五九四炮兵大队布防于桃河两岸的西营盘和东营盘，福地中队和日伪宪兵中队驻扎在油篓沟，同时还在阳泉镇成立了伪公安局及警备队等组织，准备长期占领。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于是年冬，即派少将司令荆谊率领绥靖保安十总队两个团和保安二团一部驻扎阳泉和荫营，并派保安三团主力驻守平定县城和占据娘子关天险，派保安第五大队控制狮脑山制高点。与此同时，他还在阳泉设置了山西省第二专员公署，负责统辖平定、昔阳、和顺、辽县（今左权县）、榆社、寿阳和盂县七县，并建立了一整套反动统治机构，妄图与共产党对峙，在山西建立独裁政权。
解放战争打响后，地处正太路中点的阳泉成为国共两军关注和争夺的战略重点。面对阎锡山的严密设防，担负攻克阳泉任务的晋察冀军区部队经过精心组织，做出了周密部署：由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直插阳泉以西；杨成武负责指挥第三纵队从阳泉以东一线的攻击；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担任预备队，随时待命参战。1947年4月中旬，各纵队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隐蔽集结，对阳泉实施了紧缩包围。接着，从4月20日起，第二纵队一鼓作气荡平了阳泉以北、盂县以南阎军的全部据点；4月25日，第三纵队主力攻克娘子关天险后，一路攻击前进，直逼阳泉；4月24日，第三纵队九旅攻克凤台山据点，扫除平定城外围60多个阎军碉堡后，与友军太行军区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及平定（路南）县独立团等联手，对平定城展开了总攻；4月29日，第二纵队一部攻克阳泉以西的马首、上湖车站，切断了寿阳至太原的联系；第四纵队则进至桑掌、芹泉一带，控制了阳泉至寿阳间铁路线。这样，驻守阳泉的阎军，孤立无援，四面楚歌，晋察冀军区部队兵临城下，形成了会攻之势。5月2日，解放了平定县城的第三纵队主力八旅开进了阳泉，驻守阳泉的阎军除十总队保安第五大队固守狮脑山作掩护外，其余均会同蒋阎阳泉行署党政机关一起弃城逃窜。阳泉获得解放。 5月4日，在三纵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被围困在狮脑山上的阎军十总队保安第五大队及其家属随从全部交械投降。而向盂县西南方向逃窜的阳泉之敌，逃至秋子峪、郭村西部地带时，遭到晋察冀二纵队五旅十九团截击。当日下午五时，阎军十总队两个团及奋斗团、爱乡团、保安团等官兵1万余人被全歼；生俘敌十总队少将司令荆谊、参谋长杨俊和、二团团长张国栋、三团团长白瑞珍及所属官兵2500余众。伪阳泉行署专员李崇才、伪平定县县长焦光三同时被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随着盂县、平定、阳泉的相继解放，阳泉地区全境成为解放区。1947年5月4日，鉴于阳泉的区位特点、资源优势和政治需要，中共冀晋区党委决定，将阳泉镇及附近的平潭垴、平潭街和小阳泉等3个村由平定县划出，设立阳泉市，成立了中共阳泉市委和阳泉市人民政府，并任命智生元为中共阳泉市委书记兼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从此，阳泉作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第一座人民城市，其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华北人民政府移居阳泉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略重心向蒋管区的南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委于1948年3月2日～27日召开了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并在两个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合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同年8月7日至19日，即在石家庄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兰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当时，中央交付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
10月30日，为防御国民党“剿总”傅作义部队偷袭石家庄，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机关及一部分职能部门，从石家庄暂时转移到阳泉市和平定县城。同时迁来的还有延安第二保育院、和平保育院、干部疗养院、荣残小学、华北制药厂等。此外，华北人民政府保卫部所管的战俘训练班，也从井陉疏散到阳泉的荫营。其间，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兰公武、杨秀峰等主要领导十分关心这里的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工商业发展及文化教育问题，百忙之中听取了阳泉市委和平定县委的汇报，并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左”的情况作了重要指示，给予了具体有力的指导。11月7日，由于国民党偷袭石家庄的企图失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便又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随后，战俘训练班也重新返回井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阳泉、平定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体恤民情、重视知识的优良作风和达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及博大胸怀，却给阳泉、平定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平定县委副书记、曾参加过向董老、谢老汇报工作的刘松青，在40多年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次谢老来平定时间虽短，但给我上了三大课：睡地板，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作风，给我上了党风课；爱惜书本，重视知识，给我上了学习课；市面工商户的房子问题，不能乱没收，要讲政策，给我上了调查课。几十年来，每当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时，我就想到了这‘三大课’并能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它对我的工作、成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华国锋在盂成婚

1948年10月，华国锋同志随中共晋中一地委机关迁至盂县，下塌于北关村傅兰芳家。
当时，北方广大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全国的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各解放区人民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
11月下旬，任晋中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华国锋和地委机关干部韩芝俊结为伉俪，并在地委书记赵鹏飞同志下塌的闫中昌（曾为盂县二中政教处主任）家举行了结婚典礼。婚礼仪式既简单又热闹，充满了欢乐和谐的气氛。在赵鹏飞住的西屋门框上方，挂了一幅毛主席像，像两旁插了两面红旗，门前摆放着两张合并在一起的方桌，上面放着一些水果、稀蛋子等。地委机关全体同志和各房东以及邻近的乡亲们参加了婚礼。盂县县委书记田泽仁为证婚人并主持仪式，他宣布典礼开始后首先由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向房东和乡亲们行礼。接着，在众人的逗笑声中和催促下，28岁的华国锋及韩芝俊简略地向大家介绍了他们认识和相爱的过程。典礼在欢笑声中结束后，地委机关特意准备了几桌便饭，招待地、县机关同志和房东。
1949年春，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华国锋夫妇离开工作和生活了近5个月的盂县，随晋中一地委抽调的干部一同踏上南下征途。

反把头斗争

195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阳泉国营煤矿存在严重问题，封建把头剥削工人，生产计划屡遭破坏》的长篇调查报告，公开揭露了阳泉国营煤矿存在的把头制现象。同日，燃料工业部也发出了《关于全国各煤矿废除把头制的通令》，24日政务院又通过了《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头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山西省委、榆次地委和阳泉工矿区委对这一问题均高度重视。此时，正在召开的阳泉工矿区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专门就城市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会上，工矿区委对于解放后封建把头制度还继续存在的问题，从思想上、工作上进行了认真检讨。会议就彻底废除阳泉存在的封建把头制度，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后，工矿区委又发出了《关于公营煤矿废除把头制的指示》，并决定派出工作组首先在阳泉矿务局（阳泉矿务局于1950年1月7日成立）开展这一运动。省、地、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深入到阳泉矿务局所属煤矿后，先召开了反把头动员会议，宣传讲解党的政策，阐述反把头斗争的重要意义；然后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别深入到工房、宿舍访贫问苦，向工人讲解封建把头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发动群众参加反把头斗争。通过动员会、小组讨论会、各方面人员座谈会以及个别谈心等形式，使不少苦大仇深、受尽封建把头剥削的工人纷纷起来揭发、控诉把头欺压工人的罪行。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局就揭露出大小把头174名。工作组和煤矿党政领导对每个把头的剥削行为分别整理了专门材料，并依据党的政策和工人群众的意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给予留用、调用、调训、辞退、开除等处分，对其中罪行严重的还依法进行了惩处。在此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从工人中选出60多名办事公道、作风正派的人担负起了矿上各个环节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局、矿两级还选举产生了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之后，在工矿区地方国营煤矿和私营煤矿以及人力搬运等行业中，也陆续开展了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的斗争。到1950年底，在工矿区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封建把头制度被彻底推翻，从而使广大工人群众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他们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李桂林事件”

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阳泉工矿区（1952年4月改称阳泉市）于1952年1月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和职员中，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同年3月，为击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全区工商界又组织发动了以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到1952年9月，阳泉地区大面积的“三反” “五反”运动基本结束。但是，仍存在某些黑暗角落。在其后的1954年，阳泉市发生了一起因检举揭发贪污问题而遭到打击报复，导致揭发人上吊自杀的严重事件，即“李桂林事件”。
李桂林原系阳泉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炊事员，因检举揭发该社伙食管理员的贪污盗窃行为，被反诬为“表现不好”、“妨害团结”，甚至受到该社个别领导和当事人的打击迫害，李桂林因此而上吊自杀。事后，《人民日报》于1954年12月24日刊登了《不能让黑暗的角落继续存在》的社论，对李桂林被迫自杀事件进行了报道。此事引起了山西省委和阳泉市委的高度重视，阳泉市司法部部门组织专门力量侦破了这一案件，并于1955年3月14日召开公审大会，对该案主要犯罪人进行了公开宣判。阳泉市委对该社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还就此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市第一次党代会上专门作了相应的决议，教育全党。

石太线实施电气化复线工程改造

石太线（原名正太路，起于石家庄，止于太原，全长236公里）是连接冀晋、横贯阳泉市境（在阳泉境内长达69公里，占总线路的29.24%）的大动脉，它的修建，对阳泉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说“阳泉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此话不假。20世纪初，今阳泉市区还是一片乱石滚滚的荒滩，1906年正太路修到平潭设立阳泉站后，以火车站为中心，逐渐有了店铺、商业、服务业，尔后修了街道，建了公共设施，形成了集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变成日军和国民党政府控制晋东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1947年5月解放设市后，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而这一切，都与这条铁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由于正太路修建时承建方（法国人）偷工减料、质量标准极低，修建过程中又将原定的标准轨改为轻型窄轨，其他许多技术参数也均进行了改动，造成营运后诸多“先天不足”；加之连年的战争，铁路几经破坏，导致运输能力大打折扣，难以适应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需求。面对此种情况，1951年，国家对石太线进行了技术改造；1952年，又对阳泉站和白羊墅站进行了局部扩建，并增添和改善了一些货运设备，有效提高了境内铁路的运输能力。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山西作为全国的一个资源大省、能源重化工基地，担负着给许多省、市供应煤、铁和多种矿产物资的重任，所以，境内铁路运能和运量的矛盾依旧十分突出。为此，1956年，国家下决心开始动工修筑石太路复线。1958年7月，石家庄至阳泉段复线竣工交付营运；接着，又对阳泉至太原段进行技术改造和复线建设。技术改造于1960年完成，复线建设于1972年完成。石太复线贯通后，全线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以阳泉站为例，1972年全年的货运量为847.54万吨，客运为85.09人次，比复线未修前的1955年，分别增长了2.16倍和1.06倍。
尽管如此，铁路运输现状还是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70年代，山西全省的煤炭产量较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40多倍，外需量增长90多倍，而铁路运输能力只增加了5倍。1973年，石太线上行货运量为2100万吨，而是年仅阳泉的煤炭产量就达1325.54万吨，运输能力明显不足。由此便造成煤炭的积压、自燃、风化、水冲等现象，许多中小煤矿不得不“以运定产”。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南、辽宁等省市的许多工厂因缺煤而开工不足，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1974年，国家又决定对石太线进行电气化改造。经过历时8年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1982年9月，石太线电气化改造工程告竣。其间，在阳泉境内主要改造了娘子关站、乱流站等13个站场，改造了曲线半径300米以下的线路，改造整治了19座桥梁、隧道，新建了白羊墅编组站（1级3场36股道）、简子沟编组站（22股道），还进一步改造了阳泉站和赛鱼站。
石太线电气化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第一条电气化复线铁路的诞生。其东端与京广、石德线相接，西端与同蒲、太焦线相通，中间与正在施工中的阳涉线、阳盂线接轨，从而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沿线城乡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阳泉为例，石太线电气化复线工程全线贯通后的1983年，货运量达到1332.16万吨，客运量达到128.82万人，比改造前的1974年，分别提高了37.37%和52.25%；同时，在运输工作中，还加强了运转、货运、装卸之间的协调配合，做到了快装、快卸、快甩、快挂、快送，压缩停时，消除货场堵塞，加速货场运转，增强各货场吞吐能力，使年货场发运量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逐年上升，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郭沫若题诗赞阳泉

1965年12月上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中国现代杰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郭沫若赴山西考察。其间，于12月7日曾到阳泉作短暂视察，并夜宿阳泉宾馆。当诗人看到阳泉灯火辉煌的夜景，特别是听说阳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凭借丰厚的矿产资源，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全力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不由诗兴大发，慨然挥毫，草就了《赞阳泉》七律一首。其诗曰“飚轮迎月入阳泉，灯电照明半壁天。争赞浑如到香岛，飞来仿佛遇桃源。倒流瀑布浇坡地，揭破地层夺铝矾。廿六万人学二大，行看奇迹创空前。”这是对阳泉人民的极大鼓舞和激励，40多年来，人们不但把这首题诗收进了《阳泉市志》、《阳泉百科全书》、《阳泉画册》等重要文献中广为传播，有的人还特意把它印制成条幅或各种美术工艺品，当作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供人们欣赏、收藏。至今，这首题诗及手迹仍镶嵌在阳泉宾馆的大厅墙壁上，格调高雅，风格独到，堪称是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常常让到此的客人驻足观赏，赞叹不已。
除此而外，郭老阳泉之行还题写了一首《过娘子关》的七律。其诗曰：“娘子关头悬瀑布，飞腾入谷化潜龙。茫茫大野银锄阵，迭迭崇山铁轨通。回顾陡惊溶碧玉，倒流将见吸长虹。坡地二十六万亩，跨过长江待望中。”此诗后收入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记游诗选注》一书，该书由林东海、史为乐选注。

阳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在中国各省、地、县特别是广大农村，曾大张旗鼓地搞过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阳泉是大寨的近邻，今阳泉所属的3个农业县区中，平定和盂县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同昔阳县一起均属晋中专区管辖，所以，较之其它县区来说，学大寨的步伐要早，而且更快一些。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但大寨的干部群众，在灾情面前没有悲观失望，没有退缩，而是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与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响亮地提出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并要做到统购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为此，中共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的基础上，于1963年11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学习。当时，盂县以大寨为榜样，通过照镜子，找差距，寻对策，苦干两年，196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6600多万公斤，比1963年增产1050万公斤，被省委称为“大范围学大寨的样板”。1965年8月，国家农业部在盂县召开了太行山区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盂县——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典型》、《大寨之花》等文章，对盂县学大寨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报道。同年10月1日，盂县学大寨的经验和成就参加了北京举办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平定县和阳泉郊区的学大寨运动搞得也有声有色，通过“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等竞赛活动，有效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山河面貌大为改观，粮食生产连年取得丰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精神高度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也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阳泉地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成绩。1966年10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上，盂县人民学大寨，劈山治河、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靠科技发展农业的经验，再次受到大会的表扬和与会人员的普遍好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大寨逐步由生产典型转变为政治典型，并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和全国一样，阳泉地区的“农业学大寨”也随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虽然广大干部群众，针对阳泉的实际，连续多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农村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据统计，到1978年，全市农村（包括平定县和盂县）经济总收入达1.84亿元，比1962年的4695万元增长290.95%，年均增8.89%；上缴国家税金697万元，比1962年的222万元增长213.96%，年均增7.41%；集体提留2420万元，比1962年的427万元增长466.74%，年均增11.45%；人均收入达112元，比1962年的51元增长119.61%，年均增5.04%；粮食总产量为2.53亿公斤，比学大寨前的1961、1962年平均的0.98亿公斤增长157.75%，年均增6.7%；粮食单产平均220.75公斤，比1961、1962平均的86公斤增长156.69%，年均增6.07。然而，由于“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纳入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七斗八斗”，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同时，脱离客观实际，搞所谓穷过渡，取消社员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批判“重副轻农”、“重钱轻粮”，忽视林、牧、副业和家庭副业，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长期强调大干、苦干，不注重群众的物质利益，把生产和生活完全对立起来，使农民生活多年处于贫困和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学大寨的后期，大搞形而上学，将大寨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庸俗化，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的口号和任务，要求各项工作都要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强制推行，限期实现。因而，在政治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干部群众被戴上了“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反大寨”的帽子。这些历史曲折和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8·23”桃河水患

1966年8月23日上午，阳泉地区突降暴雨（降雨量271.4毫米），洪水暴发（最大洪峰流量为1980立方米/秒），市内遭受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横贯市区东西的桃河大坝决口7处，洪水漫及西河滩及市区下站地区，共淹没街道15条、居民区16个、厂矿62个、商业门市部88个、大小仓库149座、学校3座、医院4座、影剧院3座，毁坏水源井11个，阳泉火车站、铁路信号被毁停车一个月。与此同时，荫营区11个农村公社也受到程度不同的侵袭，受灾面积达8216亩，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洪水共造成5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元。灾情发生后，市委、市人委紧急动员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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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干部、驻军部队、学校师生、街道居民迅速投入抗洪救灾工作，并组成抗洪抢险救灾总指挥部，顶着造反组织不时炮轰、围攻的压力，统一指挥全市军民进行抗洪抢险工作。市委首先将1.8万余名灾民抢救安置到安全地带，并组成22485人的抢险救灾队伍与洪水展开搏斗；其次组织力量对供水、电力、铁路、交通运输进行抢修，以尽早恢复生产；第三，积极进行受灾居民的生活安置工作，委托市内83个单位和街道居民区、荫营区144个生产大队承担整晒粮食任务，发放救灾款，以解决受灾群众生活困难。经过全市军民几昼夜的奋力抢救，至8月31日，全市的生产、交通基本得到了恢复。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4542、4780、4091、4779等部队，以及平定县（支持民工2993人）、盂县、寿阳县、太原铁路局等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省经委副主任成生渝、省民政厅厅长杨自秀等还代表省委、省政府特意赶来对全市受灾群众进行了慰问。

“文革”中的两次非法夺权

1967年1月20日，阳泉市造反组织发起夺权狂潮，非法夺取了市委、市人委的合法权力。在此之前，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后，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首先由上海掀起。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太原市党政大权。《人民日报》发表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社论对此予以肯定，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连续发生，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在上海“一月风暴”和省城“一·一二”夺权事件影响下，阳泉市两派造反组织即对夺取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进行策划。1月20日晚，以“阳泉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为主的一派造反组织抢在另一派之前进行了夺权，并散发夺权声明，查封市委办公大楼，非法勒令市级领导“靠边站”。在“一·二○”夺权之后，除市人武部党委尚能坚持正常工作外，其余市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系统的28个党组（党委）完全停止正常工作，党员组织生活被迫中断，阳泉市党组织陷入瘫痪之中。3月16日，全市38个群众组织组成以安克为首的所谓的“阳泉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市人武部和驻军的支持下，发起向市委、市人委的第二次非法夺权。这次夺权也是在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统一组织和策划下实施的。3月16日，“造反总指挥部”在市人委广场举行大会，宣读了夺权通告和给毛泽东的致电，并成立了所谓的“阳泉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市委书记郭星来，副书记刘敏、王定谟及常委林一新、苏石洪、乔林布等人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被当场关押监禁，失去人身自由。至此，阳泉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完全被“造反派”非法篡夺，市委、市人委的活动和党的组织生活完全停顿。继市委、市人委被夺权后，站上区、荫营区及市直属各单位、厂矿、学校也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大批干部被轮番批斗，遭到非人的摧残。这是阳泉历史上，在被中央已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两件非正常事件。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警示后人，使这样的事件不要重演，笔者特意作为一个专题记录了此事。

“文革”中的两次大规模武斗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延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和浩劫。作为重灾区之一的阳泉，当时派性泛滥，打、砸、抢成风，特别是1967年1月刮起非法夺权的黑风后，全市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均处在一片瘫痪和无政府状态中。以“红总站”和“大联合”为首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不但以大字报的形式相互攻击，激烈辩论，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噪下，还逐渐升级为开枪动械的大规模武斗。
同年8月8日，“红总站”所属的“六二八”组织等，分乘100多辆汽车到矿区游行时，被矿区“大联合”组织列队阻拦于北大街洪城河两侧，上万名矿区“大联合”组织的群众在洪城河桥头到马家坪一带的马路上静坐示威。双方由上午对峙到次日凌晨，最终引发了武斗。两派参斗者达1.2万余人，均手持长矛，头戴柳帽，相互投掷石头、砖块，厮打混战，造成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的恶果。之后，市区、矿区各单位的生产再一次停顿，两派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而且大修武斗工事，打造长矛、铁棍等武器，酝酿着新的更大规模的武斗。
12月21日晚至次日凌晨，“红总站”与“兵总团”（原“大联合”组织同市内一些群众组织与省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挂钩后组建）两大派在晋东化工厂、南大街、桃河大桥和矿务局砖厂、一矿、三矿等地，多处爆发对抗和武斗，且都动用了步枪、手雷、40火箭筒等武器，参斗人数达1万多人，造成22人死亡、200余人受伤致残，以及不少车辆、办公楼、宿舍楼被砸、被毁的严重恶果。事发后，大批干部、职工逃往外地，全市性停工停产继续延续，整个阳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内乱，1967～1968年上半年，阳泉市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大幅下跌，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社会秩序空前混乱，成为建市以来堪称“空前”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了不致于忘却，不使这样的恶作剧重演，笔者特意在本书中记述了这样一笔，以警示后人。

肿瘤普查二十年

阳泉系肿瘤高发区，为了弄清高发的原因、肿瘤的种类及病发态势等，阳泉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和市肿瘤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依靠市、县（区）、乡（镇）、村四级防治网，连续20年不间断地对全市恶性肿瘤的发病情况、死亡率和流行病学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其间，共调查7395476人次，其中男性4069752人次，女性3325904人次，男多于女，性别比例为1：0.88。20年间共死亡45910人，死亡率为620.78人/10万。
通过调查，获得以下信息：
一、恶性肿瘤的地区分布。由高到低以次为：平定县166.50/10万；郊区130.12/10万；盂县93.63/10万；城区84.25/10万；矿区82.51/10万。结合具体病种比较，胃癌是平定县和矿区居高；肝癌是平定县和郊区较高；肺癌是矿区和郊区显高；宫颈癌是平定县和郊区偏高。总体来看，平定县和郊区肿瘤死亡率均比其他县高，属于本境恶性肿瘤防治的重中之重。
二、恶性肿瘤的性别分布。全市男性20年肿瘤平均死亡率为74.14/10万，前10位癌瘤依次为：食管癌、胃癌、肝癌、肺癌、其他肿瘤、直肠癌、白血病、脑瘤、膀胱癌及结肠癌。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率为39.92/10万，前10位癌瘤依次为：食管癌、宫颈癌、胃癌、肝癌、肺癌、其他肿瘤、直肠癌、白血病、乳腺癌、脑瘤。全市癌死亡男多于女，性别比例为1.86：1。
三、恶性肿瘤年龄分布。资料显示，0～14岁，以白血病为主，占该年龄段癌亡总数的70%。按统计表所列，食管、胃、肝、肺和宫颈癌五种癌瘤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呈渐增趋势，60岁～64岁达到高峰。其中，从25岁到60岁几乎是成倍增加。
四、恶性肿瘤死亡变化情况。各种恶性肿瘤的死亡率1969年为120/10万，到1974年则增至180/10万，系20年普查中的最高年份；之后逐年呈下降趋势。其中，食管癌由1969年的68/10万下降为1988年的30/10万，宫颈癌由1969年的20/10万下降为1988年的5/10万，肝癌变化不明显，肺癌显现上升趋势。
五、恶性肿瘤成为全市人口疾病死因中最主要的杀手之一，位居十大疾病致死的第二位，仅次于脑血管疾病。20年间，因患恶性肿瘤致死的有8435人，死亡率为114.05人/10万，占整个死亡构成比的18.37%。其中，45～65岁年龄段人群死亡率更高，系恶性肿瘤的最主要死因。资料显示，全市死亡率最高的前10种恶性肿瘤排序为食管癌、胃癌、肝癌、肺癌、宫颈癌、其他肿瘤、直肠癌、白血病、脑瘤、乳腺癌。
通过调查，对阳泉发病率最高、威胁最大的食管癌和肺癌的发病原因也有了个大体的分析和认识。具体来说，食管癌的发病区域主要是郊区的荫营镇、白泉乡、李家庄乡、杨家庄乡和义井镇，以及平定的城关镇和南坳乡。这7个高发乡镇，地理位置多在桃河两岸，食用水主要为桃河地下水。检验表明，该水含矿物质较多，硬度大，加之废水、废渣污染桃河，造成桃河水污染严重超标，之中含有砷、镉、铅等有毒物质。经常食用如此严重的污染水，很可能是这一地区食管癌高发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民众有食用酸菜、黑豆叶菜的习俗。而淹制酸菜中产生的压硝胺致癌，已被国家卫生科研部门所证实，故食用酸菜、豆叶菜也是该地区食管癌高发的又一诱因。肺癌的发病地区主要是矿区，一矿、桥头、平潭一带尤高。检测表明，上述地区空气污染严重，大气中的煤尘含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总悬浮物严重超标。所以，这一地区肺癌高发，与大气污染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调查，不但摸清了阳泉地区恶性肿瘤流行、变化的情况，为我市制订肿瘤防治措施和中长期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为有的放矢地进行防癌宣传和实施治疗，动员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一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轻工大会战

阳泉系煤铁之乡，靠山吃山，历来以挖煤炼铁为主业，因而在产业结构上一直存在着重工业偏重、比例失调的问题，制约了阳泉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1970年，遵照中央提出的“全民大办电子工业和促进工业新跃进”的精神，中共阳泉市委贯彻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凝聚各方力量，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轻工大会战。会战中，全市的轻工企业有的一厂变几厂，有的老厂带新厂，连学校、街道甚至职工家属、退休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加入到办厂行列中。为此，在短短几年期间，阳泉市便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扩建了15个有一定规模的地方轻工企业和46个轻工业小厂，如市纺织厂、针织厂、维呢纶厂和粘胶纤维厂，并从无到有建起阳泉自己的电子工业企业，新建无线电厂6个。之后，阳泉便能自行生产25种电子产品和水龙头、灯口、灯泡、浆型洗涤剂、电池、轴线、文具盒、塑料笔等80余种日常用品，满足了本市及周边地区民众的消费需求，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经过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到1976年，全市参加轻工会战的单位发展到109个，产品品种增加到741种。除恢复传统产品外，还增加了175种新产品。其中，有的产品荣获了市优、省优称号；地毯、焊工手套、工艺美术制品等10多种轻工产品还冲出娘子关，畅销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次会战，促进了阳泉市轻工生产的发展，填补了阳泉工业生产的多项空白。这是阳泉市较早的也是较大的一次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其为以后全市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阳泉发展史上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但是，由于缺乏充分论证，加之又无成功的先例可借鉴，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一哄而上，片面追求“小而全”，致使部分厂在建成后因规模过小、成本过高，一直负债经营，成了工业经济的包袱。有的不注意人才引进和开发，不注意产品更新换代，效益不好，缺乏发展后劲，最终导致亏损、倒闭。这些教训都是十分惨痛的，很值得我们记取。

“阳泉工人画”享誉海内外

阳泉素有美术创作的传统，历史上不乏绘画佳作和称着一方的丹青妙手。1972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阳泉矿务局、阳泉铁路地区、阳泉钢铁厂、阳泉铝矾土矿和市直机关等17个单位分别组织职工美术爱好者开展创作活动，有95名作者创作了一批绘画和民间美术草图。在此基础上，市文化馆举办创作班集中对72名作者的120余件草图进行辅导，从中选出90件作品参加了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的阳泉市工农兵美术摄影展览；其中29件作品入选山西省美术展览，12件入选山西省写生画展览。1973年，市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又先后深入到煤矿和大型水库通过举办工人美术创作班，创作出439件反映矿工生活与供水工程的中国画、版画、连环画、年画、写生画及剪纸等作品，经筛选后，举办了4次美术展览。其中连环画《煤海新歌》（杨建国、郭礼成、王远明绘，许元上文）入选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后被选送港、澳地区和美国等地展出，并被人民出版社收入全国连环画选集。另外，有42件作品入选山西省中国画展览和庆祝建国24周年美术展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阳泉工人画选》专辑，《山西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赞阳泉煤矿工人画》的评论文章，并刊登了作品选页。
1974年1月，中共阳泉市委在矿务局二矿召开美术创作座谈会，总结推广了矿务局及其二矿、四矿与市农机厂开展工人美术创作活动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工人美术创作活动的开展。之后，市及各主要局、矿相继建立了工人美术创作领导组或工人美术组，创作队伍迅速壮大。市直属单位及矿务局各矿先后举办了6期工人美术创作班，有127人参加学习，先后完成绘画作品215件，除在本市展出外，有110件还在山西省工人画展览中参展。1974年10月，国家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览》，阳泉工人画入选33件46幅。1975年1月至7月，这些作品先后在南昌、桂林、长沙、西安、太原、沈阳等一些大城市巡回展出，从而使阳泉工人画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并受到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际友人的好评。1974年至1975年，国家收藏阳泉工人画共18件35幅，国家出版社出版阳泉工人画集5册、选集6册，连同单幅画共计338件455幅次；省以上报刊、通讯社发表阳泉工人的美术作品111幅次，评介文章125篇；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摄制阳泉工人画的记录片1部、电视片2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美术创作者积极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端正了创作思想，注重美术基础的培训和技艺水平的提高，使美术创作走上了更加健康繁荣的轨道。到2005年，阳泉市美术界已有7人参加了全国美协，68人参加了省美协，199人成为市美协会员。他们中有的通过上大学深造，到了异地或国外发展；有的成为本市美术院的专职画师或各有关单位的美术骨干，为阳泉的美术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为“阳泉工人画”谱写着新的光彩。在阳泉工人画起步、发展、繁荣的过程中，美术界的许多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特别是阳泉美术院原院长、阳泉市美术协会主席杨建国，是阳泉工人画的最早组织者和导师，他30年如一日，为繁荣阳泉美术操劳、奔忙，堪称是阳泉美术的功勋。

娘子关提水

阳泉矿产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匮乏，据1990年统计，本地水资源总量为5.8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仅有513立方米，只及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9%；即使加上外区入境水资源量，也仅为全国人均数的一半。所以，长期以来，水，一直是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初，经过“文革”动乱日趋稳定的阳泉人民，急于要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和拉下的脚步补回来，加速发展。但是，由于严重缺水，许多厂矿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对国家计划利用本地矿产资源安排的一些项目，因严重缺水而频频告吹；全市生活用水也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到了枯水期，居民们常常凌晨三四点便得起来到供水台上去排队等水……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阳泉市委于1973年夏果断决策，并经过多方努力，于1974年11月7日，争得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阳泉市娘子关供水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12月，市委最终制定出台了《关于兴建娘子关供水工程的决定》。
从1975年7月29日动工兴建到1979年12月12日建成，历时4年4个月，到1980年1月12日正式通水投入使用。该工程由东向西经过平定县和郊区的6个乡镇25个行政村，穿越3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采取低水高提、引水倒流的方式，将娘子关发电厂尾水提至猫脑山水厂，然后再通过城市供水管网向市区居民和工矿企业供水。整个工程耗资3325万元，投工250多万个，动用土石方138.6万立方米。主体工程包括五站一厂和一条输水干线，供水能力为1.5立方米/秒，日供水量为12.96万立方米，总扬程为440米。娘子关供水工程的建成，结束了阳泉市饱受缺水之苦的历史，堪称是阳泉市城市建设供水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在历时四年多的工程建设中，上自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下至参加工程建设的阳泉矿务局、市化工局、市煤管局、市工程公司、市政公司、市重工局等100多个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始终把工程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加强领导，全身心投入。大家战严寒，斗酷暑，风餐露宿，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干扰，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间，涌现出几十个先进施工队和200多名先进模范人物，并有部分参建者献出了宝贵生命，或致伤、致残。同时，还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120多个工厂、大专院校、设计和科研单位在技术、资料、图纸、设备、加工和安装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本市沿线农村各级领导和群众的鼎力相助。这一切，均对娘子关提水工程的建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将永远铭刻在130万阳泉人民的心中。
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缓解因设备老化导致的供水紧张状况，市委、市政府经过多年酝酿，在完成复线建设并投用的基础上，于2001年10月31日，又正式启动了投资2.3亿元、计划新增岩溶水12.96万立方米/日的娘子关供水二期工程，到2005年底，已完成工程量的70%。

阳泉矿务局煤炭“翻番”

阳泉是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所以，长期以来，煤炭一直是决定阳泉经济盛衰的支柱产业，煤炭产量的升降，自然也就成为阳泉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阳泉矿务局（1997年12月改制后更名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阳泉市煤炭系统的龙头企业，其生产能力和产量几乎占到全市煤业生产的三分之二，因而，始终占居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年——1976年，“阳泉矿务局煤炭产量翻番”在阳泉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堪称是“七十年代的壮举”。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国的煤炭能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严重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煤炭工业部和省煤管局于1973年向阳泉矿务局提出了“大干三年，挖掘现有矿井潜力，让煤炭产量比设计能力翻一番”的战略号召。当时，阳泉矿务局共有12对生产矿井，煤炭生产设计的总能力为621万吨。实现翻番目标，也就是要在1976年达到1242万吨。而1973年的煤炭产量仅有836.7万吨。这就要求三年间平均年增产135万吨，总产量要增加400万吨，才能达此目标。如此大的增产幅度，在阳泉煤矿史上还不曾有过。但是，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认为，为国家增产煤炭、缓解燃眉之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觉得，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本局已具备了相当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通过艰苦奋斗，实现宏伟目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为此，阳泉矿务局党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响应煤炭部和省煤管局的号召，提出了“大干快上多贡献，实现煤炭产量翻一番”的口号，从局到矿层层都制订了苦战三年，使产量翻番的规划，并拟定了老矿挖潜、老井改造的具体实施方案。
其间，通过1974年到1976年连续3年的艰苦奋斗，对全局4个矿、12个坑口进行了34项技术改造工程，从而使各矿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在1974年原煤产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和1975年原煤产量达到1100万吨的基础上，跨入1976年后，局、矿两级选派400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到63个采煤队、38个掘进队，住在井口，吃在井口，指挥在井口，日夜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为帮助矿务局实现“翻番”，阳泉市委、市政府也派出了6个工作组，分赴各矿厂调查研究，帮助解决“翻番”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由于上下一心，奋力拼搏，到年底，全局煤炭产量达到1252万吨，胜利实现了“翻番”目标，受到国家和省领导的表彰，《山西日报》于12月31日还以3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翻番”纪实和煤炭工业部与山西省委的贺电。
这次“翻番”不但起到了为国家排忧解难的作用，也为全国的工人阶级作出了表率，证明了阳泉的煤矿工人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翻番”决战中涌现的被煤炭部誉为“严细成风的硬骨头采煤队”——三矿裕公井二队，就是这支队伍的光辉代表，当时，曾被煤炭工业部树为全国煤炭战线“十面红旗”之一。

旧城改造

阳泉，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工业历史和工业文化，将其定位于“老工业基地”似不为错。但是，由于阳泉地形、地貌的先天不足（桃河横贯东西），1906年修筑的正太铁路又穿胸而过，占据了好大一片空间；加之上世纪20年代以来，战事频仍，政局不稳，仅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八年之久，尔后又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作为1947年5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座人民城市，虽然其年寿已近“花甲”了，可从一个“城市”的概念和功能来考量，阳泉其实还是一座新型的城市，尚有许多不足和差距。因此，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一直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着力关注的问题。
正太路阳泉设站开启了阳泉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文明之光，然而，直到1947年5月4日阳泉设市，阳泉市辖区也仅限于阳泉火车站周围的几条街巷（时称上站、下站）和平潭街、平潭垴、小阳泉3个村庄，面积约12平方公里左右，商业区不过1平方公里稍多一点，人口约1.7万。当时，全市仅有的26条街巷中只有2条小街为河卵石铺就，其余均系土路，且道路狭窄，路面不平，其他路政设施也十分落后。阳泉设市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市境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委、市政府在财力还较匮乏的情况下，精打细算，投入资金或以民办公助、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形式，陆续对城市道路、桥梁、排水、防洪、供水、照明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扩建或改造，有效改善了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尤其是1960年至1962年通过组织干部义务劳动建成的赛鱼至五渡口17.82公里长的桃河大坝（按百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不但确保了市区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且为市政建设提供了更多空间。与其同时，市政府还在北大街修建了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工人文化宫；在河边街（今属桃南东路）兴建了可容纳1467名观众的东风剧场；在桃河上修筑了长187米、宽15米的桃河大桥（系全省第一座钢筋混凝土T型梁大桥）；在北大街建成面积34657平方米、可容纳3万余名观众的体育场；在市区南山上利用天然地势开辟了全市第一座公园——南山公园。之后，市政府又相继组织修建了桃河公园（1986年易名儿童公园）和人工湖；修筑了由洪城河口至赛鱼桥的城市公路；修建了市内首家能容纳1047名观众的大型专业电影院——东方红电影院（后易名阳泉电影院）等。其间，阳泉市曾于1956年、1959年、1961年、1971年和1979年先后搞过5次城市总体规划及住宅小区、道路工程、供排水工程和煤气工程等多项与城市规划相配套的专项规划，并取得明显成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国务院“发挥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积极性”的方针，阳泉市针对性地加强了非生产性设施和公用事业的配套建设，使真正意义上的“旧城改造”步入了快车道。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在道路方面，先后改造和新建了桃北西路、桃北中路、泉中北路、桃北东路、桃南西路、古城路、小阳泉路、南庄路、龙潭路、洪城路、华盛街、巨兴街等主要街道和城市干道。在商业网点方面，先后改造和新建了兴隆百货大楼、兴隆集贸市场、巨灵百货大楼、物资交易中心等较大的商业设施。在教育方面，新建和改造了阳泉煤炭专科学校、阳泉职业大学和电视大学、市委党校、工业学校、劳动培训中心、市一中、三中等共计39所学校，总建筑面积150338平方米，新增教室678个，完成投资3438万元。在医疗卫生方面，新建和改建了一院手术楼、老干部病房、二院门诊、肿瘤研究所、中医院门诊楼、职业病防治所、防疫站大楼等工程，总建筑面积32068平方米。在饮食服务方面，投资1600余万元建成近1.6万平方米的上星级的阳泉宾馆，同时新建和改建了物资宾馆、阳泉饭店、人民饭店、迎宾饭店、上站二饭店、剔尖馆等。在文化事业方面，新建了工会大厦、青少年宫，改造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阳泉电影院、东风剧场等。在体育事业方面，投资1400万元，建成了面积9895平方米的阳泉体育馆。此外，在公用事业方面，投资3133万元，建成了阳泉煤气工程，铺设管道1096公里，供气19921户。新铺自来水管道44公里，有13251户居民实现了自来水进户。在邮电通讯方面，投资1000余万元，建成了1.3万门的纵横制电话交换机，结束了市区、郊区及平定县手摇电话的历史。在园林设施建设方面，新建了狮脑山森林公园；改造了南山公园，新建了凌云阁、瀑布、荷花园、儿童乐园、猴山等设施；特别是通过大力开展庭院园林化、市区主要道路进行绿化、美化，栽植了侧柏、雪松、百合、云杉等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树木，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同时，涌现出了城区木器厂、市委党校、矿务局机关大院等一大批庭院园林化先进单位。
旧城改造的大规模进行和城市建设的总体推进，引起了国家、省有关部门和兄弟城市的关注。1987年6月，建设部部长叶如棠专程前来视察，对阳泉的城市建设给予了较高评价。同年10月，山西省旧城改造及城市规划管理经验交流会议在阳泉召开，充分肯定了阳泉城市建设与旧城改造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以来，阳泉市紧紧抓住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以建设“富裕阳泉、文明阳泉、生态阳泉、诚信阳泉”和“打造中国鲁尔区，建设晋东明珠城”为目标，以提高城市品位为中心，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经营管理的思路，积极实施“扩容提质”战略，坚持建设与改造并举，推进城市化进程，使阳泉市的城市服务功能、人居环境和城市品位均产生了质的飞跃。到2005年底，阳泉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42.79平方公里，全市住宅总面积达到855.73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为10.89平方米；全市供热面积达到560万平方米，市区供热普及率超过70%，在全国同类型城市中名列前茅；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28.0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5.5平方米；其他各项指标也大幅度提高，从而使阳泉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9.65%，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

新方志编纂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前，今阳泉境内的平定县、盂县及历史上的平定州，均多次编修过志书。依据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阳泉市于1981年建立了编史修志的专门机构，并陆续从文化、教育及新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中选调、充实，组建了队伍。经过十数年的资料征集、分部门初编、总纂合成、领导审定、专家评审，到1999年底，全市承编的总字数约820多万字的6部市县（区）两级志书（《阳泉市志》于1998年1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40万字；《平定县志》于1992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25万字；《盂县志》于1995年12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142万字；《阳泉市城区志》于1997年10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85万字；《阳泉市矿区志》于1999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89万字；《阳泉市郊区志》于1999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40万字）全部出版发行，成为全省11个地市中率先完成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任务的地市，并在全国和省先后举办的两次修志成果评奖中全部获奖。其中，《平定县志》获全国一等奖、省特等奖；《盂县志》获全国二等奖、省特等奖；《阳泉市志》获省一等奖（未赶上全国评奖）；《阳泉市郊区志》获省二等奖；《阳泉市城区志》获省三等奖；《阳泉市矿区志》获省优秀奖。获奖比率及等次均位居全省各地市之首。由于业绩突出，阳泉市地方志办公室、平定县史志办公室多次受到省史志院的表彰；陈霈、孟宏儒、任佟苏、李克明、李利荣、郭芝华、赵联庆、武爱拴、周立业、王丽等十数名修志工作者先后受到省史志部门的表彰和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的立功奖励。与此同时，各县区、各单位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一些村志、镇志、校志、院志和行业、部门的专业志等。到2005年底，上述各类志书总计有40余部，近5000万字，为存史、资政、教化育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泉办大学

新中国成立前，阳泉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教育体制和诸方面条件所限，阳泉也一直未着手办普通高等教育。1984年10月，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为尽快培养本地实用人才，市委、市政府决定并经省教育厅批准，同时创办了山西矿业学院阳泉煤炭专科班和阳泉市职业专科班，当年招生147人（煤专班82人，职大班65人），配备教职工42人（煤专27人，职大15人），此系阳泉正式办普通高等教育之始。当时，煤专班隶属于山西矿业学院，1986年1月，经山西省政府批准改为阳泉煤炭专科学校，由省教育厅统辖，并从临时校址（城区桃南东路）迁到郊区长岭新址。最初占地面积仅16.0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只有11.79万平方米。到1990年，在校学生增加到770人；教职工增加到163人，其中专任教师增加到81人（副教授4人，讲师11人，助教56人）。是年底，该校已先后毕业学生4届计669人；所开专业有采煤工程、矿业机械、工业与民用建筑、煤矿企业管理、煤矿机电、煤矿地质测量等。职大班初由山西广播电视大学阳泉分校代管，1986年2月改由阳泉市教育局领导；办学初，招收了电子计算机软件和英语两个专业。到1990年，在校学生增加到131人；教职工增加到36人，其中专任教师18人。是年底，该校毕业的4届学生全部被社会各单位录用，就业率达到100%。1993年后，经省教委批准，并入阳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发展，阳泉的高等教育呈现出日益兴盛和多元办学的态势。其中，煤专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办学规模一天天扩大，办学方向和办学特色日渐显明，2002年阳泉煤炭专科学校更名为阳泉职业技术学院，并在教育部正式备案。到2006年底，该校在原来的基础上，占地面积已拓展到41.87万平方米（规划用地为72.53万平方米），相当于建校初的2.61倍；建筑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相当于建校初的1.53倍，其中教学行政用房有10万平方米；全日制在校生达到6235人，其中本科生2921人，专科生3314人（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全校教职员工达到  人，其中专任教师有272人；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占到教师总数的27.94%（博士2人，硕士74人），具有高级以上职称的占到教师总数的34%（教授9人，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97人）；全院设有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建筑工程、经济贸易与管理、机械电子工程、资源开发、社会科学等6个教学系和基础、体育2个教学部；开设有11个本科专业和23个专科专业，其中机电一体化是国家级教改试点专业、工程测量是省级教改试点专业、数控技术是国家级紧缺人才培养专业、煤矿开采技术和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是省级紧缺人才培养专业；教学仪器设备总值累计达到2928万元；馆藏图书达到49.8万册，新增电子图书2万册，还配置了维普和同方电子期刊数据库，从而使图书馆迈入了网络化、数字化、自动化；学院还配置和开通了互联网，实现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教学、科研中的普及应用，并为学院信息发布、科学管理提供了方便。
优良的装备，较强的师资队伍，再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明确的办学目标，使这所“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煤炭行业培养‘上岗快、用得上、留得住’、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学校，在短短2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先后已培养出9205名合格的毕业生，而且在近年来就业异常艰难的大环境下，该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91%以上，在全省同类大专院校中位居前列，实属不易。也正因此，学校多次受到省高校工委和省教委的表彰，先后荣获“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成绩显著”、“党建工作成绩显著”、“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成绩显著”以及“省级文明学校”等奖项，受到社会好评。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关注，阳泉的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高等教育，一定会越办越好，为阳泉“打造中国‘鲁尔区’，建设晋东明珠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农村小康建设

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就提出了“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90年代初，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实现小康是整个90年代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并对实现小康做出了比较完整的描述。这就是：在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后不久，中共山西省委即作出《关于贯彻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安排部署了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阳泉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结合本地实际，于1992年8月15日出台了《关于加快全市农村致富奔小康步伐的意见》，提出实现小康的十条具体标准。内容是：物质生活比较丰裕，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农民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1100元；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农民文化用品及文化生活服务支出占到消费总支出的15%以上；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八年；人们的思想健康向上，社会风尚良好；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人均砖木石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居住面积达16平方米，做到实用、舒适、美观；村镇建设规划合理，村容村貌整洁卫生，实现村村绿化、美化，主要街道硬化；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健全，农民能享受基本医疗保健，人口平均寿命达70岁以上；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5‰以下；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行政村通车、通电、通邮、通电话；社会福利事业较健全，每个乡镇都有养老院、敬老院，农村“五保户”供养得到保障；社会治安良好，农村基本控制重大刑事案件的发生，人民安居乐业。同时，确定了“到1997年提前三年达小康”的时间表和加快农村小康建设的六条措施。随后，市委还出台了《关于实现我市乡镇企业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意见》两个配套文件，扎扎实实促进农村小康建设。
从1992～1995年，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了四次全省小康建设会议。1992年11月下旬，全省农村小康建设第一次现场会在晋城召开。12月5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晋城会议精神，并联系阳泉实际，就如何加快阳泉市农村奔小康步伐又提出五点要求：要尽快把全省小康建设晋城会议精神传达到农村各乡镇，以统一全市农村干部群众的思想，提高奔小康战略意义的认识；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照晋城经验，认真修改和完善全市农村致富奔小康的实施规划；要以晋城会议精神为指导，切实加强对农村奔小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农村基层组织要自觉地站在奔小康的前列，做奔小康的带头人；各有关涉农部门和单位要制定出具体的支农奔小康措施，为农民提供超前、优质的服务，为农民致富做出贡献。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市委、市政府又重新修订了《关于加快全市农村致富奔小康步伐的意见》，提出了“争取提前五年实现小康目标”（较原计划又提前了两年）。
经过两年奋战，到1994年初，经市委、市政府组织验收，全市共有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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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332个村率先达到小康标准。同年10月，为加快全市小康建设步伐，保证实现1995年阳泉农村基本达小康的目标，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大力度，整体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意见》，再一次对全市农村小康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到年底，全市已有30个乡镇，540个村基本达到小康标准，占到全市乡村总数的一半以上。
1995年10月，省委、省政府在阳泉召开全省农村小康建设现场会。会上，阳泉市介绍了小康建设经验，大会组织全体代表分赴平定、盂县和郊区的22个先进点参观学习，引起强烈反响。省委书记胡富国、省长孙文盛等领导亲临会议并分别讲了话。他们充分肯定了阳泉市坚持实行以小康建设为主体，以乡镇企业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战略是正确的，是符合阳泉实际的，也值得其他地、市、县学习参考。会上，省委提出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任务和要求，从而把阳泉市农村小康建设推向了更高层次。
会后，阳泉市农村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乘东风、鼓干劲，继续奋力进取，到1997年，三个农业县（区）全部实现小康目标，成为全省首家整体达小康的地市。按照国家统计局16项指标体系评价，阳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等14项指标已达到和超过小康标准，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阳泉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而辉煌的一页。

乡镇企业的历史大跨越

阳泉的乡镇企业是在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依靠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为载体发展起来的。其孕育于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发端于人民公社化时期，辉煌于改革开放后。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共阳泉市委、市政府以此为契机，结合阳泉实际，先后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首先，是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于1992年8月26日召开加强发展乡镇企业动员大会，出台下发了《关于实现我市乡镇企业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全市农村致富奔小康步伐的意见》，明确了“八五”末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鼓励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项目发展、建立发展基金、企业改制以及减税让利等20条政策措施；同时，以市乡镇局牵头，组织有影响的8个企业和市、县乡镇局主要负责人一行15人，赴广州中国大酒店举办了“中国阳泉高新技术产品”新闻发布会，增强了与外界的联系，提高了阳泉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从而对全市乡镇企业“八五”期间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1993年，阳泉市依靠科技进步，强化市场意识，狠抓基础工作，不断优化结构，实施“开启一扇门”（即大开改革开放之门），“开通五条路”（加快企业发展之路；私营、个体企业发展之路；市场信息之路；技术人才之路；外商投资之路），并进行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试点，确保了乡镇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到年底，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45.49亿元，比上年增长43.55%；总收入达到36.11亿元，比上年增长53.33%，实现了两年一个新台阶。
1994年6月20日，市委、市政府依据当时本市乡镇企业的发展态势，又制定出台了《关于乡镇企业再上新台阶的意见》，提出了“八五”末乡镇企业要达到的新目标。要求全市乡镇企业在原有的起点上，继续努力，实现“五个创新”（即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结构创新、管理创新和环境创新），还确定了“以市场为导向，改革为动力，科技为先导，效益为中心，在发展中提高、提高中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又一次高速发展。《意见》实施的当年，全市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62.26亿元，比上年增长75.76%；乡镇企业总产值超亿元的乡镇有30个，超亿元的村有2个，达千万元以上的村有150个，达千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3个。
1995年，全市乡镇企业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坚持“发展与提高并重”的方针，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全面推进了乡镇企业的“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上效益”，使乡镇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得以全面刷新。全年，组织企业参加了32次新闻发布会、贸易洽谈会和产品博览会，推出了100多种名、优、特、新产品，有23种产品获奖，创历史新高。同时，在国内外设立了800多个窗口，广泛吸纳外商资金，举办“三资”企业和内联企业13个。这些项目的建成，为企业发展增加了后劲，同时，为“九五”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年年底，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09.66亿元，利税达6.8亿元；建成产值超亿元的乡镇35个，超千万元的村178个，达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6个，达千万元以上的企业73个；涌现出全国乡镇企业同行业最大的耐火材料基地——荫营耐火城，全国最大的氧化锆生产线——千亨氧化锆厂，全国最大的磁性材料厂——盂县磁性材料集团，全国最大的耐酸材料厂——乌玉耐酸砖厂等8个全国第一。平定县、盂县和郊区3个农业县均跨入山西省乡镇企业发展20强县（区）行列。乡镇企业在全市经济总份额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真正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了确保阳泉市“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的“强市战略”及乡镇企业发展总目标的实现，阳泉市委、市政府于1996年10月出台了《关于“九五”期间进一步推动我市乡镇企业加快发展、加快提高的意见》，提出了“市场导向、规模经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乡镇企业发展原则，实行市、县（区）五大班子领导和乡镇企业领导包乡（镇）、包项目责任制。对有导向性的企业集团、名优产品、高新技术项目、企业管理典型和利税大户还实行了重奖。接着，1997年、1998年又先后出台了《关于阳泉市创建明星乡镇企业活动的意见》、《关于建立阳泉市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决定》，适应了乡镇企业新层次的改革，促进了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但在1998年前后，由于结构性的矛盾日益显露，部分企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改革深度不够等问题，带来乡镇企业整体发展速度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市政府于1999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促进经济增长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坚持科技为先导的原则，在大力进行矿产资源加工的同时，积极发展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坚持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相结合，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转移和合理配置；坚持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和有效利用资源，减少浪费，控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召开娘子关现场会，号召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正视现实，冷静思考，找准二次创业的切入点，努力实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结构创新、管理创新、环境创新，并组团赴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进行专题考察，及时召开了温州经济发展报告会，从而加快了乡镇企业“二次创新”的步伐。年底，全市乡镇企业增加值完成39.67亿元，工业产值完成110.56亿元，入库税金完成2.1亿元，有12个企业取得了自营出口权。乡镇企业由速度效益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实现了历史大跨越。

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2年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等南方先进发达地区，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由此引发了全国上下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浪潮。在落实南方谈话精神、加快经济建设中，为扩大开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挥“窗口”效应，阳泉市于1993年2月，在桃北市郊结合部划出10.06平方公里土地，辟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并设立了开发区管委会和党工部（属市政府派出机构，规格为副市级）。时辖平潭垴、上五渡、下五渡、河坡、王垅5个行政村。在总面积中，有3.83平方公里为规划建设面积，分东西两区。西区为起步区，面积1.33平方公里，主要安排教育、科研、金融、商业、办公、居民住宅以及无污染的工业项目；东区为扩展区，面积2.5平方公里，主要安排加工工业项目。1996年1月，经省政府批准，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省级开发区。
为了达到经济技术开发的目的，开发区工委、管委会一开始便本着“软硬环境一起抓”的原则，一方面投入近3亿元资金，通过劈山填沟、筑坝造地，在人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猫脑山上动迁土石方470万立方米，建成了14个“七通一平”的建设用地平台；同时，通过狠抓区内的绿化、美化、亮化，建成了3个面积为1万平方米的草坪和2万平方米的苗圃，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1%，初步实现了人居环境的优美。另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制订并几次修订投资、引资的优惠政策，放宽有关规定的适用范围，在土地征用、税费征收及手续办理等方面给投资者和进区企业以更大的优惠和方便。同时，还组织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区各派出机构，大力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提出“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理念，实行挂牌服务，简化办事程序，坚持公开办事制度，从而使投资环境得以不断改善。在此基础上，管委会还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扩大再生产，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利用自身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积极为企业牵线搭桥，寻求合作伙伴；还努力创造条件，帮助入区项目“孵化”，早日达产增效。于是，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迅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据统计，到2005年底，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台湾方大食品添加剂阳泉有限公司、山西省保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阳泉精诚化工有限公司等4家外资企业入驻；加上山西天陆达药业有限公司、雷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及太行山建筑陶瓷厂（原平潭建陶厂）、王垅耐火厂等40多家驻区企业和区属企业，共同撑起了开发区的经济构架。
2005年，全区科工贸总收入完成8.48亿元，比上年增长32.74%；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74亿元，比上年增长26.1%，相当于1993年建区初的3倍多；财政总收入完成4588万元，比上年增长44.82%，相当于建区初的13.7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94元，比上年增长6%，比2000年净增936元；其他各项指标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内，30万吨黏合剂（属于新型环保项目）、ZW3206－F低失真监听能音箱、“零界颗粒切割法”纳米级精细铁粉、200万台自动化特种仪表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又将落户开发区，为其增添新的活力。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基础教育稳步推进，全区小学、初中学生入学率、毕业率均达100%；阳泉十中主创的“学科分层次教学模式”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千名骨干校长研修班上交流后，被评价为教学改革的典型案例，并于2004年荣获“山西省现代教育艺术学校”称号。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加大，连年完成各项指标和任务。群众性文体活动广泛开展，继2000年9月举办开发区首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后，各驻区单位、部门和居民小区又结合各自实际，连续举办了多次小型的篮球、乒乓球、象棋、桥牌及拔河比赛，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通过开展文明单位、文明小区（村）创建活动，涌现出一批安全文明小区。社会保障工作有序推进，“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得以巩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医疗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低保工作做到了应保尽保。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工作也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因此，近几年来，开发区已成为阳泉市城市建设的黄金区段，不但有市法院、检察院、广电局、审计局、档案局、远鑫集团总部等一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移居该区，许多商家和居民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到开发区开店设点或购房居住。随着北山公园的建设和开放以及东区的一 步步拓展，我们相信，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明天会更辉煌！

组织实施“五个一工程”

为了全面振兴阳泉的文学艺术事业，弘扬和发展中华先进文化，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从1994年开始，由市财政拨款40万元，设立阳泉市文学艺术事业发展基金和奖励基金，用于扶持和繁荣全市的文艺事业，并同时研究制定了《阳泉市1994～1996年文艺创作规划》及两项基金的使用办法，建立健全了创作表演激励机制，出台了《阳泉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实施方案》，组建了作品、节目专家审读、审评机构，采取重点项目重点扶持、优秀作品给予重奖的办法，全面实施以“五个一工程”（系党中央倡导、中宣部从1992年开始具体组织的精神产品“龙头工程”。其内容为：一部好戏剧作品、一部好电影作品、一部好电视剧作品、一部好图书、一篇好理论文章、一首好歌曲、一部好广播剧）为龙头的精品战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底，阳泉市先后共举办了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共评选出优秀作品64件，其中歌曲26首，戏剧6部，电视剧（片）14部，广播剧5部，理论文章13篇；市文化局、市广播局、市文联、市委讲师团、平定县委宣传部等单位获优秀组织工作奖。先后参加省“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6次，有24件作品获奖，其中歌曲7首，戏剧4部，电视剧（片）8部，广播剧2部，理论文章3篇；市委宣传部共有5次获优秀组织工作奖。经省委宣传部推荐，市群艺馆余志强、王玉兰创作的《老师，你好》，王玉兰创作的《山娃的歌》和市文联创作的《二娃上了因特网》等3首歌曲，除荣获市、省优秀作品奖外，还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3年在全国第六届、第七届及第九届“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荣获优秀作品奖，填补了山西“五个一工程”在音乐创作上的空白，为阳泉和山西争了光，添了彩，有效地带动了其他文学艺术类别的创作。

“两路”建设

阳泉，作为山西的一个老工业基地，其四面环山，中间是河滩。这种先天的立地条件和狭小的空间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虽然有307和207两条国道穿越本境，通达外省，但其弯多、坡陡、路窄，每天车流量在1.6万次以上，堵车现象严重，曾被国家交通部专家称之为“亚洲三大交通难点之一”。因此，加强道路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如何增线（增加新的线路）、扩线（扩展原有线路），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993年6月，山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太（原）旧（关）高速公路动工兴建。该路横穿阳泉东西，在阳泉境内计80公里，它的兴建，不仅可大大缓解阳泉东出西进车辆特别是运煤车辆的拥堵状况，对阳泉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阳泉市委、市政府在积极配合支持太旧路建设工程的同时，乘势而上，认真组织人力、物力，狠抓了本市的道路建设。其间，除实施了水峪至娘子关公路的改建工程、东起市高压电瓷厂西至河神庙的南外环路工程外，还全力抓了“两路”（即平定路、赛鱼路）建设这一标志性工程。
太旧高速路建成通车后，通往市区的公路如果不改造、不配套，路面窄、弯路多，一下高速公路就成了“肠梗阻”，十多公里的路，有时要走两三个小时，比上太原、石家庄还困难。因此，建设平定、赛鱼两路势在必行，意义非凡。面对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选在太旧路即将全线竣工通车之际，于1996年3月10日，正式铺开了与太旧路接轨的平定路、赛鱼路“两路”建设工程。当时，适逢太旧路进入扫尾阶段，阳泉市抓住这一机遇，拉来了太旧路的专业队伍和技术专家，运用了国内价值1000多万元的大型搅拌机、幅宽12米的油砂摊铺机，还有各种先进的挖掘机、压道机、推土机等设备，连铺路用的油还是从新加坡进口的优质油。经过紧张的百日大会战，先后动用土石300余万立方米，铺设各种管道7.8万米，修建桥梁5座、涵洞25个，围砌绿化带、花池441个，铺筑人行道6.4万平方米，路基、路面总面积达52.32万平方米。如此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按常规需要两年时间，由于领导有方，组织严密，科学施工，思想领先，所以只用了100天就胜利完成了，且总投资只用了1.2亿元，为原设计预算3.4亿元的35.3%，堪称奇迹。
“两路”建设和“两路”建设中所培育的“两路精神”，在阳泉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把它列为专题写入本书，一方面是出于对“两路”建设者的敬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阳泉的后人，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为阳泉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以及他们身上所闪耀着的“两路”精神，即“抓住机遇，敢想敢闯、奋力赶超的精神；依靠科学，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精神；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

“互联网”在阳泉落户

互联网也称“互联网络”，它是由多个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而成的一个大型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人称“第四媒体”），其在时效性、互动性、开放性、丰富性、平等性和舆论导向性等方面均比其他媒体更富有特点和优势。因此，它一出现便很快受到人们的青睐。目前，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1.11亿户，仅次于美国的1.85亿户，位居世界第二。
阳泉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坚实的工业基础，广阔的发展空间，优良的投资环境。为了让世界了解阳泉，阳泉走向世界，2000年6月30日，阳泉市正式开通了“阳泉互联网”，并同时开设了“中国阳泉”国际网站。其以“方便、实用、为民”为办站宗旨，具有环球信息网、电子邮件、远程登陆、文件传输等功能。网上开设有政务公开、新闻广角、视声新闻、经济与企业、今日阳泉、行政审批、便民服务等十多个频道、约500余个栏目。经过6年多的发展和远行，2006年阳泉互联网上网用户已超过10万户。它不但满足了广大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获取信息、增长知识、联谊交友、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而且构筑起市民与政府直接交流的平台，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办事效率。特别是在服务中心、宣传阳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仅2002年到2006年的5次“两会”（市人代会和政协会）宣传报道，“阳泉互联网”就发布网上文字新闻2000多条，图片新闻740余条，视频新闻670余条，而且能在第一时间将上述信息，迅速传遍全球。
此外，近年来，“阳泉互联网”还利用优势的宽带资源和能自主采访、加工、发布的技术人力资源，先后开办了“VOD信息服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特色栏目，受到社会好评。今年，围绕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中国鲁尔区，建设晋东明珠城”重大方略，又举办了“中欧信息社会高层论坛”，特邀德国鲁尔老工业区改造项目主任汉斯·路德维希·布劳泽先生作题为《大鲁尔区结构转换之路》的演讲，并在网上采用文字、视频、图片等方式，全方位开展宣传报道，为全市科学发展、赶超发展提供舆论支持，营造浓厚氛围。
据统计，到2006年底，全市已有近300个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在“阳泉互联网”上发布了各自的网站或网页，页面制作达5000多个、图片3000多幅、文字约2亿多。2004年，在信息产业部所组织的政府上网工程实测中（经过了为时6个月的网上实测），外网“中国阳泉”网站公众点击率，在全国500个城市中名列第12位。因此，2005年曾被《互联网周刊》中国电子政务技术与应用大会评为“中国优秀政府门户网站”。

专题片《羊泉村的记忆》在央视播映

2000年7月7日，时值抗日战争爆发63周年之际，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反映日军侵占阳泉期间施行性暴力残害中国妇女的专题片《羊泉村的记忆》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映了。该片是以羊泉村民众特别是妇女民众的亲感身受为依据，通过多名被侮辱、被蹂躏妇女及其家属的控诉，录制而成的。真名实姓，有时间、有地点，还有作恶人的作恶情节，乃至其面貌特征、头衔、混名、绰号，铁证如山。因此可以说，这是日本侵略者侵华施暴的又一罪证，谁也休想否认！
影片中提到的羊泉村，古名袁家庄，如今是盂县西潘乡南8公里的一个山村。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多次袭扰该村，并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和奸淫妇女等罪恶活动。据文史学者史英豪和赵润生等人的实地调查，目前有资料可查的盂县姓暴力受害者就有24人（不包括在各地惨案中被奸被杀的妇女）。其中，有口述笔录者有西潘乡的万爱花、西潘乡高庄村的李喜梅、李庄村的李秀梅和羊泉村的刘面换，西烟镇西村的张先兔、南村的赵润梅和郭喜翠、后河东村的杨时珍、尹林香和尹玉林，南社乡南社村的张五召、麻地长村的王改荷和高银娥，以及侯巧良、陈林桃、赵存妮、周变香、刘乃妮、周喜香等19人。如今她们还都在世。只不过因当时遭到日军的性暴力摧残，全都患有严重的妇科病，大都丧失了生育能力，生计艰难；长期以来，精神压抑，心理受损，加之社会上一些人的偏见，使她们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受到冲击，甚至监禁迫害。为此，她们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作必要的经济赔偿。1992年以来，万爱花、赵润梅、李秀梅、郭喜翠、侯巧良等人曾数次前往日本东京出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残害妇女罪行的听证会，并作控诉发言。其间，央视一套和九套、中国黄河电视台、新华社、香港《文汇报》、山西商报等多家新闻媒体作过多次专题报道；国内外许多正义人士，特别是日本法律界大森典子、安达洋子以及支持会和新闻界人士等，都对中国受害妇女状告日本政府一案给予极大关注，甚至亲自到阳泉调查受害人情况，并给以物质上的救助；人民教师张双兵出于民族自尊和义愤，在状告日本政府的艰难历程中，辛辛苦苦十几年，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2006年阳泉春节晚会上，被选为“十大感动人物”，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和全市人民的夸赞。

阳泉钢铁公司破产重组

阳泉钢铁有限（集团）公司的前身是阳泉钢铁厂，始建于民国6年（1917），原名保晋铁厂，是我国最早的冶金企业之一，也是山西省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还曾经是原国家冶金部的一个重点铁合金企业。建厂80多年来，为阳泉的立市、兴市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山西的经济发展和腾飞也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阳钢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欺凌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方面，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1982年实现扭亏为盈，1984年至1988年连续5年利税创历史最好水平；铸铁机改造、硅锰烟尘治理、含氰污水治理以及硅锰前期工程均如期完成，并收到明显的效益。生产中的利用系数、焦比、矿耗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所产的高炉锰铁、铸造生铁和高碳锰铁连续多年保持冶金部部优产品称号；1988年，企业信用度上升为AAA级。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这个“年老体衰”的老厂，由于种种原因败下阵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阳钢投资一个多亿从瑞典购回一套生产球墨铸铁管的二手设备后，工艺不顺，资金短缺，迟迟生产不出合格管材。结果，“增加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美好愿望成为泡影，致使阳钢元气大伤，企业经营每况愈下，终于资不抵债，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再就业领导组于2000年11月批准其破产计划。经省政府2002年3月26日第51次省长办公会议议定，于同年4月23日下发通知，阳泉钢铁公司下放阳泉市管理，继续执行破产计划。
针对阳泉钢铁公司建厂历史长、职工人数多、资产构成杂、破产难度大的实际，在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阳泉市坚持整体推进、精心组织、突出重点、稳步操作、确保稳定的原则，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2003年11月30日，阳泉钢铁公司第九届十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企业破产职工补偿及安置预案》，12月9日正式提出破产申请，市中院受理后进入法律程序，并于2004年1月2日依法裁定其破产，发布了破产公告。
在实施破产中，阳泉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坚持以人为本，结合阳泉就业现状，尊重职工个人选择，从最大限度安置职工的目的出发，多方面协调，多形式工作，使职工得到了合理妥善的安置。首先，对原有的5245名在职职工，除12名除名和死亡外，先后通过八种途径分别进行了安置。其中，有666名办理了退休或退职；433名调往南煤集团、保安公司等其他市属企业；213名移交城区政府、市公安局、市劳动局等单位进行分流；1369名领取安置费后自谋职业；759名领取补偿金后在重组企业就业；1757名享受了内部退养政策；10名领取经济补偿金后进入了市失业中心；剩余21人未进行任何政策选择。至于1766名原离退休职工，则全部纳入社会化管理。其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已一次性拨付社保部门，由有关补苗直发或管理使用。此外，对601名抚恤人员，也按照不同渠道，依据有关政策发放了抚恤金，并进行了安置。到2005年6月底，为世人所关注的历时三年多的阳泉钢铁公司破产工作基本结束。
阳钢的破产，对于阳钢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特别是那些为阳钢的发展出力流汗甚至流血掉肉几十年，乃至一家几辈人都在阳钢工作的老职工，更是痛如新绞，难以言状。然而，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不相信眼泪的，而且是无情的。像阳钢这样规模的老厂，长期以来包袱沉重，体制僵化，加之主地条件差、资源结构不合理、生产成本高等因素，逐步陷入低谷，经营举步维艰，这也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阳钢破产并不等于阳钢的死亡，正如一位诗人在《阳钢，我为你送行》的诗中写道：“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无情法则，你没有选择无原则的恋战，而是以改革的名义，从容地走进一场关于凤凰涅磐般的生命！有一天，你总会在我的眼前消失，然而，你在山城人民心中，却早已砌成了一座丰碑高耸入云！”而今，阳钢破产还不到两年时间，由金联置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滨河世纪城已经在昔日阳钢的躯体上巍然屹立，以“一个商业中心为中心，两个专业商区为补充，多个高档住宅小区为基础”的规划布区蓝图，即将在阳泉市区的版图上变为现实。应该说，这是阳钢生命的延续，是阳钢人对阳泉市“打造中国鲁尔区，建设晋东明珠城”做出的一份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突出贡献。

桃河综合治理工程

桃河是阳泉人民的母亲河，自西而东横穿市区，世世代代养育和造福于流域百姓，尤其是在夏秋丰雨季节，清水潺潺，堪为阳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直到上世纪50年代，桃河仍是清澈见底，四季流水。但此后，随着阳泉市重化工业的发展，桃河污染日益严重。从赛鱼往东，顺流而下，沿河两岸共有145个排污口向桃河倾泻污水，年排入量高达3000万吨之多，终使原本洁净的桃河变成了一条黑河、臭河。治理桃河，使河水变清，河川变绿，从而使阳泉的城市更美，是全市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期盼。
对于桃河的治理，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班子曾先后做过大量工作，但终因治理难度大、投资多，未能从根本上进行综合治理。进入21世纪后，市委再次把治理桃河这项关系到全市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民心工程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力量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责成有关部门会同各方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和工程设计，为根治桃河积极创造条件。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2002年4月12日，市委常委会议原则通过了《桃河阳泉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水工部分初步设计方案》，并于当年9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全线开工。
为了确保这一惠及子孙的工程能按治理方案如期完成，阳泉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顾问、市长为组长、市委副书记为常务副组长的桃河治理工程领导组，下设10个施工小组。其间，市委、市政府举万民之力，铸千秋伟业，动员全市党政军民企，组成万人建设大军，仅用了7个月时间，就在桃河城区段动用土石方300多万立方米，硬是从一个污水横流、乱石滚滚的干河床上，建起72万平方米的绿化、美化、亮化、景点配套的大公园。2003年7月18日，投资2.01亿元的桃河城区段综治工程竣工，并召开了隆重的庆典大会。之后，市委、市政府又拉开了治理桃河上游的序幕。
而今，当我们呼朋结伴，畅游长达10公里的桃河公园，转“九曲黄河”，观“音乐喷泉”，尝地被百花，品雕塑奇石和园内诸景时，谁不夸赞这是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得一件实事、好事。它不仅改善了阳泉市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城市品位，而且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集游览、健身、休闲于一体的娱乐活动场所。

热电联产工程

为了节约能源，改善环境，解决更多居户和单位的采暖问题，2002年，阳泉市委、市政府把概算总投资1.61亿元、建设工期4年、设计供热面积570万平方米的“热电联产工程”列入了为民办实事、好事的议题，并坚持不懈、紧抓不舍，取得可喜成效。
一期工程于2002年5月至10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完成投资7157万元，实现供热面积230万平方米；二期工程于2003年8月至11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完成投资4601万元，实现供热面积120万平方米；三期工程于2004年4月至10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完成投资4000万元，实现供热面积160万平方米。四期工程于2005年4月至11月完成，对集中供热管网进行了延伸和完善，完成投资3700万元，新增供热面积100多万平方米。至此，全市有5.74万户城市居民、950个单位的职工享受到热电联产的成果，供热面积达610多万平方米，基本覆盖了桃河两岸城矿区域和开发区，普及率达62.5 %，成为全国普及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热电联产工程的建成投运，不但方便了群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由于取缔了各单位自备的燃煤小锅炉、大烟囱、储煤场、堆渣场等，有效减少了城市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降低了污染，美化了环境，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抗击“非典”

2003年春，阳泉市同全省、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从4月15日到5月27日，全市先后有22名患者诊断为疑似病例。其中，8例确诊为“非典”病人，14例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8名“非典”病人除1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排除外，其余6人于5月27日全部治愈出院；14名“非典”疑似病例于5月23日全部排除，并先后出院。其间，全市累计集中隔离观察人员和家庭留验观察人员计521名。其中，集中隔离观察人员335名，家庭留验观察人员186名。5月23日晚6时，全市所有留验观察人员均解除了隔离，抗击“非典”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为了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市委、市政府于4月15日本市首例输入性“非典” 病人确诊，即专门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全市防治“非典”领导组和指挥中心，紧急确定了6个定点医院，召开全市动员大会，下发了《阳泉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等文件，下令对重要交通要道实行严防死守，切断外来传染源，并在全市开展了大面积集中消毒，采取了中小学调整假期、关闭个体诊所、关闭人群聚集的娱乐场所、停办农村庙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管好流动人口、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措施。4月28日，依据“分散就诊，集中收治”的原则，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投资1543万元改造阳泉市第二人民医院为集中收治SARS的定点医院，市三院、一院、盂县医院为后备医院。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全市近9000名医务工作者中有4593名投入到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其中，奋战在隔离区的一线医护人员有219人（医生99人，护士120人）。他们以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谱写了一曲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凯歌，为夺取抗击“非典”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其间，阳泉市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反映全市人民与“非典”疫情斗争的个性化邮票，发行数量计1000版，主要用于向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工作人员捐赠。6月10日，举行了该套邮票的首发式暨捐赠仪式。

“8·14”矿难

2003年8月14日12时35分，阳煤集团三矿裕公井扩二区南六正、副巷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8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246万元。事故发生后，国家安监局副局长梁嘉琨、省委书记田成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谢海等，先后赶到现场指挥抢救工作。市委书记程步云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调查、分析事故原因，并决定组织由市级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的督查组，分赴全市各煤炭企业，对煤矿停产整顿工作进行督查。经调查核实，造成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在排放 K7210工作面切眼巷瓦斯过程中，未按规定控制瓦斯浓度和停电撤人，致使南六副巷风流瓦斯浓度达到爆炸浓度，工人带电检修信号电缆接线盒，产生短路火花，引起瓦斯爆炸。为此，造成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均受到了查处。
“8·14”矿难发生后，阳煤集团公司上下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查找漏洞，揭摆问题，下大力进行整改。除对所有生产单位进行拉网式大检查，寻找问题，排除隐患外，还全面复查、完善了各项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并对排放瓦斯、机电安全、监测监控等9个方面提出了整改措施。同时，开展了法规、章程大学习，通过知识大培训，有效提高了队伍素质，为安全生产奠定了基础。

“国阳新能”股票上市

2003年8月21日，由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国阳新能”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和国阳公司董事长石盛奎为“国阳新能”鸣锣开市。“国阳新能”上市，一次募集资金12.3亿元，成功开创了资本运营的新纪元，其在阳泉尚属首次，系开创之举。
国阳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30日，是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以阳煤集团为主发起人，联合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阳煤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股份公司。公司成立时，总股本为3.31亿元。其中，阳煤集团以其下属的一矿、二矿和第二热电厂经评估后价的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股份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98.11%。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和电力生产、销售业务。
“国阳新能”股票本次面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计15000万股，每股发行价8.20元，开盘价为9.01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优势及新型项目。募资项目完成后，公司主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产品延伸，多元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从煤炭生产型到煤炭深加工利用型的跨越，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打造中国“鲁尔区”

建设晋东明珠城
2006年8月31日至9月2日，中共阳泉市委召开了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是在阳泉市圆满完成市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谱写了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大好形势下，在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开局之年召开的。会上，市委书记谢海代表市九届委员会作了《坚持科学发展观，致力强市富民，为在全省争先发展，在中部同等城市率先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同时，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
报告中提出的“两先”目标、“四大战略”和一个口号是本次党代会的中心主题和三大亮点。
所谓“两先”目标，即在全省争先发展，在中部同等城市率先崛起；所谓“四大战略”，即坚定不移地实施大开放、大企业、大项目、大民营战略；一个口号，即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完成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任务，逐步把我市建设成中国“鲁尔区”、晋东明珠城。这是市委立足阳泉实际，顺应时代潮流，着眼快速发展，建设经济强市，富裕阳泉人民提出来的；是在深?
??调
查研究，科学分析论证，反复与省内各市和中部地区同等城市综合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它充分体现了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这是一个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目标，也是一个自加压力、奋发进取的目标。其在中共阳泉市委的发展历史中，必将写下浓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

“马家坪系列杀人案”告破

1992年3月2日零时许，家住矿区马家坪西居民区的一名女工，乘坐单位的接送车在矿区俱乐部下车后，单独前行。不料，当她行至马家坪西区运输二厂北侧的土坡时，突然被悄悄跟踪其后的一名歹徒从背后用单刃刀直刺心脏，当场死亡。事发后，经市、区两级公安刑侦技术人员现场勘查，除提取到一枚足迹外，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之后，同年的3月7日晚10点半、4月22日晚10点半、7月11日零点40分，先后在马家坪咸菜厂附近、马家坪西区石坡处和矿区平潭新区一居民楼道内，又接连发生了3起青年女子被害事件，造成2死1伤。
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连续发生了这样3死1伤4起惨案，这在阳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一时间，马家坪成了年轻妇女的恐怖地带，天刚黑，人们就都不敢出门了。消息传开，阴影笼罩了整个矿区，市、区公安局的领导和全体干警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凶手究竟是谁？民警们日升而出，日落不归，他们冒酷暑、顶严寒，日以继夜在马家坪地区张网以待近半载，先后调查走访17739户，摸排25岁到40岁的男性公民8991人，还与数百名重点嫌疑人进行了正面接触，逐一排查，但案件依旧无多大进展。就在参战民警铁鞋踏破、精疲力尽之际，专案组民警怀疑侦破方向是否有误之时，1993年12月27日晚9点40分，马家坪西区运输二场北侧土坡处，又发生了歹徒用单刃匕首连捅七刀，将一名30岁女工杀死的案件。之后，1998年5月6日晚8时、1999年5月31日晚9时、1999年11月15日晚6点20分、2000年11月23日晚9点15分、2001年10月10日中午12时，均发生了作案的时间、地点、手段，犯罪实施情节、侵害目标的选择、伤害部位等极其相似的案件。同类案件的频发和一步步升级，震惊了省公安厅和国家公安部。经过部、厅、市、区四级公安机关专家的一次次会审、研讨和实地勘查，分析认定：这些命案均系一人所为。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专家们对犯罪嫌疑人的人型、心理等特点进行了刻画，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再一次抽调大批警力，开展了侦破工作。三年过去了，积案仍然劳而无获。在这种情况下，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等部门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民警也积极投入到专案中，帮助参战民警坚定信心，克服厌倦情绪，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挖出杀人恶魔。
正当办案人员依据已掌握的蛛丝马迹紧锣密鼓侦破这起系列杀人案件时，2004年11月24日晚21点零5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110报警电话接到市治安巡防队员的报警：矿区俱乐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一名青年女子被歹徒连捅数刀，刺中了胸腹部、颈部……案件的发生，引起了市、区两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他们除立即赶到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和走访工作，并火速组成“11·24”专案组，展开全面调查外，还在全市范围内发出协查通报，悬赏15万元请目击群众提供线索。同时，抽调百余名民警，分成数个调查组进行了5个多月的走访调查。令人遗憾的是，民警们收集到的零星线索在深入析案时均被一一否定了，侦破工作再次被迫搁浅。
案件引起了阳泉市委、市政府的特别关注，市领导邰爱国、王舰民、段永章，市公安局长李柏等研究后，重新组建了马家坪系列杀人案专案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经过历时10个多月的精心调研、认真排查，以及包括部、省公安专家在内的办案人员的多次集体研究、反复会审，终于在2006年4月3日上午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历时14年，杀死9人、伤3人的矿区马家坪系列杀害妇女案成功告破，41岁的犯罪嫌疑人杨树明已被依法拘留。进入法律程序后，经过严格的庭审、示证及法庭辩论，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并于11月22日上午，召开了宣判大会，认定杨树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大会结束后，罪犯杨树明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杨树明系列杀人案告破的事实充分证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危害社会、践踏法律的行为，不论是谁，不论其犯罪手段如何狡猾、终将逃脱不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二、人 物 篇

阳泉地灵人杰，才俊辈出，历朝历代均不乏名宦勇将、文才贤达。近现代以来，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又涌现出一批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享誉一方的人民公仆、专家、学者，以及名医、名演员、爱国民主人士、企业家等。限于篇幅，本书只收录2005年12月底前已故的、祖籍在本境（或业绩主要在本境的客籍人士）的、系某一方面突出（为政、为文、为业、为德），又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人物，计50人。为了忠于史实，除个别篇什外，写法上多用小传形式加以表述。先后顺序基本上按人物所处朝代和卒年排列。












李氏三雄
    在盂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春秋战国到明清各个封建朝代，据文字记载，都曾出现过一些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北宋时期。大家知道，宋代推荐人才、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是科举制。有资料表明，北宋短短167年间，山西共考取进士130人，其中盂县就中榜35人（含状元1名），占到全省的四分之一还多。北宋时期，在朝作官职级在军道以上的盂县籍人有40多位。其中，有正副宰相2人，节度使、团练使、巡检使8人，集贤院学士4人，御史大夫、右正言一类谏官4人，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7人。在这些人物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人才，有不少人甚至彪炳青史，名垂千古。被盂县文史专家张建瑞撰文称之为“盂县的杨家将”的李谦溥和他的两个儿子李允正、李允则，正是这种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曾为宋太祖统一大业和辽夏的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堪称“李氏三雄”。
李谦溥（914～976），字德明，宋朝盂县人。出生于官宦人家，少通《左氏春秋》。但其父李荛为人正直，不善攀附，一生很不得志；受父影响，谦溥从小便养成了“性慷慨，重然诺”的豪爽性格和忠君爱国的思想。青壮年时期，先后在后晋、后周做过供奉、兵马都监、巡检使等一类武官，经历了唐末和五代的纷乱，亲身感受到藩镇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希望出现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因此，他在后周和北宋初年，积极参加了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战争。显德初年（954），他随周世宗征讨北汉刘崇。时辽州（今山西省左权县）久攻不下，谦溥自告奋勇，单骑入城游说，使刺史张其举城投降。显德五年，周世宗再征北汉，又派他为先锋，轻取孝义县城。这样，便把后周的边界进一步推向北方，为后来宋灭北汉打下了基础。
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后，谦溥任晋隰（今山西临汾、隰县）边缘都巡检，负责北部边防军务。建隆四年（963），宋太祖派兵四路攻太原，以谦溥为先锋。他向总领兵马的孙延进、沉继深提出攻取方案，但未被采纳，致出师无功而返。其后，从开宝元年至九年（968～976），宋太祖多次派兵或亲征北汉，谦溥每次都奉命随征，并屡建战功。有一次，他攻入太原城后，连拔敌七个营寨，使北汉大为震慑。后因辽国派兵来援，终致宋太祖平定北汉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宋太祖改变方略，暂时放弃与北汉的直接冲突，先用兵西川和南汉，统一南方。于是，又选调李谦溥到与北汉接壤的湿州当刺史，防御北汉的侵扰。谦溥在任十几年，身经数十仗，无一疏漏，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宋太祖统一南方的大业。
李谦溥不仅勇悍无敌，而且善于用兵驭将。显德四年（957），周世宗亲征淮南，北部防御空虚。谦溥建议加强湿州咽喉的防务，周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派他担当此任。到任后，他亲率兵民挖深城壕，整肃军纪，加强守备。不久，北汉派兵来犯，因已成竹在胸，所以，他镇定自若地击退了北汉的多次围攻，保卫了湿州的安全。开宝元年（968），宋太祖在攻打太原的战役中，被北汉围困，太祖手下的大将赵赞也败北。当时，谦溥正在西山伐木以备军用，听说太祖被困，立即率众来救。太祖看到来救者非精甲，但作战却异常勇敢，因而特别称赞他的用兵之道。谦溥有个部将叫刘进，勇力超人，常深入敌境，以少击众。北汉为之丧胆，想用反间计把其除掉。于是便故意把一封假装送给刘进的“蜡丸书”丢在大道上，让人拾到送给宋太祖。太祖不知是计，要李谦溥把刘进送来京城治罪。刘进怕株连谦溥，请求处死自己。谦溥却说：“我要用全家40口人的性命担保，请你放心。”于是，李谦溥上书太祖，揭露了北汉的反间阴谋，使太祖醒悟，释放了刘进。
李谦溥晚年，曾升任济州（今山东巨野）团练使，但他一直未离开晋湿边防。直到太平兴国元年（976）病重，“以疾求归”，病逝于京城。
李谦溥去世后，子承父业，他的两个儿子继续为北宋王朝攻战守边，且功绩卓著，无愧将门虎子。
谦溥的长子李允正（959～1010），字修己。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靠先父的功劳荫补为供奉官，后来又做过阖门祗侯、通事舍人，负责掌管殿廷传宣之事。官职虽不大，但能接近皇帝。由于他才略过人，处事干练，又通今博古，所以很受太宗赏识。太平兴国五年（980），卫州（今河南省汲县）黄河决口，被委任为修河部署。淳化三年（992），被派往西南边境一带，平定边民滋事；后又到西蜀询访民事，安抚百姓。其间，还一度总管开封府的刑狱诉讼，负责处理疑难案件。不管出任何职，李允正总是尽心尽职，政绩显赫，深得太宗满意。因此，官职一次次升迁，晚年位至河州（今甘肃临夏）团练使。
李允正一生调遣频繁，曾在多处任职，并从事过多种工作；但任事最久、最能显示其才能的还是在边防。从宋太宗淳化五年到宋真宗祥符三年（994～1010）的15年间，同他父亲一样，允正一直在北部和西北部担任边城守将，先后任过并州、代州（今山西代县）、镇州（今河北正定）、莫州（今河北任丘）、定州（今河北定州）、诚州（今甘肃成州）、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地刺史，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劲敌不是北汉，而是更强大的辽和西夏。太宗和真宗年间，宋同辽的对抗加剧，战争连年不断。真宗咸平二年（999），辽国王隆绪大举南侵，宋军抵御不力，屡屡败北。在这种情况下，宋真宗便决定御驾亲征，把镇守并、代两州的李允正调到河北前线，派至邢州（今河北邢台）抗击辽兵。允正的部卒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个个英勇善战，加之有真宗的激励和厚赏，邢州一战，大获全胜。咸平五年（1002），西夏王李继迁背叛宋朝，领兵侵扰灵州（今宁夏灵武）。为了加强西北边防，允正又被任命为泾、原、仪、渭和彬、宁、环、庆（今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处）的马步钤辖兼安抚都监（总领一路和几路兵马的武将）。他沿边广设兵寨和哨所，倘有敌情，便能及时发觉，且便于互相呼应救援，致西夏兵不敢轻犯，边境得以安宁。西夏王李继迁被杀后，西夏暂时归顺宋朝，允正又被调回河北定州，任镇定都铃辖，专事对辽。李允正一生，正如《宋史》卷《李允正传》中所言：“罕在要近，累典边任”，可以说是在军旅颠簸中度过的。晚年，官至河州团练使。只因身体佝偻，经常卧床不起，但仍不离边防，最后卒于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所。
谦溥的次子李允则（962～1028），字垂范，幼聪颖，且才略过人。父亲去世后，以荫补衙内指挥使。宋太宗年间，提升为阖门祗侯。真宗继位后，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继而任沧州（今河北沧县）知州。景德二年（1005），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双方罢战讲和，允则出任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镇守河北东路要地，以备不测。之后，又历任四方馆引进使、客省使（负责接待外宾的外交官）、高州团练使、康州防御使等，为安定边防、促成宋辽和好、增进民族感情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一名戍边武将，李允则在军事上颇有建树。知沧州时，他看到沧州乃战略要地，但饮水甚缺，兵民无心守御，便着手“滤浮阳湖，葺营垒，官舍间穿井”，从而稳定了军心。时隔不久，辽兵来犯时，允则率兵坚守城池，不但用水不缺，还以冰代炮，打退了辽兵的进攻。宋辽通和修好后，允则在雄州仍不放松战备，“治城垒不辍”。宋真宗怕引起冲突，责问修城之事，允则回答说：“宋辽刚刚通好，如果城池不修，守备放松，一旦发生不测，将后患无穷！” 真宗称赞他考虑得周到、深远。他还非常注意把备战和生产结合起来，寓战于民。在宋辽接壤处，他组织将士开荒挖渠、筑墙植荆。平时，渠道可以灌溉良田；战时，就成为御敌的障碍物了。他还把练兵习武寓于游乐之中，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边民在界河祭祀水神，允则就组织水兵驾驶战船，参与其事，名为竞渡表演，实是水战演习。
作为将门之后，李允则继承父兄的传统，不但为官清明，且勤政爱民。知潭州时，他为民做了许多好事：一、当年潭州因遭受水灾，民无居舍，许多人冻死；李允则不忍坐视不管，亟取官竹，借民建屋，使民无流徙。二、当时湖南多苛捐杂税，地税、屋税、枯骨税名目繁多，民困于暴敛，不胜负荷。李允则奏请朝廷免除了三税，并将已增至35斤的税茶改为以13.5斤为定制，以苏民困。三、适逢湖南发生饥荒，李允则以赈灾为急务，不顾转运使的坚决反对，毅然作出了取国库粮先赈后奏的决定，救民于饥谨之中。第二年湖南又发生饥荒，李允则请转运使以自己的家资作抵押，再次先赈后奏，发廪贱粜。为了助民度荒，李允则还招募饥民中堪征役者万人入军籍，转运使请征发募兵抵御邵州蛮族，但李允则认为“今蛮不扰，无名益戍，是长边患也；且民新募，饥瘠未任出戍”，奏请罢免了此役。由于李允则恤贫爱民，受到百姓的信赖与爱戴，当时陈尧叟安抚湖南，百姓列举李允则治绩，强烈要求能让他继续留任。
允则在对辽保持警惕的同时，还主张开放边界，允许边民贸易往来，反对对辽采取关门和歧视政策。他在雄州开辟了与辽贸易的场所“榷场”，互通异物，以香料、茶叶、书籍、漆器、硫磺等，换取辽的银钱、布匹、羊马、骆驼等。同时允许辽人入境，与州民同乐，从而加深了辽宋边界人民的情谊。他还对辽采取政治感化政策。一次，辽国的间谍被允则属部抓获，允则不但没有处死他，反而松开绑绳，盛情款待一番，间谍受到感动，就将刺探的情况告诉了允则。允则说：“你得到的情况不准确。”便告诉他实际的兵马、粮草数。间谍要求加上封条，盖上公印。放回后不久，间谍又来，奉还原件，封条未动，而后又带来了契丹兵马、财力、地理情报交给允则，以示报答。
李允则为官多年，却“身无兼衣，食无重馐，不蓄资财”，且“平易近人，洞知人情，善抚士卒”，这在封建官吏中，实属难能可贵，为数甚少。他镇守边境20年，对辽的情况了如指掌，边防未发生意外。可以说，李允则的功绩和才能，较之他的父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其父子三人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李氏三雄”。

李家“双头凤”

平潭垴李氏家族，是今阳泉境内的望族。据文史学者张承铭考证，从公元1500年（明朝弘治十三年）至1775（清代干隆四十年）的275年间，李氏一族在朝举官的就有60多人。其中，有晋府长史1人，刑部给事中1人，户部正郎1人，监察御史1人，知府5人，知州4人，知县21人，儒官、教授、教谕、训导等22人，其它官吏7人。有进士15人，举人18人，太学生、儒士、各类贡生（包括庠生）150余人。称之谓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似不过誉。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明嘉靖乙未科（1535）朝考，晋府右长史李应奎（李氏十一世）的长子李念和仲子李愈，联捷同榜进士，轰动了乡里，堪称“双头凤”。李应奎，号潭水，曾任陕西高陵书院掌院。高陵是当时著名学者吕楠的故乡，李念、李愈幼年随父在高陵书院就读，并受到吕公的亲传指教，学业为之大进。尤其李愈，在任南京太常博士时，适值吕楠在南京任礼部侍郎，两人相处甚密，从政之暇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对愈影响甚大。后历任户部员外郎中、凤阳府知府等，所到之处，官声称好。
李愈学识渊博，一生写了很多诗文，传有《金陵集》、《蒲石山房诗文集》等。李愈晚年家居时，曾在平定城北的瀑里村（今属阳泉市郊区）买地筑池，并写了《怀潭记》纪念其父。文章情深意切，文采飞扬，堪称传世佳作，曾入载《平定州志》“艺文”卷。
李念考中进士后，初任钱塘知县，继任刑部给是中。其间，曾向皇上奏陈六条利民方略，并获准施行。后转为礼部右给事中，奉命巡视京畿兵营，发现守城兵将只知领饷，不习征战，便上疏皇上，阐述“安不忘范，治不忘战”的道理，并提出加强京畿守卫的建议。陈词慷慨，言论激昂，得到皇上的认同和许多大臣的称赞；但因触及到某些权贵的痛处，之后便遭到一些人的中伤、陷害，被贬为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知府。当时，归德府刚遭水患，百事待举，为政艰难。他精心规划，悉心整治，不数年，便修葺一新，声望大振。于是，那些原来反对他的权贵更加嫉恨，千方百计找托词诬陷他，终致罢官而去。李念学富五车，文学造诣尤深，一生诗文著述颇丰。有《越中吟》、《松溪文稿》、《松溪乐府古律诗类稿》等传世，《平定州志》“艺文”卷有载。

方志学人张佩芳

方志编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地方志专家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中统计，我国现存的旧版地方志，总数为7413种，共计109143卷。其中，县志的数量居首位，约占总数的70%以上，州志、府志次之。清代是修志的鼎盛时期，共编修各类志书6000余种，占各个时期所编志书总数的80%左右，年平均量达20余种，成果可谓显赫。由于地方志的编修历来都含有官修性质，因而它多与行政层次比附而行，上起于全国的一统志，各省通志；下至于府州县志；旁涉于山川、土司、监井专志；细及于地方杂记小志，无不成为一地一区的横断剖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志举凡沿革建置、疆域区划、山川名胜，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艺文，无所不纳，称其为“一地之全史”、“地方之百科”是毫不过誉的。
方志的兴盛，自然也孕育和造就了一批方志学人。清代州官张佩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佩芳（1732～1793），初名汝芳，字荪圃，亦字公路，号卜山，原籍平定上城，后迁居大阳泉村（今属阳泉市郊区）。幼聪颖，并受到良好的训育。干隆二十一年（1756）中举，翌年连捷进士。历任安徽歙县、合肥知县，凤阳府寿州、泗州知州等职。在任期间，他兴学宫，建书院，筑社仓，析疑狱，恤穷民，惩豪奸，毁淫祠，除水患，重农桑，深得百姓拥戴，当地士绅曾作《八政颂》予以褒扬。
尤为可贵的是，张佩芳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学问渊博，通晓天文、地理、历史，还精于考据，喜好藏书。从政余暇，便着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主要著作除《歙县志》20卷、《黄山志》2卷、《社仓考》1卷，以及《榆关考》、《春秋世系》外，还有《希音堂集》6卷、《陆宣公翰苑集注》24卷、《公余杂录》30卷等。干隆四十七年（1782）秋，佩芳以“父母年逾七十，请终养老”为由，乞假还乡。居乡期间，曾协助平定知州金明源纂修《平定州志》（后人称之谓“金志”），并撰着了《平定州志考误》一卷本。“金志”于干隆四十九年续修，五十五年刊刻行世。全志共10卷，记述范围包括州属平定、乐平（今昔阳）、盂县、寿阳4县。在记述方法上，以上述4县县名排列次序进行记述，内容上共分9志38个门类。撰修过程中，作为主撰人之一的张佩芳，除承担撰稿任务外，还为各卷卷首撰写了序言，因而使该志具有了学养深厚、文字精炼的特点，其同《歙县志》《黄山志》一样，堪称志坛上乘，倍受后人推崇。《平定州志考误》当是张佩芳在参与续修《平定州志》金志版过程中查遗补漏、核对史实的副产品，其考证实事求是，叙述周密精详，实属难得，遗憾的是原版本不明所藏，惟目录入载清光绪八年（1882）刊《平定州志》之“艺文·书目”中，辑录散见该志各门类。

孙裕急公好义传美名

《平定州志》（光绪八年版）卷七“人物·义行”中收录了历史上州境特别是今平定县域内，在劝学、正俗、全节、乐善、修举、急公、还金、救饥等八个方面有突出表现、受到民众赞誉的170位义行之人。其中，孙裕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据州志载：孙裕，字子馀，平定人。性情宽厚，乐善好施。尤喜培养读书人才，奖掖后进。清嘉庆十一年（1806），曾出资整修了冠山崇古书院；又与本县嘉庆十年考取武科进士即用为卫守的张映奎合资，翻新了县城圣庙西侧的义学，并捐出银两，购地百余亩，将其每年的收入所得用作该校的教育费用。平定州城北的河下、山头（今属阳泉市郊区）两村，地处山区，缺乏生活用水。孙裕闻讯后慷慨解囊，相度地形，掘井得水，当地居民受惠至今。州北十五里的五渡村（今属阳泉市郊区）临近桃河，每遇水涨，渡口过多，行人不便。孙裕独自捐资三千缗，修筑了山道，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生产。孙裕的第四个儿子名植敬，幼时，有一次曾不幸被过路客人的车辆压伤了腿，路旁见到的人拉住客人不让走。孙裕得知后说：“他的过失是无意的。”于是，便挥手把客人放走了。
如上种种，不一而足。孙裕急公好义、与人为善的高尚品质和德行，受到时人的称赞，并为后世所传诵。其事迹除入载《平定州志》外，还被收入《平定历史人物》等文献中。

古州三贤

    据史料记载，今阳泉市所属的平定县早在844年前，即金大定二年（1162）就已设州，名平定州，时辖平定、乐平（今昔阳）二县。清雍正二年（1724）平定州升为山西省直隶州后，统寿阳、盂县、乐平三县，平定县省，属地入平定州。这一建置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计188年。其间，历经了雍正、干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8任皇帝，是清朝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历史时期。
大家知道，清嘉庆十二年（1807）乡试（元明清三代推行的科考形式，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地点多在各省省会的贡院，考中者即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平定州考生一次就中解元1人，举人9人，副榜（亦称备榜，相当于现在的扩招生）5人，名扬三晋。为此，知州吴安祖曾在州城西黑砂岭建“文献名邦”坊以贺。也许是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的缘故，嘉庆、道光年间，古州平定曾出了祁隽藻、田嵩年、张穆三位享誉京城的名人，后人称之谓“三贤”（民国学者张友桐在《题祁春圃、田季高、张石州三贤书册》诗中写到：“寿阳良相、秀水良吏、石艾良儒也！”“帐望千秋一系之，三良同郡复同时。”）。
贤相祁隽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其父祁韵士系干隆年间国史馆纂修，所着颇丰。因受到良好的教育，祁隽藻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及第，旋改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二十四年授编修；道光元年（1821）供职南书房（系皇帝的顾问和秘书班子），开始在清政权上层机构效力。其后，时而充任考官，时而外放学政，或迁为侍讲，或升任兵、户部尚书，道光二十一年调入军机处，参与执掌军国大政；二十九年充上书房总师傅；三十年授体仁阁大学士（文官之最高位，官阶正一品，俗称阁老，实为宰相）。咸丰三年（1853）赏太子太保衔（清代高官的赠衔），并两度为首席军机大臣，入主枢庭，为众人瞩目。尤其是在道光、咸丰、同治期间，祁隽藻均曾任侍讲，人称“三代帝王师”，深受三代帝王恩宠和尊重。因此，他多次上疏陈奏改革政治的建议，多为允纳，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施，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一定影响。
祁隽藻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政绩显赫的思想家、政治家。在近半个世纪的从政生涯中，他以恤民隐、固民心、重吏治、荐贤才而为清庭和士林所推崇，他一贯倡导并始终恪守的勤政爱民、崇尚廉洁的为官之道，深得朝野内外的赞许。所以，他病逝后，同治皇帝评价其“学粹品端，忠清亮直”、“克慎克勤、元忝厥职”，且“老成硕望，中外皆知”，谥文端，入祀贤良祠；乡人念其生前热爱家乡，心系民事，都夸赞他为“爱民宰相”。
祁隽藻还是清代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的著述除大量的奏议和杂文外，传世者有《      亭集》32卷，续集12卷，《馆课存稿》一卷和《勤学笔记》，以及《马首农言》等。他的书法出颜柳，参以山谷（黄庭坚），深厚遒健，自成一格，论者称其达到了“大书深刻”之境地，其墨迹遍布故土寿阳，并散见于晋省各地。
贤吏田嵩年（1788～1836），字季高，山西盂县人。少小聪慧，随父（田兴梅，嘉庆时知县）宦游，受到严格的训育。嘉庆十五年（1810），以优行贡考充八旗官学教习，留京供职，依户部尚书黄钺门下，为掌文翰之事。嘉庆皇帝看到户部行文殊异，即问黄钺说：“汝年近七旬，亦有代笔者否？” 黄钺遂将嵩年为文之事相告，蒙赐大缎一匹以赏。二十五年，嵩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翌年授编修。道光三年（1823），升任南书房行走。因品端行慎，两遇京察（考核京官的制度）皆列一等。八年，奉命到广东充正考官。临行前，其父对他说：“吾家世沐国恩，矢清矢慎。汝今肩负重任，移孝作忠，乃为肖子。”嵩年谨记在心，到任后秉公执考，所取学生皆名士。后闻父丧，星夜返籍，又遇母兄相继而亡。守孝期间，一度曾应聘为晋阳书院主讲，力主先品行后文艺之育人观，并大力振动学规、学风，深受学子敬重。三年后又入京供职，仍为南书房行走。十三年，大考翰詹，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官阶正四品。复任日讲起居注官。第二年，改任奉天府丞兼学政。在任期间，忠于职守，勤于教务，生童试卷，一一阅审，并亲自点校，不用他人代劳。十五年冬，升顺天府（今北京市）尹。因政务繁忙，操劳过度，气脱致疾，不久而卒，年仅49虚岁。道光皇帝听到其去世的消息后，深为叹惜，曾仔细询问其患病情况和家事。宠遇之隆，一时莫比。后崇祀晋阳三立阁。遗着有《季文诗抄》、《遁翁苦口吟》等。
贤儒张穆（1805～1849），山西平定人（今属阳泉市郊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张佩芳，父亲张敦颐均为干隆时进士），幼时，凡六艺百家、训诂史策，无书不读，学业因此大进。道光十二年（1832）以优贡入太学（古代贵族官僚的子弟学校），考充正白旗教习；十九年应顺天乡试，因与监考官发生口角而失考，从此立誓再不应试，同时也放弃了功名仕途的追求，转向广交文友，致力学术，潜心著述。十余年间，他强忍着家事之惨变（少年丧亲，中年丧妻失子），国运之不昌（时值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逐渐为西方诸强打开，清政府腐败无能，生灵涂炭，濒临水火）胸怀惓惓爱国之心，发愤撰就了《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顾闫合谱》、《   斋诗文集》、《靖阳亭杂记》等学术专着和直抒胸臆的诗辞序跋；受人之托，为友朋审校、刊刻的书籍更难以数计。缘此，道光年间在京的上层人物和知名学者都愿与张穆交往，并以能与穆切磋学问、所撰诗文能让穆审阅评点而感荣耀。《山西通志·文学录》载：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看到他的著作后，十分赞赏，叹曰：“二百年无此作也，堪称硕儒。”
张穆死后，在京友人议定，尊陪顾亭林（清初思想家、学者）先生祠；山西学界又崇祀晋阳三立阁。今人所编《中国近代史稿》及许多学术专着中，都把张穆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同列，称之谓是“睁开眼睛，看看现实，看看世界，重新对待思想学术研究，关心时局，寻找强国御侮途径”的代表人物，说他无愧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爱国思想家、地理学家和编辑大家。张穆的书法端秀劲逸，也自成一家，历来为收藏者所珍爱。
上述“三贤”中，祁隽藻长张穆12岁，小田嵩年5岁，应该说都是一辈人，又都是古州平定的老乡，亲不亲故乡人，此其一；三人均学富五车，胸藏万卷，并都充任过考官或教习，为封建教育做过贡献，此其二；三人都耿直无邪，忠孝爱国，且勤政敬业，看重人才，此其三；长于著述，皆有诗文传世或墨迹流芳，此其四。此外，三人同居京都，过往甚密，交谊称厚。道光十六年夏（1836），张穆受祁的委托，为其父祁韵士校订《西域释地》、《西陲要略》、《藩部要略》，并为《西域释地》作序；道光十八年春，穆应邀赴祁隽藻处做幕僚，下江南协助祁做典学工作；二十一年十二月，张穆呈《与祁叔颖枢密书》，为选贤用能向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祁隽藻提出了积极建议。张穆在世时，无职无俸，每遇困难均得到祁的帮助、周济；穆中年早逝后，祁隽藻不但速派其子祁世长前去办理丧事；令其妹以次子孝瞻嗣之，并收养了穆的遗女招姑；担负起了张家的一切生活费用；还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为其题写了墓石，其文曰：“呜呼石州，学博志大气高，而昌谷不寿；孝于亲友于兄弟而童鸟不秀；着书满家，发言惊座，下士逡巡笑之，而鸿儒伟彦褰裳争就。惜乎湛思远识，世莫能详究也。”至于田嵩年，因与祁隽藻同朝为官，比邻而居，诗酒唱和，荫庇恩惠更是情理中事。可惜笔者手头资料匮乏，难以详述他们的交谊。惟见祁隽藻传世的《  亭集》中存有寄呈和答田季高诗数十首。此外，当祁骤闻田早殒噩耗后，大为悲痛遂撰《祭京兆尹田季高嵩年四兄文》以悼之。后人称之堪与韩愈《祭十二郎文》匹比。

义和团首领张大楞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不断深入内地，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且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尖锐程度。于是，在中国的山东、河北等许多地方便爆发了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山西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在山西境内，与阳泉毗邻的寿阳、榆次又是义和团运动的集中活动区域之一。受其影响，平定州城也爆发了张大楞领导的义和团运动。
张大楞（生卒年不详），平定姜家沟人。幼时家贫，迫于生计，很小的时候就到河北深州染坊里当小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义和团进入深州开展活动。张大楞被吸纳，并成为积极参加者。后因债务逼迫，无力偿还，逃归故里，在平定城南真武庙设坛，学拳使棒，组织起义和团，当了首领。所幸的是，时任平定州知州的白昶对此表示支持，命人打开州署兵械库，取出顺刀、宝剑、红缨枪予以武装。为此，平定义和团迅速发展，入团人数与日俱增，坛址移至东关龙王庙。每逢义和团练拳授法之时，围观者人山人海，整个州城为之轰动。翌年七月，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平定义和团响应“扶清灭洋”的号召，在张大楞和另一个叫李大笨的首领率领下，开赴平定北乡苇泊村（今属阳泉市郊区）焚烧天主教堂，惩罚洋教士，清算其勾结官府、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罪行。但后来，由于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屈服，义和团遭到血腥镇压，张大楞也毫无例外，被残害致死。
由于时代的局限，张大楞领导的平定义和团运动轰动一时，最终失败了。但他设坛举旗、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入侵者的胆识和豪气，却永远激励着故乡的人们。他的事迹被载入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平定县志》和《阳泉市志》等重要文献中。

开明士绅张士林

2005年，是震惊中外的山西争矿运动爆发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市委宣传部、市政协文史委等单位，通过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史料征集会等形式，对首发于阳泉、尔后波及到全省、全国乃至海外的争矿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其中，一位对阳泉的争矿运动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他，就是当时享誉平定的开明士绅张士林。
张士林，字墨卿，清咸丰六年（1856）出生在平定西乡官沟村（今属阳泉市郊区）一个富裕的农商家庭。优越的家境，加上父辈们的诚朴传教，张士林从小便注重品德修养，在治学读书上，除广猎子史掌故、医药小说外，尤喜有关修身齐家方面的书籍。所以，成年后无论办事还是交友，均以诚为本，以德见长，深为同辈所契服。
士林的先辈，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以“永字号”命名的商铺，除在本省介休县开的“永义公”铁货铺外，兴盛时在河北、辽宁、吉林以及山西的其它县份都开有分店，成为平定西乡的首富。但是，传到他这一辈的时候，由于缺乏统帅人才，各处商店经营不善，多已赔累负债，渐趋混乱衰落之势，族中在寿阳所开的钱铺亏累尤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年方18岁的张士林继承先辈传统，精明果敢，亲赴寿阳办理收束事宜；并从调查研究入手，对“永字号”在各地的商铺进行了整顿。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力挽狂澜，把衰败的基业又重新振兴起来，其才干和德誉也因之在全县传播开来。
家业的兴衰使张士林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所以，对后辈的教育他十分关心。清朝末期，他家里聘着两个老师，办着两个家塾。一个是为初入学的儿童办的，另一个是为学“八股”应科举的童生办的。两个老师都是以优厚的待遇从平定县城里请来的。其实，当时在家塾里就读的只有其长子鸿寿一人，其余都是平定县西乡（今辛兴、旧街一带农村）贫苦人家子弟。后来，废科举，兴学堂。张士林顺应时代要求，又把两个家塾合为一个小学，定名为“官沟村养正小学”，所用经费，仍由他一人负担。平定县举行全县小学生会考时，该校成绩曾荣列全县第二，轰动一时。
民国二年（1913），平定县成立了五所高等小学，第五高小设在赛鱼村（与官沟村相距里许）。当时，乡里人认为，笔算不如珠算快，洋书（时人对新课本的称呼）不如古书好，国文没有“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深，不愿送孩子到那里上学，致使学校办得很冷清。为了支持新学，张士林主动把养正小学并入第五高小，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同寿、恒寿）、两个孙子（迁善、丛善）都送到五高上学，以示倡导。翌年，他了解到外村学童不在五高就读的原因主要是家长怕花钱（因为要在学校起伙），张士林便自动拿出500吊钱，又动员大阳泉魁盛号郗家拿了100吊，作为津贴学生的基金，存放在赛鱼村较大的几家商号里，每学期把收回的利息分三等资助贫困学生。此法施行后，学生马上增加，并且一年比一年多。后来，该校就在官沟设了一个分校。由于张士林的慷慨解囊，热心助学，客观上帮助地方培养了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辛兴的王作宾、潘家峪的高涤源、中庄的王守正、王定远等一批清末秀才和他们的同学；第二代是1915年以后数年间，在五高享受津贴的学生。这些人中有的升了大学，有的念了师范或中学。我市革命老干部甄华、甄杰人、刘征田、余子宜及在本市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教师商子和、杨子仪等，都是在五高读书时，身受其惠的人。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张士林对国家大事、民族利益也十分关心。平时，凡有利于社会、民众的公益之事，无不积极参加。光绪末年，山西省爆发了爱国士绅抵制清政府出卖山西采矿权予英福公司的运
动。当时，作为煤铁之乡的平定，在这场“虎口夺食”的??
?争中，李毓蕙、黄守渊、池庄、刘焕斗、赵熙庭、廉士鼎等一批进步士绅，通过成立保艾公司（平定历史上曾称石艾）、组织矿产公会，率先在全省举起了保矿、争矿的大旗，并以在正太路两侧大山巨石上书写标语划定矿区的实际行动，与英福公司对着干。其情激奋，轰动一时。在这场运动中，张士林不仅是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筹划者，而且慨然捐出3000余两白银支付争矿费用。辛亥革命后，省政府曾奖给他“急公好义”匾额，称赞他在争矿运动中的义举。
此外，对于婚丧无力办理、疾病无力医治、孤寡无法维持生活者，只要请求帮助，无不热情资助。特别是每次灾荒救济，张士林均当仁不让，多有善举。今天，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银圆山庄”，我们看到的那道气势雄宏、远远望去好象拉萨的布达拉宫的大石坡，就是民国9年（1920）遭灾时，张士林以工代赈修建的。因为当时做工的人少，吃饭的人多，所以造价昂贵。这又正是官沟村张家大院改名“银圆山庄”的缘由。

“清官”李崞龄

新编《隰县志》人物篇中，收载有民国年间治隰近十年的一位县知事，因其在任期间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且为政清廉，所以，至今被当地民众誉称为“清官”。他就是出生于我市盂县泥河村的李崞龄。
李崞龄，字峙如，清末优贡。辛亥革命后入太原优级师范，后被荐为潞安书院山长，是个饱学之士。民国8年（1919），出任隰县知事。
李知事为人诚朴，作风务实。传闻，他到任后，没有下车伊始就指手划脚，当朝理政，而是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巡行县郊，与乡老攀谈了解情况；之后又转入农村，私访民间疾苦。他单骑简从，不重声色；遇到问题，即当机立断，就地解决，而且公正无私，注重于通过调解息事宁人。他还在自己的衙门大柱上亲书楹联，劝人们不要动不动就干戈相见，上诉争讼，免得损财误事。其联云：“但有余闲勤尔业，莫因小事入吾门。”用心良苦，令人钦敬。
隰县在旧中国十分贫困，李上任后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百姓生活。他严促县农桑局官员下乡，组织农民兴办水利。先后在城川一带修建了水渠河道，扩大灌溉面积；又在曹城村开辟苗圃，倡导植树造林；还在城区试验种桑养蚕，推广种棉、植麻、养殖禽畜，以改善种植结构。上述举措，在当时的土地制度下，成效显然不会很大，但作为旧时代的一位“县太爷”，能做到这些，也实属难能可贵。
清末民初，烟赌之风在许多地方盛行，隰县也不例外。李知事在任期间，严禁吸毒、赌博，并严惩偷盗、贩毒之徒。为此，曾在城关和各区设立了戒烟所，强制烟民入所断瘾；并改革村政，组织“息讼会”，强化思想教育；他还亲自到“洗心社”为绅商和街、闾、邻长，及各校师生，进行“洗心演讲”，劝人们改恶从善，做好官好人。经过这样几年的倡导和努力，隰县的社会风气有了明显好转。
李知事平日生活简朴，清廉自持，没有旧官僚那种奢华和贪婪的恶习。他早饭窝头咸菜，午饭素菜面食，非待客，厨中绝少酒肉。有一次，夫人跟他开玩笑：“你为一县之长，每日玉面窝头充饥，也不怕人家笑话？”他笑着回答说：“人怕忘本，岂厌粗食！为民上者，只怕老百姓骂自己无能，不办好事，还怕人家说自己吃得不好？”过春节的时候，他也很节俭，曾戏题厨房对联以自嘲，妙趣横生。其联云：“舍鱼而去（取）熊掌，割稷（鸡）焉用牛刀。”此联寓义双关，以两句现成的典故和成语，略作改动，以“去”谐“取”，以“稷”谐“鸡”，反其义而用之，寓庄于谐，寄兴解嘲，既显示了李知事的高尚品格，又展示了他的文才学养，堪称妙笔。
李知事学识渊博，文思隽逸，书法工柳，善联对，所到之处，多有题咏，且不乏名联。权录数则，以供品赏。
题隰州“小西天”无量殿联：
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
因有果，果有因，有因有果，种甚因，结甚果。
题“小西天”半云轩联：
    上上下下，游游转转，无个事请来；
    说说笑笑，息息喘喘，吃杯茶再去。
题县衙办公室联：
    治家难，治国尤难；
    修身好，修心更好。
题戒烟所门联：
    不戒有五等徒刑，千元罚金；
    能改则七日来复，百事可做。
民国16年（1927），李崞龄调任解州知事。离任时，将积薪5000元银圆捐赠给当地做兴办教育和社会救济资金。隰人感德，全县震动，民众扶老携幼，涕泣相送。并集资树功德碑，碑铭：“功歌来暮，德感去思”。他的事迹成了民国年间晋省各地津津乐道的轶闻。

平定“三才子”

20世纪20年代，山西省在北京读书的学生中，有三个学业上出类拔萃的学生，因籍贯都是平定，人称“平定三才子”，亦称“古州三杰”。他们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石评梅、北京大学的关其侗和北师大的张恒寿。
女才子石评梅（1902～1928），祖籍平定县小河村（今属阳泉市郊区），后迁居平定城姑姑寺。民国元年（1912）她随父到省城，先后入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师读书；民国8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毕业后历任北师大附中、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北师大等校教员、讲师。民国17年因患脑炎病故于协和医院。着有散文集《涛语》、小说散文集《偶然草》等。
洋才子关其侗（1903～1976），平定县南坳村人。小学和中学均在家乡平定就读；民国13年（1924）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升入北大英文系。毕业后经胡适介绍，先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从事翻译工作，继在中德协会救济总署、长春大学等处任职。新中国建立后，调至国家出版总署任编审，后转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兼任《哲学译丛》编委、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1976年病逝于北京。译着有《人类理解论》、《纯粹理性批判》、《乌托邦》、《世界历史》等。
土才子张恒寿（1902～1991），平定官沟村（今属阳泉市郊区）。幼年和少年时代，曾接受了十多年的旧式传统文化教育。民国9年（1920）到太原第一中学就读；民国14年考入北师大预科班，三年后升入北师大英文系，后转入历史系。民国23年，又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深造。毕业后一度留校任教，继又到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中央美院）、辅仁大学等学校执教。1952年调入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78年晋升为教授，并兼任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82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先后三批）。1991年病逝于石家庄。主要论着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中国史哲论丛》、《韵泉室旧体诗存》等。
以上三人除都是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平定老乡外，年近同庚（关其侗仅比石评梅、张恒寿小一岁），都生逢20世纪初清王朝濒临灭亡、帝国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的时期，所以，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在求学期间就都表现出了力求上进、叛逆传统和反封建的意识。此其一。关其侗是民国8年（1919）升入平定中学就读的。这一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关受其影响，多次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并带头起草驱逐反动校长的宣言；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政治、经济状况，便在北京《新民报》上连续发表译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张恒寿虽然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小时候又受到了典型的封建传统教育，但当他离开家庭到省城太原读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触了新思想、新知识后，精神面貌即为之一新。上初中时，便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上发表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意见》，从而轰动了全城，在太原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张恒寿的爱国热情，他协同在北京和太原读书的平定籍学生回乡发起组织了“平定青年奋进社”，他亲任社长，编印《奋进》杂志和《平定评论》，创立图书馆，主办演讲会，宣传抗日思想，振奋民族精神，对家乡民众特别是青年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石评梅较之关、张更为出色，在京读书期间即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11年（1922），她写了话剧《这是谁之罪》，以沉痛的笔触呼唤五四运动后的青年，不要被旧的习俗势力软化而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民国13年，她和陆晶清先后主编《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大声呐喊。好友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后，她写了《血尸》、《深夜絮语》、《痛哭刘和珍》等文深切悼念，并悲愤地表示：“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评梅在《无穷红艳烟尘里》把这个春天称为“阵阵的风沙里夹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李大钊同志就义后，评梅在《断头台畔》一诗中，以悲壮的文笔指出：烈士的“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征途上，评梅与中共早期活动家高君宇的相识、相爱，更显现了她高尚的情操。民国14年，高不幸病逝。石评梅悲痛欲绝，毅然将自己的照片与恋人共葬，并亲手题写了碑铭。民国17年评梅病逝后友人将其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侧，实现了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三人都以教为业，忠于职守，并奉献了一生。此其二。特别是石评梅，虽然投身教育事业的时间短暂，但她大力提倡女子教育，深切关心妇女解放运动；主张“情育”教育，力倡以真正爱护的情感去打动和引导新的一代；信奉全人格的教育，认为一个教师若不以自己的人格与学生接触，就是一个失败的教师；主张广设学校，力求贫苦儿童都受到教育。这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她被学生誉为“母亲式的教员”，“我们的星”。病逝后，她执教的北师大附中特放假一日以表哀悼。出丧时，全校女生哭声不绝，送葬者达200余人；她执教过的的几所学校和社会各界先后两次召开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有800余人出席参加，敬送花圈、花篮、挽联者纷纷。关其侗精通英、俄、德三种文字，生前虽担任过多年的专业翻译和一些政务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的外文教学岗位上度过的。他治学严谨，为人笃诚，深受师生们的敬重。50年代到山西大学外语系执教后，除带课外还兼任多职，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可是，他从不懈怠，甚至在病重期间，还坚持和历史系的师生们一起校订《历史百科全书》，其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至于张恒寿老先生，他终生事教，默默耕耘，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以至年近九旬还带着研究生攻克儒学和中国文化。所以，他在我国高等学界特别是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病逝后，他执教的河北师院为他举行了有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500多人参加的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人们敬送的数以百计的花圈、花篮和挽联中，友人王俊才的联语“入世不入俗，直内方外，学究天人，运思一世，明哲千古颂；尚德又尚道，严己宽人，教以身心，笔耕终生，恩师一代宗。”乃是对张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和光辉写照。
三人都精于探究，勤于著述，身后均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此其三。尤其是被誉为我国现代“杰出翻译家”的关其侗，译作等身，一生翻译的关于西方的古典哲学著作就有50多部，总计在1000万字以上。在山大任教时，还教过《逻辑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张恒寿老先生一生的专着不多，但篇篇珠玑，他的《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既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又可以说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他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选取《庄子》为研究课题始，到《庄子新探》出版刊行，先后历经了近半个世纪。但这部书考证详密，分析湛深，出版后受到普遍赞誉，被史学界公认为佳作，曾荣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由于先生做事为人均德高望重，病逝后，许多生前好友、弟子同仁撰文，盛赞其风范，讴歌其品行，都尊之为“史界泰斗”、“一代宗师”。石评梅英年早逝，仅26岁就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但她的文学才华不论生前还是逝后，都是令人瞩目的。1983年～1985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由邓颖超题写书名并“志”、杨扬所编的《石评梅作品集》（散文集、诗歌小说集、戏剧游记书信集）基本上收录了这位才女的所有撰着；1990年6月，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评梅女士年谱长编》（李庆祥着），又为我们研究评梅的成长历程和历史贡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间，散见于省内外各类报刊杂志上的介绍评梅事迹或论析评梅思想的文章，也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上光耀一时的这颗不凡之星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今天，当我们数典怀祖，回首80年前活跃在北京学界的这三位才子及他们的一生业绩的时候，作为“文献名邦”的后裔，我们除引以骄傲，对先贤们深表敬意外，还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忠于职守，奋发努力，为弘扬先进文化，创造新的辉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抗日村长史梦梅

抗日战争中，阳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其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催人泪下；有许多献生的英烈令人缅怀。抗日村长史梦梅就是其中之一。
史梦梅（1876～1938），今阳泉市郊区街上村人。他3岁亡父，10岁丧母，11岁就跟他的哥哥到村里的冶铁炉厂当童工，早出晚归，吃尽了苦头。后出走河北保定府，在染坊、货店当雇工，饱尝了人间艰辛。24岁返回故乡，开始经营冶铁炉厂。由于其装炉技术好，远近闻名，别人争相聘请，家境逐渐好转，成为当地富户。
1930年3月蒋冯阎大战爆发后，军政当局向地方摊粮派款，拉夫要差，使炉厂生意萧条，面临破产。史梦梅对此十分不满。其时，上荫营小学聚集了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教师，史梦梅经常和他们接触、交谈，耳濡目染，接受了许多新思想，眼界为之开阔。
1935年，史梦梅以其在乡里的人缘和威望被推选为上荫营村村长。他痛恨贫富不均，常为穷苦村民出主意，想办法，摆脱贫困。在任期间，他顺应民心，支持发展民间贸易，曾为荫营镇开办了“三八集”（逢农历三、八赶集），并亲自主持了荫营龙天庙的重修工程，被当地人称为“好老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梦梅满怀爱国热情，送他的儿子史万修参加了八路军。9月，平定工委派教五团成员韩九龄回荫营开辟抗日工作。在韩九龄动员下，史梦梅深明大义，毅然出任荫营村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合作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总会设在太原）主任，以年迈花甲之躯，为抗日救亡尽心竭力，不惮劳苦。他多次把村中的富户请到家中，说服他们为抗日事业捐献财物，并率先垂范，出色地完成了抗日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有力地支持了抗战。11月25日，八路军战地工作团在上荫营龙天庙召开千人扩军大会。史梦梅在会上慷慨发言，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鼓励青年们参加抗日队伍，上前线，打鬼子，保家卫国。他说：“我儿子已经参加了八路军，我5岁的孙子将来也要参加八路军。”激情洋溢的讲话使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当场就有200多青年报名参军。
1938年1月23日，由于汉奸出卖，史梦梅被日本宪兵抓到阳泉，逼他答应两个条件：一是叫回参加抗日的儿子史万修，一是与日军合作，当荫营的维持会长，史梦梅当即严词拒绝。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他知道日本人不会轻易放过他，就在狱中托人给他儿子捎去了一个玉石烟嘴，以示他“宁为玉碎”也不卖国求荣给日本人做事的民族气节。2月26日，史梦梅在阳泉西营盘被日军杀害。平定（路北）县政府在盂县上社为他召开了追悼会，《晋察冀日报》发专文刊载了他的革命事迹。新中国成立后，阳泉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革命家属李有年

抗日战争中，作为革命老区的阳泉，是坚持敌后抗战山西战略支点上的晋东前沿堡垒。八年中，阳泉地区先后有1.6万名青年光荣入伍，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建设和壮大。其间，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打东洋”的革命家庭和先进人事。李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李有年（1886～1941），号荆三，平定县下盘石村人。1903年入平定中学堂，为第一班学生。1907年考入山西大学预科班，1912年于山西大学医学专科毕业。在太原读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之后，就读于山西商业专科学校，试图走实业救国之路，并于1917年筹办了井陉石棉矿业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回归故里任小学教师，同时兼任县教育委员会督学。1931年辞去县督学职务，自行脱离国民党，开办了私人诊所，拟施展其医学才华，专为村民诊治疾病。
当时，李有年有个美妙的设想：靠十五亩薄田自食其力，在田园上逍遥晚年；让长子、次子轮流农商，三子、四子步入仕途报效国家。但是，“九一八”日军侵华的炮声粉碎了他的田园梦景。1936年春天，长子李汝人参加了民训团，入冬后又传来三子亚马在太原领导学潮被捕的消息，他一急之下，病卧在床。1937年除夕，三子、四子从太原回到故乡过年。他欣喜之余，病疾全消。他从三子亚马带回的《大公报》、《山西党讯》等刊物上看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还看到了亚马与其未婚妻撰写的文章，知道了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从而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来，当他得知大儿子加入的民训团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新军时，态度便由开始的反对参训转变为支持参训入伍了。
1937年8月，李有年得悉长子汝人和四子汝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子亚马在抗日决死纵队做领导工作的消息后，非常欣慰。10月上旬，日军逼近娘子关前的一个黄昏，他把身边的次子汝修夫妇和长媳及四媳都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孩子们，日本鬼子已逼近咱娘子关，国家和百姓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你们都很年轻，在家里手无寸铁，日本人来了只能受辱送命，不如出去找汝人和汝生他们，一起从军为国效力吧！”他还为三个儿媳都起了官名，长媳叫王芝卿、次媳叫张筠卿、四媳叫梁梅卿。他还和老伴一起为子媳们准备好了在路上吃的干粮。黎明前，他到村背后的太行山脚下送子媳四人起程。次子汝修带领三妯娌找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汝修被安排在支队供给部工作，王芝卿、张筠卿、梁梅卿被安排到一二九师卫生部门工作。至此，李有年的四个儿子和四个儿媳全部投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此事在太行山区传为佳话。后来，他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内遭尽磨难，于1941年早春含恨去世，时年55岁。

视死如归的抗日区长——岳勇

60多年前，当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的时候，平定县路北有一位抗日战士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并为日伪军政府所震慑。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岳勇同志。这里追叙的，就是有关岳勇烈士身前的一些斗争片断。

幼志不凡  勤于文武

岳勇，原名张步瀛，字仙洲，号老农，山西省平定县岳家庄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他自幼酷爱读书，但父亲是个俭朴的农民，辛勤耕作，连衣食都难得温饱，哪有多余的钱供他上学？无奈，他只好“半耕半读”，农忙耕地，闲暇上学。晚上，家里点不起油灯，他就去月亮底下借着月光看书；买不起纸笔，他就用树枝沾着泥水在方砖上练字。村里人都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年龄稍大以后，村里的旧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听说城里的学堂讲授的是新学，很符合时代的需要，于是，便产生了到城里上学的念头，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同意。这一年，他背了五升芝麻去城里考中学，因不懂数学和化学，未能考中。可是，他并不甘心。回来后，就关起门攻数学。算不来，就拿上算盘对着学，直到学会、弄懂为止……
步瀛不仅酷爱读书，还特别喜欢习武。闲暇，常邀集村里的青年人挥刀舞棍，演练拳艺。他生就的浓眉大眼，膀阔腰圆，嗓门洪亮，加之其为人忠厚、朴实，讲究义气，乐以助人，因此，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他本人虽然能文善武，但从不自恃欺人，他常说：“打架骂人，以强凌弱是最没本事的，讲道理才是真本事。”一次，村里有人偷了别人家的倭瓜，被村警逮住，要吊在台子上打，他见了后马上从家里抱了一个倭瓜跑去说：“不要打他，他是饿得不行了才偷的，偷了谁的，我替他还。”那个偷倭瓜的很羞愧，之后，便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了。

学习岳飞  精忠报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步瀛在本村当了小学教员。他眼见国民党军队望风败退，大好河山任日军铁蹄践踏，心中无限忧愤。当时，城里一些进步青年主张抗日，并酝酿组织各种抗日活动。这一切，对他感染很大。他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军有亡我之心，我中华儿女焉能无动于衷！于是，1937年春，为了追求抗日救国，他说服了父亲，毅然离乡，与王培效（平定巨城人）、王云（平定郝家庄人）、邵成瑞（又名林一新，平定北庄头村人）、段芝亭（平定段家庄人）等人，一同来到太原市东岗村大营盘，参加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七团，受军政训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是山西新军的前身，也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一支新的革命武装。受训期间，在太原，他曾见到过负责北方局党的工作的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还聆听过周恩来动员抗日的讲话，并同受训的人一起加入了薄一波组织领导的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由于受到了党的教育，耳闻目睹了党领导下的一系列抗日活动，他真正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七七”事变后，随着战火的蔓延，他和王培效等人，结束了教导团的训练，返回了故乡，自动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起来抗日。这时，共产党人王子华（平定郝家庄人）、梁晋平（今阳泉市郊区上烟村人）等已在路北（石太铁路北面）组织了“战地工作委员会”。几支力量汇合后，便形成了平定路北抗日的中坚，群众性的抗日烈火因之也就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了。
青少年时代，张步瀛曾读过许多演义小说，《说岳全传》中岳飞精忠报国的形象尤其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故里叫岳家庄，为了表抒其对岳飞的敬慕，学习岳飞，献身祖国，参加革命后，他便改名岳勇；此后，凡从岳家庄动员出来的抗日干部，不少人也都从“岳”字上改姓，起名岳忠、岳真……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活动骨干、抗日英烈。
1938年4月24日，经王培效介绍，岳勇同志加入了党的组织，并担任了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乡里开展了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废除苛捐杂税等工作，从而使岳家庄成了全县的抗日模范村。

不辞劳苦  勇挑重担

入党不久，岳勇就调到县里，担任了县农会主任。那时，农民的觉悟还不高，部分人思想上有“恐日”情绪。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动员群众参加抗日，他有时要跑好几个村，小会、大会开个不停。工作中，他十分注意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1938年到1939年春，遵照县委指示，他发动群众，斗争了岳家庄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张先存；接着，又斗了郝家庄大地主王希让和冯家峪大地主赵子良（此三人当时在路北一带称为“三大家族”），于是，整个平定路北的农会工作便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
1939年5月，党派岳勇到河北省阜平县抗大二分校学习。当时，罗瑞卿同志是校长。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抗大学习回来后，他担任了县地征科科长，兼协助一、四区工作。1940年7月，县委派他到一区任区长，进行“百团大战”的战役准备。他二话没说，欣然就任，并带领民兵亲自参加了聂荣臻指挥的娘子关战斗；次年，县委调他到形势更为险恶的四区任区长，他仍以革命利益为重，听从组织的安排，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而且，一到岗位，他就扑下身子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四区，紧靠阳泉，敌人的魔爪随时可以伸入，特务汉奸活动异常频繁；而我们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却很薄弱。但是，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那时，从阳泉、白泉、荫营一带搞到的煤、铁和粮食，需通过四区才能转运到晋察冀的腹地，制造枪炮子弹，换取棉花布匹，供应部队、机关。因此，四区成为敌我都注目的战略要地，工作困难不小，风险很大。岳勇同志却毫不介意，经常率领武工队和民兵主动出击，甚至深入到敌区的交通线上，去破铁路，割电线，开展游击活动。同志们有时开玩笑地说：“老岳，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常常出入于敌人的眼皮底下，难道就不怕掉脑袋？”他嘿嘿一笑说：“打皇军可不是打蝗虫，没有点牺牲精神哪能行？”由于岳勇同志的积极努力，以及其与区委书记高智卿同志的密切配合，四区的工作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

智勇双全  灭敌除歼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是既需要勇，又需要智的。否则，随时随地都有丧身之险。但是，恶劣的环境考验人的意志，也锻炼英雄的虎胆。岳勇同志正是在抗日斗争的这种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他担任一区和四区长的时候，经常化装成放羊的、赶牲口的，肩上背着鞭子，身上穿着老羊皮袄，深入到村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开辟工作。有时遇上敌人，便顺手牵羊，以智周旋，或以勇克之。一次，烟里村的民兵到区上报告，有五个宪兵队的特务来村里胡作非为，岳勇同志闻讯后，带了几个武工队员就到村公所去抓。特务见势不好，撒腿就跑，他们追上去，几下便把这伙坏蛋干掉了。又一次，岳勇同张所小同志下乡。走到千亩坪的路上，忽然发现两个汉奸鬼鬼祟祟迎面走来。当他们脸打照面的时候，那两个家伙误以为岳、张二人是商人，邪念顿起，企图敲诈，岳、张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下五去二，便把两个贪财之徒消灭在了千亩坪路上。还有一次，为了给被汉奸武装“棒棒队”杀害的县青救会主任云鸣同志报仇，他带领四区部分武装配合一区民兵奋勇参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一人就打死两个汉奸。
1941年9月，日军向我晋察冀边区大举“扫荡”，县级机关把三30多名妇女和体弱有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岳家庄。当时，岳勇同志正患疟疾，在家养病。一天中午，他的病刚发作不久，村干部便跑来找他，说村里来了四个便衣特务，要吃、要喝，要八路军，动员他马上转移。他却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只有四个，用不着转移。”当即决定，让民兵包围了村公所，自己亲自带领几个同志也参与了战斗。结果，一枪未发，就把四个汉奸消灭了。这件事在当时震动很大，不但受到上级的表彰，而且在晋察冀日报上予以详尽的报道。
岳勇的活动给敌以巨大的威胁，所以，敌人对之视为“眼中钉”，一心要活捉他，除掉他。1941年11月，在阳泉的许多村镇，便张贴了“悬赏缉拿岳勇”的石印布告。岳勇面临着新的更严峻的考验。

钢筋铁骨  视死如归

1941年12月3日，阳泉宪兵队包围了岳勇同志任区长的四区所在地——辛庄。为了不连累乡亲，他决定化装突围，但在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被叛徒杨茂忠指认，不幸被捕。
岳勇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了北庄头，先是用软办法劝降，给他好吃好待，好铺好盖，要他“扶助大日本皇军，共谋建设东亚共荣的事业。”而且妄想放长线，钓大鱼，把他争取过来后，同共产党打一场政治仗。受党教育多年的岳勇一眼便把敌人的用心看穿了。他对宪兵队副队长、汉奸李如新说：“你们宣传的扶助日本人，建设共荣圈，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明明是日本人杀我们的人，占我们的地，侵略我们的国家，有什幺共荣之处呢？我倒想奉劝你几句：你是中国人，是吃着中国的小米长大的，你放着堂堂的中华儿女不当，为什幺偏要认贼作父，甘当卖国贼呢？”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第二天，敌人把岳勇同志的父亲、岳母、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抓来，妄图用骨肉之情劝其投降。但他们长期受岳勇同志的感染，深明大义，爱憎分明，所以，谁也不听敌人的那一套。岳勇的父亲张惇老汉眼见敌人抓了自己的独生子，又那样百般折磨，早就把他们恨透了，他忿忿不平地对敌人说：“劝什幺！各人有各人的心，我劝你们投降八路军，你们去不去？”敌人失望了。此后，就又派岳勇未出五服的侄儿、汉奸张瑛、张琇，岳勇的大姐夫、国民党团长李堂松，叛徒、走狗杨凯、段真、魏荣华、杨茂忠等轮番来劝降，并现身说法，讲投降了的好处。依旧无效。
几次劝降都失败后，敌人改用了诱降手段——让岳勇的内兄把他“保”了出去，还专门派了一个服务员、一个大师傅专门伺候他，声称是让他“恢复自由”、“保养身体”。为此，“皇军”特意给他配备了大米、白面、猪肉、海参等好吃的，衣服、帽子、鞋袜等好穿的，留声机、大正琴等好玩的，以及一千元日伪“联合票”。同时，还给他送了不少“皇军”的宣传品，以图借此来软化岳勇。一个多月过去了，当宪兵队副队长李如新再次对岳勇劝降时，他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请你转告八木队长，就说他想得很周到，但我还是那五个字，誓死不投降！”在此期间，岳勇同志利用敌人让他写“自首书”而提供的纸墨笔砚写下了许多表抒心志的短诗。敌人的诱降阴谋也失败了。
1942年1月1日，敌人又把岳勇收回监狱，他们抱着“就是铁打钢铸的也要把他熔化”了的信心，开始了逼降工作。
收回监狱的当天夜里，敌人就搞了一次假枪毙。他们把岳勇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带到巨城村外的三角河口，枪声过后，两名同志英勇牺牲了，但岳勇同志并没有被吓倒，他坚定地对敌人说：“共产党是誓死不投降的，请你们不要异想天开了！”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全身衣服脱掉，只留一件短裤，头朝下吊在院里的梯子上，往他身上泼凉水。这时已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岳勇同志浑身发抖，语不成声，却仍不屈服。敌人又从屋里端来烧得正旺的火盆，放到他的头下，他的头发烧焦了，脸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后来面部逐渐肿大，双眼难睁，昏死了过去。敌人把他抬回屋里，打强心针进行抢救。刚刚清醒一点，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追问：“是否回心转意，有话要说？” 岳勇声音微弱地说：“任你们刑法再多，老子是绝不会投降你们这群野兽的！”宪兵队长八木听到“野兽”二字，暴跳如雷，夺过一根烧红的铁火柱，“嘿”的一声捅进岳勇的左胸，他又昏了过去……
岳勇同志被抬回狱后，一家人紧紧地围着他。他清醒后拉着父亲的手说：“看样子鬼子要下毒手了，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情况报告县、区和村里的同志们。咱们家里，留下老的老的活，留下小的小的长，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和鬼子干到底！”
十几天后，岳勇的伤势有所减轻，敌人便把他和他的一家叫到离巨城三里地的万子足村去“谈话”。宪兵队长八木的屋里站着四个持枪的日军，三、四个彪形大汉，炕上放着门板，地上放着各种刑具。岳勇同志看了看刑具冷笑着说：“这些东西只能吓唬胆小鬼，对我是不起作用的。”八木见他毫无惧色，一拍桌子，命令刽子手：“绑起来！”两个日军正要动手，猛不防被他一拳打到一个，一脚又踢翻一个，其它敌人见状，一拥而上，把他按到在地捆了起来，接着，便用皮鞭、皮带和沾水麻绳，在他身上、脸上乱抽、乱打，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进而，敌人又往他嘴里灌煤油、辣椒水，往手指里钉竹签。不管敌人怎样用刑，他只是一迭连声地“不投降，不投降，坚决不投降！”敌人知道难以征服他，就使出最后一着，用十根七寸长的大铁钉把他的双手钉在门板上，一群日军、汉奸用刀子、剪子在他身上乱刺、乱扎，一个日军还恶毒地割掉了他的左耳，血从每个伤口像泉涌般涌出……当敌人第五次用凉水把昏迷过去的岳勇冲醒时，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八木见状，气急败坏，拿起钉钉子的铁锤朝他的头部狠命一击，岳勇同志壮烈地牺牲了，时年仅三十八岁。那是1942年1月18日的凌晨。

红色交通员孙林荷

抗日战争中，地下交通线是一条独特而重要的战线。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勇敢地与敌斗争，不但要有超人的胆略和智能，而且要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这里介绍的孙林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孙林荷（1926～1943），女，盂县水岭上村人。自幼过着忍饥受寒的生活，兄妹6人，她虽排行最小，但机警聪明，胆略过人。1938年春，八路军战地工作团来到水岭上村开展抗日工作，建立沟通西烟、西潘一带的交通联络站。孙林荷父兄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保护抗日同志，主动要求将交通站设在了自己家里。因受父兄的影响和县区干部的教育，年仅13岁的孙林荷，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成了工作人员的好帮手。1941年以后，日军在王村、兴道等地设立据点，经常四出“扫荡”，烧杀抢掠，形势日渐恶化，致使通讯联络中断。面对险恶环境，孙林荷不畏艰难，经常扮作探亲妇女去西烟一带转送情报，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有一次，途中遇敌，她急中生智，果断将情报吞在肚里。敌人过后，迅速到达目的地口传情报内容，圆满地完成了联络任务。区县领导同志称赞她家是“红色交通站”，她是“红色交通员”。
1942年，县区武装配合八路军十九团，准备攻打兴道千佛山据点的日军。孙林荷积极要求参战，领导批准她搞后勤。战斗中，十九团的王连长与一位战士负了伤。孙林荷冒着枪林弹雨，把两位伤员背出险境，叫来民兵护送回村。她给伤员灌水喂饭，调药敷伤，照顾得无微不至。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两名伤员康复归队，重返前线。1943年8月20日拂晓，日军包围了水岭上村。这天，村里正住着3位区干部。在此危急关头，孙林荷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一面指挥群众向村外转移，一面掩护区干部出村。为了掩护来不及出村的秦区长，她特意将秦区长拉到一家菜窖里，盖上枯草；她却冲上街头向村边跑去，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日军疯狂向她开枪射击，孙林荷顿时倒在血泊之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17岁。

杀敌英雄赵亨德

抗日战争中，一个响亮的名字在石太线沿线、太行山区传遍了千家万户，并使日伪军闻之丧胆，望风而逃。他，就是太行飞虎队队长、一等侦察英雄赵亨德。
赵亨德，平定城里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敌人的侵略，年仅16岁、正在寿阳晋友中学读书的赵亨德，义愤填膺，断然决定投笔从戎，回到平定同刘晋山、石启、贾礼峰等12名青年一起，参加了牺盟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翌年，编入秦基伟、赖际发的八路军太行独立支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通讯员、班长、排长、副连长、军分区侦察参谋、营长、侦察队长、团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过昔阳县境内的广阳战斗、河北西部的黑水河战斗、榆次的黄彩战斗，以及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等大小战斗百余次，曾7次身负重伤；荣获团一等奖、团级通令嘉奖、太行侦察一等英雄、太行军区通令嘉奖等荣誉。
1941年以后，日军对解放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
日力量。在战争加饥荒、军民处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赵亨德所在的太行第二军分区和晋察冀边区的联络被切断。军分区领导把接通关系的任务交给了赵亨德。他带领两名侦察员，化装
潜入敌占区，经寿阳、五台，以给敌人抬担架、当民工的名义，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多次盘查，终于出色完成了任务。
1942年9月，赵亨德带领他的武工队，采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插入敌人心脏，进行“快速飞车爆破”，翻火车，炸桥梁，截夺军用物资，搞得敌人焦头烂额，魄不附体。在8个月的时间里，爆破27次，炸毁火车头7个，车皮16节，桥梁1座，歼敌40余名，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人民的反“扫荡”斗争。日伪军闻风丧胆，到处张贴布告，“悬赏两千元，捉拿赵亨德”，一心想除掉这只“拦路虎”。可是，令敌人头疼的是，他们张贴布告的浆糊还未干，赵亨德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正太线上，把芹泉车站和寿阳车站的日本工段长擒获，并从其口中探得日军年度换防的重要情报，为有效打击敌人提供了依据。
1945年1月17日，赵亨德带领他的侦察队和太行二分区党委特意组建的加强排，顶风冒雪，从根据地出发，日夜兼程200多里，赶到寿阳县境，在平（定）西县和寿阳县县大队、县武工队的积极配合下，出奇制胜，于芹泉至寿阳的铁路段西庄村伏击了日军用特别列车，生俘日军少将、伪山西省政府教育行政高级顾问（实际上是日伪军政特务）铃木川三郎等官员8人，击毙敌官兵60余人，缴获各类文件8000余份及大批物资和军需用品。在激烈的战斗中，赵亨德臂部负重伤，但仍顽强地指挥作战，直到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赵亨德又先后参加了东赵车站、河北元氏、榆次长凝、太谷阳邑、平定锁簧等多次战斗，并屡立战功。1947年4月19日，在正太战役即将解放平定的南磛石战斗中，不幸牺牲，为国捐躯，时仅26岁。
为了悼念这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勋的杀敌英雄，1947年5月2日平定解放后，太行二分区司令部在平定县城东关狮口街竖立了“悼太行英雄赵亨德参谋长”的纪念碑，其碑文是：

献身革命，  忠心耿耿。

驰骋疆场，  出生入死。
八年抗战，  屡建奇勋。
自卫战争，  敌顽震惊。
优秀党员，  千古英名。
太行之光，  浩气长存。
1985年，平定县委、县政府在赵亨德牺牲地庄窝村建起了烈士陵园，以表达全县人民对烈士的缅怀之情。徐向前元帅曾应邀亲自为陵园题写了园名。原太行二分区司令部镌刻的纪念碑也随之迁入园内。赵亨德烈士的灵柩被安放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高氏三杰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今阳泉市境内的盂县出了三位关心时政、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青年。他们一个叫高长虹，一个叫高歌，另一个叫高远征，因为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人称“高氏三杰”。
长兄高长虹，乳名春海，学名仰愈，号九死。1898年3月14日出生在盂县清城堡西沟村（今路家村镇）一个耕读之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工诗词，小学毕业时曾荣获知县奖授的银牌。1914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因课内课外接触到的都是新知识、新朋友，眼界和思想境界为之大开。两年后，他撰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并有发动同学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活动，触怒了当局，因而只得中途辍学，逃归故里。结婚以后，一度曾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的盂县会馆。先是自学了中学未念完的各门课程，然后又到京师图书馆去看书。同时，还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等学校，旁听了一些教授的课，进一步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及各种“主义”的洗礼和影响。
1921年初，高长虹又来到太原，在省立图书博物馆当书记员，并开始向北京、上海的一些报刊投稿。翌年5月15日，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即发表了他的新体诗《红叶》、给该刊主编茅盾的信和一篇评论；在《国风日报》的《学汇》专刊上发表了《反诗》；同时，开始着手翻译有关自然主义的论着。其间，他结识了活跃在省城太原的一批文学青年，并于1924年8月，与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二弟高歌等相磋，议定成立“平民艺术团”；9月1日创办了《狂飙》月刊；之后，他又赴京开展狂飙运动，在《国风日报》上主办了北京版《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吸引了阎宗临、向培良、郑效洵、尚钺、常乃德、黄鹏基等一批青年文学爱好者，还得到鲁迅、郁达夫等人的称赞。
1924年12月10日晚，高长虹带了几份《狂飙》和《世界语》周刊，，去拜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从此，高便成了鲁迅寓所的座上客，而且成为鲁迅在《京报》副刊上主编的《莽原》周刊的“奔走最力者”。其间，鲁迅还几次委托高为许钦文（鲁迅的同乡和学生）小说集《故乡》作序（这是鲁迅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委托“学生辈”人物给别人作序），足见高长虹当时在北京文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及鲁迅对其的器重与厚爱。这一时期，高长虹除致力于狂飙运动，参加文学界的一些社会活动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除大部分发表在《狂飙》周刊、《莽原》周刊和袖珍读物《弦上》外，分别收入鲁迅编的诗文集《心的探险》和他自己汇编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以及系列爱情诗《给——》中。
高长虹在北京拓展狂飙运动的两年，应该说是其一生中非常重要和堪称辉煌的两年。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此期间，高长虹与鲁迅的合作，是两人在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和社会进步，以及发扬五四精神等方面基本一致基础上的合作，也是鲁迅对高长虹的文学才能、文学成就和实干精神予以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现。他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友谊是纯正的。他们有过分歧，也有过误会；但鲁迅不记在心里，高长虹也不去计较。对狂飙社个别人的一些过激做法（如一些人对鲁迅过分依靠和偏袒韦素园等安徽作家群，表示不满，甚至写文章攻击），高长虹曾想方设法去压服，或努力从中劝导。山西著名评论家董大中撰文称：“这是主将与战士的合作，也是主将与战士的友谊。”说得很贴切，也很中肯。
1926年8月，高长虹离京赴沪，继续发展他的狂飙事业。其间，他一面联络文友柯仲平、向培良、尚钺、高歌、郑效洵等编辑上海版《狂飙》周刊（先后共出17期）；一面筹措经费出书，先后出版了《狂飙丛书》、《狂飙丛书第二》和《狂飙丛书第三》，计20多种。同时，还同文友们一道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创办了狂飙出版部，并在出版部名义下，陆续出版了《狂飙出版物》、《狂飙刊集》、《儿童丛刊》、《民间丛刊》等丛书；成立狂飙演剧部，开展狂飙演剧运动。后来，还编辑出版了22期《长虹周刊》（纯属个人刊物）。可以说，这是高长虹本人及他鼎力支撑的狂飙大厦的第二个辉煌期。
当时，上海文艺界愈演愈烈的革命与反动之争，以及左翼作家关于“普罗列塔利亚”（法语，意为无产阶级）的议论，使高长虹怎幺也平静不下来。他很想弄清这是怎幺一回事，于是他下了决心，于1930年初“告别”了中国，东渡日本，踏上了为期8年的国外流浪之旅。八年间，他先后辗转到过德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国，考察了异国的风情，但也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在法国时，还一度参加过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并参加了全欧华侨抗日校园联合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即启程回国。先到了武汉，继而又去了重庆。其间，国民党曾巨额相赠，诱其作官，他避而不就，先后在《抗战文艺》、《国民公报》和《新蜀报》等报刊上发表反蒋抗日的诗文40余篇。同时，根据他在重庆的耳闻目见、所感所想，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为什幺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敢于给他出版。
他失望了。他听见“重庆好象在啼哭”，他高呼“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回想三弟高远征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二弟高歌在狂飙运动后期也参加了共产党，他为什幺就不能到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去看一看呢？于是，1941年秋，高长虹只身徒步经西安来到了延安。
延安文化界对于高长虹的到来高度关注，并给予了盛情款待。先是以著名文化人士、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将其安排在延安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当“驻会作家”；继而，延安文化界在文化俱乐部凉亭开会，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翌年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还领高长虹到“鲁艺”给文学系学员作学术报告，给边区文协创办的“星期文艺学园”讲授《对文学的认识》等。其间，他还先后应邀参加过延安文化界举办的“庆祝郭沫若50寿辰”、“追悼作家丘东平大会”、“延安诗会成立大会”、“纪念普希金逝世105周年大会”、“诗歌大众化座谈会”等。这一切，均对高长虹的思想以很大触动，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诗作《地的呼吁》和《边区是我们的家乡》即是其当时心境的真实吐露。应该说，这时的高长虹已经从各种“主义”中，经过选择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营垒中的一员了。
但是，由于他生性孤僻，固执自傲，加之当时延安正搞整风运动，康生制造冤假错案，高长虹也受到冲击。所以，那段时间，有几件事处置欠妥，机遇错失了。先是1942年1月29日边区文协召开二届理事会，讨论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时，高受到特别邀请。会上“推定柯仲平、高长虹为正副主任，统筹一切”。这实际上是安排高长虹担任边区文协下一届的副主任，但高长虹自己谢绝了。他的理由是他主要研究经济学，写作只是副业。接着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高长虹同样收到了毛泽东和凯丰具名的请柬，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高长虹却没有出席，理由仍旧是他主要研究经济学，不是主要搞文艺的。第三是1945年底，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延安的文化人士要分配到各地去工作。毛泽东找了好多著名人士谈话，征求意见，也找了高长虹。据说，当毛泽东问到高准备到哪里去时，高长虹直言相告：“到美国去研究经济。”使毛泽东很失望。以后内部有通知，对高这个人绝对不能重用。这便造成了高长虹晚年的失落和悲剧。当然，高长虹本人自身的缺陷和定向上的迷失，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6年春，在“组织没有批准去美国”的情况下，高长虹报着开发矿业为祖国建设筹措大笔资金的宏誓大愿，告别了延安，开赴东北。先是在哈尔滨，后又随东北局去了沈阳。虽然他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想搞经济工作，去开采金矿；但由于组织内部有通知，“对高这个人绝对不能重用”的禁锢，东北局某些领导人又说“这人有问题，精神也不太正常，养起来吧。”所以，在沈阳市太原街东北大旅社二楼一间偏僻的小房子里，高长虹以此为家，默默地住到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据一些同志回忆，在此期间，高长虹买了许多参考书，埋头在编字典和编制中国新文法的工作中。大约1949年病逝于抚顺精神病院。
二弟高歌，1900年生。在家乡读完小学后，于1917年考入太原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其间，与高沐鸿、高隽夫、张盘石等进步青年研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毕业后，回到母校盂县一高任教。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宣传新文化，反对旧礼教。不但利用讲台讲授鲁迅、茅盾、冰心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和新文化知识，而且创作和改编新戏，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送戏下乡”，深受民众欢迎。当时的县长张清哲看到后也很受感动，给予了支持。但他的行动却受到校长及顽固势力的反对和仇视。
鉴于这种情况，1924年夏，高歌来到太原投奔长兄高长虹，并和长兄及高沐鸿、段复生等一批文学青年一起，组织平民艺术团，创办《狂飙》月刊，率先在省城太原掀起了狂飙运动。接着，又跟随长兄高长虹到了北京，一边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一边协助长兄筹办北京版《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并抽暇进行文学创作。其间，他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张稼夫等文学前辈，获益匪浅。此外，他还协助长兄办过一个名为《弦上》的“袖珍小刊物”（先后共出了24期），主持过河南《豫报》副刊、武汉《革命军日报》副刊及上海狂飙出版部工作，协助长兄高长虹编辑出版过多种狂飙出版物，堪称是狂飙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骨干。
1927年，高歌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不幸被捕；出狱后与党失去了联系，只身前往安徽栖身。抗战爆发后，他又孤身到了重庆，但再没有从事文学活动。解放后，他依然在重庆工作。一直独身，直到1966年前后去世（具体年代不详）。
三弟高远征，1908年出生。自幼受父兄影响，酷爱学习，加之天资聪颖，入小学后学习成绩优异，倍受师长钟爱。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便和裴丽生等青年学生组织进步文学团体“石燃社”，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1925年初，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就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山西地方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半年时间，阳泉地方党组织还尚未建立，高远征堪称是今阳泉市所属盂县境内最早的共产党员）。1927年，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毅然与几名同学一起去武汉参加北伐。先入贺龙的学生团，再入叶挺领导的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撤离南昌向广东挺进中遭敌人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一家之中，在同一个时代，兄弟三人，为了追求光明，探寻真理，慨然远离家乡，辞别父母，到省城，上京城，甚至漂泊于异国他乡，奔波于生死线上，直到奉献了余生。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多幺不俗之举！特别是长兄高长虹，由他在太原掀起的旨在反帝反封建的狂飙飓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几乎刮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主持出版的40余种狂飙出版物和他生前创作的数以百万计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艺批评等各类文学作品，以及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活到老学到老的好学精神、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一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办点实事的高度事业心，都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长虹是20世纪20年代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著名青年文学家。尽管他一生的旅程是艰难曲折的，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奋力抗争，没有停止过对真理与光明的执着追求。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做过重要贡献的，是有功之臣；他和他的两个胞弟，都是高家的优秀子孙，高家的骄傲，称之谓“高氏三杰”是毫不过誉的。

全国劳模王四毛

据工会部门统计，1950年至2005年，阳泉市共有34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其中，采煤工王四毛是新中国建立后阳泉市第一位全国劳模称号获得者。
王四毛（1894～1954），又名王富万，平定县白甘泉村人。他出身贫寒，自幼随母讨饭度日，十几岁就开始靠打短工维持生活。稍长，跟随两个哥哥到阳泉下煤窑求生，先后在汉河沟、菜洼等几个小煤窑挖过煤。1937年日军入侵阳泉，他不堪忍受欺凌，独自返回故里，依靠挑贩砂货谋生。1947年阳泉解放后，已年过五旬的王四毛又来到阳泉矿务局四矿当了井下采煤工。当时，四矿刚刚恢复生产，采掘方法和技术装备都很落后，加之，职工安全意识淡薄，井下伤亡事故频繁，一般矿工将实现安全生产寄希望于老君爷保佑。王四毛不信神，不信鬼，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向工友们讲解安全生产常识。他的话浅显易懂，朴实生动，有说服力，很受工友欢迎。台坡、顶掌、合皮等几种地质构造容易造成顶板塌落，他就现场教大伙认识这些构造和规律。由于他十分重视安全宣传和经验传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他所在的采煤班组，连续数年均未发生过任何伤亡事故，并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为此，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成为新中国建立后阳泉市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也正因此，1952年，领导安排他担任了阳泉矿务局职工养老院院长。
1954年3月，王四毛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病逝，终年60岁。

民营企业家赵铁卿

2004年底，曾是国内最早的现代冶金企业之一、山西省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阳泉冶金企业排头老大的阳泉钢铁公司，因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而宣告破产了。当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顾阳钢87年曲折历史及其对阳泉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时，有一个人的名字使人难以忘怀。他，就是阳钢的首任厂长赵铁卿。
赵铁卿（1880～1960），名铮，山西宁武县人。山西大学毕业后一度留学英国，在南威尔斯大学专攻冶金。学成回国后，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中任职。其间，他曾建议开办近代炼铁厂，并拟有建厂计划。1917年1月，保晋公司经理崔廷献推荐他出任制铁部长，随即组织人员对创办铁厂的可行性进行了调查。同年11月，保晋公司召开第三次股东会议议定创办铁厂后，他担任了厂长兼总技师。该厂总投资为70万银元，其中开办资本为50万元，营业资本20万元。他按运矿、输铁、取水、倒渣 各项程序，勘定厂址距阳泉车站一里许的桃河北岸，平潭垴村的东南端，购得土地120余亩。翌年4月，厂名定为保晋公司阳泉铁厂，简称保晋铁厂。当年6月，厂正门建成，门楣上镌刻着保晋公司经理崔廷献手书的“保晋铁厂”四个大字和“一脉薪传光焰不息，十分火候功夫纯青”的楹联一副。同年，赵铁卿亲赴日本考察，通过在日华商牛汉卿的关系，以30万银元购回58立方米高炉设备，包括3座贝氏热风炉、3台立式锅炉、1部30马力送风机和全部耐火砖等。由于当时中国工业水平落后，经费又短缺，所以购回的设备陈旧，安装、配置均很困难。1919年，机器设备运回阳泉并安装完毕；到1921年底，高炉建筑才全部竣工。其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生铁滞销不能投产，赵铁卿便实施了以土铁生产土铁制品及机器业务等经营方针，同时还开展了机械修理业务，从制作简单的机械零件发展到锅炉、汽机、水泵、花机、布机、高车等大部件的修理、零件复制、设备安装等成套工艺技术，企业生产呈现出勃勃旺力，全厂实现了扭亏为盈，仅1928年至1930年就净盈大洋20万元。
为了进一步办好企业，1925年7月，赵铁卿特意从日本以高薪招聘来3名炼铁熟练工，于翌年8月1日炼出第一炉铁水，约3吨多，并铸成一个两米多高的大鼎，鼎上铸有铁厂创建、发展概况等文字，以志纪念。1932年又扩大了翻砂工作场，增设了化铁炉、砂芯房、烤芯窑等，专门铸造各式铁管。随着生产的发展，赵铁卿吸收资本主义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在管理机构上实行了“废股兴课”的改革，将原来的“两大课六小股”改为熔化课、工程课、化验课等11课，精简了多余人员，拓宽了业务范围，并在天津、北平和西安设立了办事机构，使企业产品销售拓展到了省外。其间，作为厂长的赵铁卿殚精竭虑，耗费了大量心血，功不可没。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阳泉后，保晋铁厂沦为“军管理山西第三工厂”。赵铁卿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铁厂被日本人霸占，非常气愤，加之眼病发作，借口治病长期寓居北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请赵铁卿出山，委任他为厂长。赵铁卿不愿与阎合作，又借口治病，重回北平寓居。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企业家的身份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但因身体不佳，一直在太原养病。1960年赵铁卿病故，终年80岁。

评说艺人郗富根

平定素有“文献名邦”之称，且有“山西文化数二定，二定文化数平定”之誉。浓烈的文化氛围自然也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和众多的文化人才。郗富根就是在这种文化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民间艺人。
郗富根（1889～1964），平定县里社村人。幼年家贫，父母相继去世后生活无靠，曾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后在县城小甲房帮闲，油果铺当小伙计，县衙门喊堂当差，还到京、津等地商号里当过学徒。坎坷的生活道路和苦难的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与丰富的素材。
郗富根从小就爱说唱，常参加民间的各种文艺活动。有空就模仿当时晋剧名演员“盖天红”、“毛毛旦”、蔡春城等的唱腔，还仔细琢磨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相声艺人“万人迷”、京韵大鼓演员刘宝全的表演艺术，博采众长以充实自己。他喜欢把生活中的趣闻轶事编成顺口溜，又善将《醒世恒言》等古书中的精彩故事用方言土语讲述。他常足蹬布鞋，肩背褡裢，手摇铜铃，在农村庙会上说唱，深受观众欢迎。他注重探索和革新说书技艺，把平定民间流传的“圪杂嘴”、“哈哈笑”逐渐演化成现在的“平定评说”。他还将戏剧、相声、评书等表演艺术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学、说、唱、做、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采用单人、多口、对口、化妆等形式进行表演，用正反对比、古今映衬等手法深化主题，使说唱曲目呈现出幽默、诙谐的喜剧风格。他创作编演的曲目来源于生活，扎根于基层，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并有鲜明的时代感。他的评说不仅在平定、阳泉有广大的观众，就连河北井陉、石家庄一带的群众也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
郗富根饱尝过旧社会之苦，憎恨旧社会的黑暗，向往并追求光明、幸福，这便奠定了他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倾向。辛亥革命后，他编演了《共和年》、《十款表古人》。1931年平定武装起义后，他编演了《高桂滋兵变》，并到处传唱以扩大革命影响。在抗日战争中，他为揭穿日伪“大东亚圣战”的阴谋，在阳泉矿区演唱《卖盐难》、《日寇侵华》等段子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艺术生涯获得新生，配合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先后创作编演了《现在和从前不一样》、《抗美援朝》、《学文化》等大量富有政治意义的新曲目。在正确文艺路线指引下，郗富根的表演艺术日臻完善，创作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一个新高度、新水平。他一生创作演出的评说、小调、故事约1000多个，有300个已被阳泉群艺馆编入《郗富根与评说》一书，诸如《说村名》、《说戏名》、《说药名》这些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曲目，格调独特，引人入胜，至今仍被街巷妇孺广为传说。
1956年3月，郗富根出席了山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为使评说艺术发扬光大，1962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萍责成专人整理郗富根艺术资料，并在阳泉宾馆亲自为他举行了收徒拜师仪式。会上他感动地说：“这事要不是共产党，俺做梦也想不到。”而今，郗富根虽已作古，但他所钟爱的评说事业，则在其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的共同努力下，像烂漫的山花，在阳泉乃至山西大地上竞相开放，散发着独特的清香。

抗日游击队长王凤山

“七七事变”后，根据当时战局，中共中央提出了把山西作为华北抗战战略支点的方针，并决定在山西分片占山据险，创建游击根据地，以支持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为此，在日军占领阳泉前，在党的领导下，阳泉地区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乃至儿童、少年，都分别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准备以游击战的方式抗击和消灭来犯之敌。王凤山即是这众多的游击队中影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阳泉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
王凤山（1905～1970），原名焦歧峰，河北省高邑县人。从小酷爱武术，长拳短打样样精通。1923年迫于生计离家出走，落脚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当兵。直奉军阀混战时，吴佩孚败北，王凤山所在部队被冯玉祥属部高桂滋收编，他在该部任武术教官。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所部以客军地位驻晋，他随高桂滋部来到平定县城。1931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高桂滋部的平定武装起义后，起义部队在赴河北阜平县途中，他被派遣到阳泉建昌煤矿寻找中共地下党联系。后因与部队失去联络而流落阳泉，在保晋公司第二矿厂当了采煤工。
1932年春，中共山西省委派何英才到阳泉矿区开辟工作。王凤山为人耿直，性格豪爽，常替受把头欺凌的工人打抱不平，受到何英才关注。此后，何英才主动接触他，他也常请何到家相叙，于是他家便成了工友们的聚会点。1934年夏，他和母亲张秀坤经何英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由他们三人组成了保晋公司第一个党小组，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共在阳泉矿区的“堡垒户”。后来，党组织搞到一台小型油印机，在王岩沟一眼破窑洞里油印革命传单。为了安全，油印都在深夜里进行。何英才负责写稿，王凤岗（王凤山的弟弟）刻蜡版，王凤山印刷，王的母亲整理、装订。有时还要派人守侯在土窑顶上的荒草中放哨，直到印完才撤岗。其间，他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对矿主和把头的斗争，进一步锤炼出了革命胆魄。1935年3月，他和何英才领导了保晋公司四矿厂和二矿厂的工人联合大罢工。他所在的四矿厂推车工人全部罢工，煤车推不出来，井下也停了产，致使全矿乱作一团。在矿工团结斗争的强大压力下，矿方不得不答应工人提高工资的正当要求。罢工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在矿工中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
1936年2月，为了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王凤山根据上级指示，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阳泉矿工武术团，平时练拳习棒，庙会时就聚众表演，趁势宣传革命道理，并于第二年集体加入了牺盟会，会员发展到300多人。“七七”事变后，在武术团和护矿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阳泉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王凤山任大队长。日军占领阳泉（1937年10月30日）前，他和何英才奉命率队撤出阳泉，转移到和顺县石拐镇。后来，这支部队成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的一个大队，仍由他任大队长。
1943年，王凤山调离部队，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根据组织的安排，赴东北解放区，任东北铁路工作团团长，参加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恢复工作。1948年，他的妻子不幸遭土匪暗杀，使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性格由此变得怪僻，常常酗酒，酒后还时有失态之举。后来组织上便安排他到阜新煤矿选煤厂当了工人。
1970年王凤山病故于辽宁阜新，终年65岁。

模范售货员王桂秀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此话不假。这里介绍的王桂秀，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每天的工作无非是卖货、收钱，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然而，由于她的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党和人民同样认可，并给予他崇高的荣誉。
王桂秀（1943～1970），女，阳泉市郊区三泉村人。1959年，16岁的王桂秀到阳泉市兴隆街商店当了售货员。由于她热情好学，服务周到，1964年在山西省财贸部门五好企业、六好职工代表会议上被评为“六好职工”；同年出席了山西省商业系统技术比武大会，获“技术能手”称号，并被选为阳泉市总工会委员；1965年当选为阳泉市人民代表。
王桂秀是在“兴隆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模范售货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兴隆街商店是全国十大先进零售商店之一。该店在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1959年，兴隆街商店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山西省商业系统还在全省开展过“学天桥（北京）赶兴隆”活动。王桂秀置身于这样一个优秀集体中感到无比自豪，她主动靠近党团组织，时时处处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老职工和模范人物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她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三分”（商品陈列分用途、花色、价格）、“四知”（知道工人、居民、干部、过路旅客的活动时间及规律）、“五测”（测知顾客的特点、喜爱、表情、职业、消费水平）、“六一样”（大小顾客一个样、生熟顾客一个样、城市和农村顾客一个样、买与不买一个样、整买和零买一个样、临下班和平时一个样）的售货方法，受到群众的广泛赞扬。
兴隆街商店负责七个居民区的商品供应，又处于全市的最繁华地段，平时客流量大。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她经常深入居民区，了解顾客的要求和对售货员服务态度方面的意见。对五保户和老干部、老红军，她在笔记本上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定期送货上门。她爱动脑筋，常常琢磨出一些好点子运用到商业工作中去。比如销售红糖时，发现顾客对久存的红糖发干、发硬有意见，不愿意购买，影响了红糖的销量，于是她就琢磨出了一个使红糖保鲜的土办法。即把红糖放在缸里，再放几个白萝卜，利用白萝卜向外散发水分的功能，解决了这一难题。她还针对商店每天关门之前售货员往往忙于结账，对最后一批顾客态度冷淡的情况，提出了热情接待好最后一批顾客的倡议，全店售货员都积极响应并付诸行动，赢得了顾客的好评。
1970年，王桂秀不幸去世，年仅27岁。

工人运动领袖何英才

在2004年底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阳泉历史》一书中，一个外地人的名字显赫地写进了阳泉的党史里，而且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他的事迹。这个人就是为阳泉矿区建党做出卓越贡献的何英才。
何英才（1905～1974），山西洪洞县人。原名杨高梧，曾用名杨云集。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5年进太原兵工厂当工人，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太原兵工厂特别支部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3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3年获释，后由中共山西省委派往阳泉煤矿开展工作。
何英才初到阳泉矿区时，人地生疏，工作困难，他便化装成小贩，以提篮卖花生和饼子为名主动接近矿工。后来，他进入了保晋公司第二矿厂，通过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融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便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秘密宣传革命道理。1934年夏，何英才发展矿工王凤山及其母张秀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保晋公司第一个党小组。同年秋，他搞到一台小型油印机，亲自撰稿、刻写，在王岩沟一眼土窑里油印革命传单，宣传革命，启发矿工组织起来，解放自己，每次印数有千张之多。散发七八次后，在矿工中引起强烈震撼。对此，煤矿当局惊恐万分，曾出巨资悬赏捉拿印发传单的人。驻矿防共保卫团根据侦探到的蛛丝马迹，有一天突然查抄了王凤山的家，幸亏他们早有防备，把油印机藏在了狗窝里才使敌人扑了空。此后，何英才在保晋公司二矿厂、四矿厂、一矿厂、保晋铁厂以及建昌煤矿发展党员40余人，并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又组建了中共阳泉矿区委员会，由他担任书记，从而使矿工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步步向纵深发展。
1936年2月，在中共阳泉矿区党委及何英才的领导下，组建了阳泉矿工武术团。翌年5月，武术团集体参加牺盟会，会员发展至300余人。“七七”事变后，他负责组建阳泉总工会，同时以牺盟会成员为骨干组织了阳泉工人护矿队。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500余人的阳泉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由他担任政委。1937年10月30日日军侵占阳泉前，何英才按照上级党的指示，率领这支队伍撤离阳泉。不久，这支队伍正式编入八路军，成为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的骨干力量，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太行山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何英才先后任太行区委组织部长、延安党校一部第三支部书记、鄂豫皖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何英才先后任大冶矿区党委书记、中南区总工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全国农林工会主席等职。晚年调回山西，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山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叛徒之名强加于何英才身上，肆意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使他于1974年8月14日含冤而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何英才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5月22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双塔寺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彭真、薄一波等中央领导敬送了花圈、挽联，表达了对这位山西建党初期的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的崇敬与缅怀之情。

英雄少年刘春祥

1975年4月6日下午4时许，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车由西向东呼啸而来。当时，不知是哪个生产队的两只小羊，傻乎乎地跑进了铁道道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十岁左右的少年，冒着生命危险冲上铁道，把两只小羊从道心里拖了出来。小羊得救了，这位少年的头部却被火车撞伤，因伤势过重，出血过多，抢救无效，不幸献身。这位少年的名字叫刘春祥，生前系阳泉矿务局四矿小学二年级50班学生。他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里，父亲是四矿运销队的老工人，共产党员。由于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春祥从小便养成了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好习惯。4月6日是个星期天，春祥主动帮助石卜咀生产大队王岩沟生产队上山放羊。谁想在放羊归途中发生了上述悲剧。当时，春祥才刚刚10岁。
刘春祥为抢救集体财产光荣献身后，四矿小学、向阳公社革委会、共青团阳泉矿务局委员会，分别发出向刘春祥同学学习的号召；《阳泉报》还发表了《向刘春祥同学学习》的社论，表彰他的崇高思想和献身精神。他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十里矿区，引起极大反响。

“办社英雄”赵忠

1944年1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夕，遵照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指示，晋察冀边委会在扩大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区人民组织起来，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大力开展生产运动与对敌经济斗争。会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以劳动互助为主要形式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各地开展起来，并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和互助合作的先进典型。被誉为“办社英雄”的赵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赵忠（1910～1980），又名玉壁，盂县店上村人。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当选为店上村党支部书记、村自卫队长、区协助员、区代表。在任期间，领导全村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成绩卓著，曾多次被评为模范干部。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被群众选为村合作社主任。当时，由于赵忠领导的合作社农工商全面发展，男女老幼各尽其能，同工同酬，成为全县合作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店上村成了抗日模范村。因此，1944年12月20日，赵忠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的群英大会，被誉为“办社英雄”，受到了大会的表彰与奖励。1945年，他领导的合作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再次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的群英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赵忠率领全村群众开展种植、养殖、运输，改善了群众生活，并动员群众走共同富裕的互助合作道路，积极支持解放战争，做出突出贡献。1947年，他在本村组建了由5个农民组成的全村第一个变工组，到1950年即发展到14个组，并于当年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至1955年，他多次出席晋中地区和山西省召开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先后获得省、地奖章3枚。1960年后。赵忠任肖家汇公社党委委员、中共盂县县委委员、盂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0年，赵忠因病逝世，终年70岁。赵忠逝世后，肖家汇公社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盂县县委、县革委会均为他敬送了挽联和花圈，以表达对这位老劳模的敬重和缅怀。

以身殉职的公安干警傅忠义

生死关头，做何选择？这是古今中外，对许多人，特别是从事公安、保卫、抢险、救灾等高危职业人员的一道考题。在这道严肃的考题面前，有的人望而怯步，打了退堂鼓；有的人却大义凛然，无私无畏，敢于向死神挑战，用一人的死换来万人的生，因而成为英雄，名垂千古。公安干警傅忠义正是这样的人。
傅忠义（1955～1980），阳泉市郊区东村人。1972年参加工作，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为郊区公安分局干警
傅忠义平时不但遵纪守职，尽心尽责，对工作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而且注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继承和发扬公安干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表现了一个公安战士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
1980年5月15日凌晨1时15分，郊区公安分??
?接到市公安局追捕盗枪劫车罪犯的命令，傅忠义奉令和战友们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遵照市局领导的指示，他们驱车穿过盂县县城，直奔县境东北的十八盘。当追至河北省平山县胜利桥附近时，罪犯见已是穷途末路，难以逃脱?
??便凶相毕露，朝追捕干警连续开枪射击。傅忠义在此险情面前，毫不畏惧，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加速前进，继续追击。追至平山县古月公社下三店村石岭坡，距罪犯仅40多米时，罪犯穷凶极恶，负隅顽抗，再次开枪射击。傅忠义的颈部左侧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
为表彰傅忠义的革命壮举，中共阳泉市郊区区委与区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山西省人民政府特批准他为革命烈士。枪杀傅忠义后潜逃的凶手刘强、石谦旺、王国晋、刘占龙抓捕后于1984年7月31日被正法。

晋剧表演艺术家马兆麟

在阳泉的戏剧发展史上，曾涌现过“五月鲜”商文斌、“茶叶红”王意诚、“硬二套”须生段玉明、“山药蛋”杨步云、名小生高爱卿等梨园名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用自己的才艺活跃了群众生活，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之中，有一位驰誉三晋的老艺人马兆麟更为引人注目。他不但戏演得好，艺德、戏风也十分令人崇敬。
马兆麟（1901～1982），乳名根子，艺名“根根红”，祖籍山西省文水县伯鱼村人。解放前长期定居盂县清城，直到1949年后才迁居太原。
马兆麟7岁时父亡母嫁，他只好流落街头以卖唱为生。初在介休一带，曾被同盛园戏班花脸“大麻黑”收为徒弟。之后又辗转到太谷二锦梨园拜一位姓马的老艺人为师，专攻须生。四年后，唱、念、做、打无不精通，登台献艺，名声大振。后因胸部受伤影响了发音，他便下决心专攻做工戏，刻意师承名演员的一招一式，点滴求进，终于练就了一身超群的本领。他先后在太原、阳泉、张家口、北京等地，与晋剧名角丁果仙、乔国瑞、郭凤英、筱金枝、梁小云、牛桂英、王玉山（艺名“水上漂”）、筱桂桃等同台演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汲取了他们各自的长处，提高了自己的表演水平。当时，他主演的《清风亭》、《走雪山》、《八件衣》等，曾名噪一时，深受观众欢迎。
马兆麟不但善于学习他人之长，而且特别注重戏剧人才的培养。解放后在太原的戏曲舞台上颇有名气的“小果子”（本名马秋仙）、“十七生”（本名马福仙）和马玉仙，就是他一手培植的3名高徒（他们分别是马兆麟的侄女、大女儿和二女儿）。
1952年，马兆麟被推荐参加了全国戏曲汇演，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0年，在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上，近80岁高龄的马兆麟被选为省文联委员和省剧协理事。他含着激动的泪花，将一生用心血熔铸和整理成的70多个剧目献给了大会，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称赞。

拳师杨威远

阳泉民间素有习武练拳之风，特别是节庆、庙会期间，常以耍“社火”的形式向民众进行表演，其目的主要是自娱自乐，强身健体。所以，历史上也就出现了一些拳师和武人。杨威远可算其中之一。
杨威远（1884～1983），字子明，阳泉市郊区义井村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以种菜卖菜为生的贫寒家庭。他在兄妹中排行最小，父母念其最小且体弱多病，尽力供养他读书，然终因经济条件所限，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家务农。过早过重的劳动，使年幼的威远变成了驼背畸形。
1890年，著名燕青拳拳师吕占鳌在义井村开设拳场，教授武术。杨威远投其门下，吕师傅悉心对他传授燕青门武术。杨威远勤学好问，早起晚睡，深得师傅赏识。经过十几年的苦练，他先后学会了燕青拳、头连手、二连手、小洪拳、燕青刀、六合刀、六合枪、梅花双刀、霸王锤、七节鞭等武术套路，成为吕占鳌最得意的传人。在练拳的过程中，他的驼背也得到了矫正。
杨威远一生酷爱武术，但不因此而自恃。为使吕占鳌教授的武艺发扬光大，先后授徒300多人。他非常注重武德教育，常以“学武扶正，礼貌让人，死不背理，永不堕志”自勉育人。他谆谆告诫门徒：“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壮胆扶正，报效祖国，切不可造孽生事，欺压无辜。”他不许门徒参加武斗，门徒中若有为非作歹之人，便断然拒之门外。
杨威远是颇有声望的武林高手。1958年10月，阳泉市举行第一届全民运动会，当时已74高龄的杨威远还以196.5分的成绩获得成人组武术比赛第一名。同年，他还参加了山西省第一届运动会，并在会上受到贺龙元帅的亲切接见。1959年，他被批准为国家二级裁判，还被评为山西省体育积极分子，并代表山西省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全民运动会，而且光荣地出席了全国体育卫生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1960年，他参加了晋中地区武术、摔跤运动会，任大会副总裁判长和选拔委员会委员。他还连续被选为阳泉市第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杨威远不仅对武术精益求精，同时还十分注重武术理论的探索和研究。由他收集、整理的武术著述有《燕青门内规提要》、《练武宗旨》、《燕青门搭手歌》、《点穴秘诀》等。其中《点穴秘诀》和《燕青门武术九拳十二型、十二法、十二势、内外六合六节》两本书在1986年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总结表彰大会上，因有较高的价值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雄狮纪念奖”。
杨威远还精于医道，尤其擅长外科。他从1902年开始学医，1951年参加了 阳泉市“中西医士联合会”。同年，获得中医士职称，领取了行医证书。在行医中，他对贪图钱财的人十分厌恶。常说“财财财，谁不爱，或多或少任自在。强求财，招祸灾，不如人在少贪财。”他不仅这样讲，也这样做。平时，对登门求医者态度和蔼，有求必应，常自制药物，免费就诊。患者曾这样评价他：“攻歧黄读草本济世活人，待患者从不分谁富谁贫；邀出诊胜亲人有求必应，施良药解危难不取分文。”
1983年3月2日，杨威远与世长辞，高寿99春。自愿为他守灵的徒弟有50多人，参加追悼会的徒弟和群众达数百人。

爱国侨胞尤坤南

新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践证明，这既是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阳泉的建设和发展中，统一战线同样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介绍的爱国侨胞尤坤南先生就是在我市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典型人士。
尤坤南（1920～1984），原籍广东省陆丰县。1920年8月18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2年8月归国后就读于广东省蕉岭县立中学，1936年10月又重返印度尼西亚，在加里曼丹松柏港镇小学任教。1942年日军侵占印度尼西亚后，被迫弃教，以种地为生。其间，他积极参加当地华侨组织的捐款、献金活动，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但当国民党顽固分子以“戡乱”为名，发动捐款时，尤坤南则利用教书的有利条件，抵制捐款，并带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骗取侨民钱财的阴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印尼后，他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联络爱国华侨发动了否认西加里曼丹国民党领事郑洪达的签名运动。之后，便在山口洋市中华公学、邦夏市中华中学和小学任教员、校长等职。
1953年7月，尤坤南抛弃在印尼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1954年6月分配到阳泉市工作，在市级机关文补校和市工业局文补校任教。1955年4月，他列席了阳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当选为市政协委员。1956年3月又当选为省政协委员（一届至五届）。同年5月，在市政协阳泉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市政协常委，并荣幸地出席了中国侨联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
1959年，尤坤南调市政协工作，时值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他热情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侨务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宣传党和政府对华侨知识分子的关怀，并积极地联系华侨，反映和设法解决华侨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受到广大华侨的尊敬。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坤南度过了异常艰难的岁月，但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始终不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和光明前景，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献身四化的积极性。当时他已年近花甲之年，但参政议政的热情更加激昂，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搞调研，写出了许多很有份量的社情民意和调查报告。1982年7月，在政协阳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7月，阳泉市召开第一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他又当选为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还是阳泉市第二至六届以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于事务繁忙，忘我工作，终致积劳成疾。在患病期间，他依然惦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大业，经常询问政协工作和侨联工作情况，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病危时，他留下丧事从简和不举行追悼会的遗言，表现出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高尚情志和豁达的情怀。
1984年9月21日，尤坤南先生病逝，终年64岁。

抗日功臣梁晋平

抗日战争中，有一位劳苦功高的老兵至今为阳泉地区特别是原平定（路北）县人民敬重和怀念，并在许多书籍文献中记载着他的业绩。他就是出生在我市郊区下烟村的梁晋平。
梁晋平（1915～1985），原名梁明文，字焕文，出生于贫农家庭。青少年时期，在省国民师范读书时，就积极投身于校内掀起的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935年参加了该校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师范毕业后，回到故乡任老君庙小学、荫营镇高级小学教师，经常在师生中宣传抗日救亡主张。1937年4月参加了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他同从太原回乡的同学王子华在荫营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带领部分队员参加了刘道生率领的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战地工作团。1938年4月，他奉命到平定（路北）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历任抗日政府县佐、县长、县议会议长、县委书记等职。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他积极领导了建立农村中共党组织和组织抗日团体的工作。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军的多次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平定（路北）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与发展。1940年八路军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后，他又积极筹粮筹款，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慰问队、破交队，发动平定（路北）县上万名群众支持前线，为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梁晋平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宣传部长。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晋中地委宣传部部长、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等职。在党的宣传战线上，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形势和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的讲话逻辑严密，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易为群众所接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无端“罢官”，但他并没有赋闲，无所事事，悲观失望，怨天尤人，而是充分利用这难得的大量时间，认真攻读马列著作，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总结革命经验，做了大量笔记。对于被冤屈的老同志，他多方开导，鼓励他们振作起精神向前看。他还非常关心烈士家属和一起工作战斗过的战友，尽自己的力量对于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予以帮助。
粉碎“四人帮”后，梁晋平又重返工作岗位，先后出任山西省财经学院副院长、省委宣传部顾问等职。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他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并和郭一平合写了《平定路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初步回忆》一书，为研究当时阳泉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985年8月12日，梁晋平在太原病逝，终年70岁。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葛德林

1985年11月14日，在阳泉矿务局医院急诊室里，一位患胆结石的急诊患者，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遗体火化那天，一大早人们就不约而同地赶来，伫立在矿区街道两旁，静静地等待着灵车的到来。灵车在寒风中缓缓移动，前面是残疾矿工的两行轮椅，后面是上千名送行的人群。短短百余米矿街，足足走了几十分钟。是谁有如此高的威望，吸引了这幺多的人来为之送行呢？他叫葛德林，是一名普通的工会干部。
葛德林（1929～1985），阳泉市郊区南庄村人。1952年在阳泉矿务局二矿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由井下采煤队书记调任二矿工会副主席，1984年担任了工会主席。
葛德林是矿工的忠实朋友。他在工会主持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工作时，处处替职工着想，事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和基层领导一起进行劳动保护宣传，并发动职工监督干部不得违章指挥，工人们互相监督不得违章作业。任职期间，先后走访职工家属6000余户，接待反映情况的群众上万人次，亲自处理伤亡职工善后工作135件。二矿一位矿工因事故死亡，时隔不久其妻也因心脏病去世，留下5个孩子，大的15岁，小的仅4岁。葛德林说“这些孩子是矿工的后代，决不能让他们受了罪。”他主动与矿领导研究后，把照顾孩子的事揽到工会。从孩子们的农转非、安排住房到进学校读书，一件件都考虑安排得细致周详，甚至连孩子们平日的吃喝穿戴都记挂在心。每当节假日，他便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中吃团圆饭，让他们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二矿萝卜台家属区是个干圪梁，近千名职工吃水困难，葛德林及时向领导汇报，取得支持，很快给他们安上了自来水管。葛德林一贯反对干部以权谋私，他说“工会干部不许为自己捞便宜，不能干那种往党和工会脸上抹黑的事情。”1973年，他大病了一场，矿工会救济他100元，他坚决不领。1983年，他把晋升一级工资领到的补发款100元，捐献给了矿幼儿园。1984年，矿务局奖给他100元，他原封不动，缴了党费。他的儿媳生了孩子后，全家8口人实在挤不开了，他才提出向矿上要间房子的请求。矿上分给他一间好房，他硬是把好房让给了退休职工，自己选了一间仅6平方米的“自建房”。
葛德林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领导的信任与群众的爱戴。所以，从1972年以来，多次被评为出席市、局、矿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1984年4月，山西省总工会授予他“省模范工会干部”称号。同年10月，他出席了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受到叶剑英委员长的接见，大会授予他“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
1985年11月14日，葛德林整整忙碌了一天。上午，他到井下检查淋头水；下午，到山上养老院探望一对老年夫妇；傍晚，觉着不舒服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不料，到了夜11点左右突然腹痛难忍，才赶到医院急诊。谁知，病情恶化，抢救已晚，出现了文章开头的结局。
葛德林逝世后，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总工会、山西省总工会先后作出向他学习的决定。《阳泉日报》、《山西日报》、《工人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中共阳泉矿务局党委还特意组织了葛德林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省巡回演讲，使他的先进事迹传遍了三晋大地。

模范街道干部蔡银花

著名女歌手董文华主唱的《十五的月亮》中，有一句妇孺皆知的歌词：“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当我们盛赞阳煤集团一年一个新台阶、年年指标超额完的骄人成绩时，难道不应该像董文华所唱的这首歌一样，夸赞一下军功章的另一半——矿工家属吗？这里介绍的蔡银花正是矿工家属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蔡银花（1917～1985），女，山西和顺人。出身贫寒，从小就做了童养媳，过着凄苦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她响应和顺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出的“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号召，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纺车和织布机，积极组织家乡妇女纺线织布，支持前线，多次被评为支前模范。
1951年，她随在二矿工作的丈夫来到阳泉二矿巩窑洼居住。那时，矿工们大都住在沟沟梁梁的土窑洞和草棚房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由于她与邻为善，勤俭持家，很快便得到了居民的信任和称赞，于1953年被选为居委会主任。其间，她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针对矿工劳动强度大工作面危险的实际，她提出了要使矿工不误班，安心安全去生产，就要使工人们“吃好、喝好、休息好”的“三好”建议，得到了矿领导的支持和家属们的拥护。为了检查这“三好”建议能否落到实处，她主动了解辖区内每个矿工的上班时间，东家出，西家进，逐个进行登记，然后制作了值班牌，由值班家属挨门挨户轮流交接班。值班时，当班家属须按照每个矿工的班次时间准时呼叫上班。为坚持落实好这一制度，她经常半夜三更地进行检查督促。对于不安心井下工作的工人，她得悉后主动登门与之谈心，一次不通，二次再来，并嘱咐其家属协助做思想工作，直到做通为止。矿工有患病的，或是家里有了特殊困难的，只要她知道了，都要登门探望，询问情况，设法帮助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或发动居民互助互济，或向领导及时反映。矿领导多次表扬蔡银花说：“全矿生产直线上升，任务年年超额完成，也凝聚着你们居委会和矿工家属的心血！”由于她工作出色，1954年，蔡银花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同年，又被评为出席山西省的劳动模范。1963年，她的家庭被评为出席山西省的五好家庭。
1985年蔡银花病逝，终年68岁。而今，蔡银花已过世20多年了，但她的为人以及她的先进事迹，仍在二矿家属中广为传颂。

爱国民主人士刘伯文

我市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等6个民主党派，近700名民主党派成员。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参政议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涌现出许多表现突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这里介绍的刘伯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员。
刘伯文（1911～1987），又名宗汉，最初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罗东镇。自幼读书聪慧，机敏过人，因家境贫寒，15岁时就随父亲当了碾米工人。1930年随父亲搭乘煤轮从台湾来到大陆谋生，后辗转至南京，进入国民党南京军校第八期就习骑兵，准备学成后报效祖国。谁知当民族危亡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却无法实现自己的夙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大胆上书蒋介石，要求赴前线抗日，不料蒋回信说：“读书不忘救国，其志可以嘉许；但现在后方即是前方，尔等勿奢谈抗日而自误误人。”
1933年，刘伯文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再次要求到部队带兵，却遭到亲日派学生的暗算，脑后留下了一块碗底大的伤疤。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先后任国民党甘肃省天水骑兵学校新生队长、陆军总司令部骑兵科长、天水骑兵学校兵器部主任、副队长等职。1949年9月，随陶峙岳将军在甘肃酒泉通电起义，获得新生，当时任补给处上校处长。起义之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调中央总参军训部任骑兵参谋。1954年转业到阳泉市城建局工作。
刘伯文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斗，但他始终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两岸统一的大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1981年出任阳泉市城区人大副主任，1983年后任市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常委、民革市委顾问、省六届政协委员、省台联理事等职。此外，他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
刘伯文对统一战线工作情有独钟，忠贞不渝，倾注了极大的工作热情。为了实现海峡两岸人民盼望已久的统一大业，在对台宣传中，他先后有150余篇文稿问世，分别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今海峡之声电台）、《团结报》、香港《大公报》、《山西日报》、《阳泉日报》等媒体采用，其中《故乡行》一文于1979年在福建召开的全国对台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授予优等奖。
刘伯文在担任阳泉市政协领导工作期间，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参政、议政、关心国家大事，充分发挥了政协委员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的作用。他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并教育子女要为四化建设努力工作。1987年11月1日，刘伯文先生去世。临终前，他对妻子与女儿说：“我死后，你们要设法把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大陆，一半寄回台湾——那里有我的许多故旧，还有我的姐姐。”拳拳之心，催人泪下。

尊师重教模范李岱亨

尊师重教是阳泉的优良传统，且世代传承，不乏佳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境各县（区）、乡、村掀起了新一轮尊师重教、集资办学热潮，有效地推动了全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这里介绍的李岱亨，就是平定县树立的尊师重教的一面旗帜。
李岱亨（1938～1988），平定西锁簧村人。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生产队长、民兵连长，1971年2月出任村党支部书记。
李岱亨虽身为农民，但有眼光、有魄力，懂得办学育人的重要性。1983年，在全县集资办学热潮中，他发动群众集资40万元，亲自设计施工，建造了一座高标准、现代化、园林宫殿式的山乡小学校，推动了全县的集资办学，受到了海内外来客的高度赞誉。
李岱亨非常尊重和理解教师的辛勤劳动。在任期间，他千方百计为改善老师们的教学环境、生活待遇和提高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创造各种条件。其远见卓识与显着成绩，受到各级领导的表彰与群众的拥戴。历史学家罗元贞、书法家董寿平、科学家高士奇、作家谢冰心、诗人臧克家、社会科学家于光远等许多社会名流亦对李岱亨热心助教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不远千里、万里亲自来到这所山村小学校参观访问，题词鼓励。为此，李岱亨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省政府还授予他“尊师重教”、“集资办学”模范个人奖章。
由于积劳成疾，李岱亨于1988年5月4日病逝，同年9月，平定县人民政府在西锁簧为他建造了纪念碑，以昭后人。

红色的山乡教师张瑾瑶

素以“文献名邦”着称的平定县，历来崇尚文化，重视教育。民众中，不但传颂着许多尊师重教的佳话，而且流传着不少献身教育的典型。上世纪60年代，被群众赞誉为“红色的山乡教师”的张瑾瑶就曾轰动了平定，名响省内外。
张瑾瑶（1925～1988），平定县北庄村人。幼年家贫，先后干过拉脚车、下煤窑、卖砂锅、摇煤球等苦力。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战大江南北，荣立两次三等功，并在部队里识字，学文化，甩掉了文盲帽子。1952年转业后，他放弃了留在城市工作的优越条件，出于一种朴素的乡情和阶级感情，主动申请到深山老区、条件极困难的黄统岭乡神峪村当了小学教师。
神峪村和附近的白石头、神水泉等小山庄，自古以来没有学校。为改变山区文化落后状况，张瑾瑶不顾山高路险，先为三个村办巡回学校。后来，在三村交界处，利用两眼破窑洞，创办了红育口小学。为使所有儿童特别是贫穷儿童都能入学，他在坚持办全日班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办起了早班、午班、半日班、炕头班，还为牧童办起了山头班。对有残疾的儿童，亲自背着到校读书。在搞好普通教育的同时，还在三个村办起夜校，不畏虎豹，翻山越岭，坚持授课，使一个地处穷山僻壤的山区村庄普及了小学教育，100多农民脱盲。
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培养又红又专一代新人。在校内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使学生从小养成热爱山区、热爱劳动的习惯，学到多种生产技能，还改善了办学条件。多年来，校办林场由小到大，面积发展到500余亩，植树30万株，其中成材林达3万多株。每年仅苹果、花椒两项收入就达2000多元，免除了学生的学费、书费、文具费外，学校还做到了办公费、烤火费自给有余。在任期间，他先后为国家培养出700多名有用人才，为振兴山区教育走出了一条新路。其中有3名进入大学深造，62名升入中专和高中学习，100余名担任了乡村干部，78名成了农林牧技术员和民办教师。
张瑾瑶处处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将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他不仅谢绝了群众给自己的口粮补助，而且把自己的口粮接济给最困难群众。在洪水暴发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天黑路滑的雨夜里，他跋山涉水为病人到外村买药治病。所以，当地群众都夸赞他为“红色的山乡教师”。张瑾瑶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精神和改革创新的办学经验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64年，中共平定县委做出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优秀教师张瑾瑶学习。山西省委、省政府对他的办学经验给予了很高评价。省委书记王大任在《人民教师的好榜样》一文中称“张瑾瑶同志和神峪口小学所走的道路，代表了山区文化革命的方向。我们如果把张瑾瑶同志誉为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为此，他多次被评为省、地、市、县先进工作者，1964年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模范事迹曾被省内外许多报刊登载介绍，他的办学经验在省内外广为传播。
1971年以后，张瑾瑶历任县委委员、县文教部部长、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担任领导职务，但还抽出大部分时间深入教学第一线，即使身患重病也恋恋不舍他的教育岗位。他常说：“我只能死在阵上，不能死在炕上。”
1988年张瑾瑶病逝，终年63岁。遵其遗嘱，他的骨灰安放在红育口学校的青松岭上。为表彰他的不朽业绩，中共平定县委、县政府于同年9月为他建造了纪念碑，彰显其功德，以昭示后人。

木匠出身的领导干部

在阳泉历史上，曾先后有程宏毅、张进德、侯伍杰、王敬瑞、光敏、邢军、程步云、杨芝萍（女）等8位同志担任过全国党代会代表，荣幸地出席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但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担任委员或候补委员的仅有1人，他就是干了近40年木匠活的老工人王体。
王体（1914～1990），曾用名贵祥，平定县南庄村人。14岁拜师学艺，从事木工，出师后依靠当木匠维持生计。日军侵占阳泉煤矿的后期，他曾在阳泉采炭所第四矿厂共荣坑当过一段工头，后辗转返回原籍。1947年2月，由平定（路北）县政府介绍，王体又到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修械所当了木工，1948年3月转至阳泉四矿机电木工科当工人。1952年始担任木工组组长，是当时四矿屈指可数的八级技工之一。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技术过硬，工作积极，干活踏实，上世纪60年代，曾多次被评为阳泉矿务局和出席市、省的劳动模范。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4月，他受驻矿“支左”部队委托，以老工人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出席了中央解决派性斗争的全国煤炭会议。其间，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主张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引起中央首长的关注。所以，由北京返回山西后，便担任了阳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此后，又担任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阳泉矿务局委员会第二书记等职。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中央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时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总工会主席等职（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左”倾路线的产物，但责任不在其本人）。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王体于1982年4月离开省城回到阳泉矿务局担任了顾问，并于1985年3月离休。
1990年1月，王体在阳泉病逝，终年76岁。

倒在抗洪工地上的村官贾月熹

1996年10月21日，在平定县小口头村的抗洪抢险工地上，一个人突然晕倒了。众人连忙跑上来急救，切他的人中，往嘴里灌水，高声呼叫他的名字……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安祥地闭着双眼，再没有起来。他走了。当人们醒悟过来的时候，顿时热泪盈眶，哭声大作。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月熹，你不该走，不该走啊！”
贾月熹（1948～1996），平定县小口头村人。1970年任村委会主任，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至1996年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率领全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己任，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将一个贫穷、闭塞、落后的小山庄变成了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任村委主任期间，贾月熹和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协力苦战，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昼夜奋战，治理了七沟八梁一条河，修坝3500米，新造土地300多亩，解决了全体村民的温饱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他积极组织群众兴办集体企业，采取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的办法，先后投资100多万元办起了2个石场、3个灰场、1个木器场，解决了全村富余劳力的就业问题。他带领群众兴办第三产业，使全村群众人均纯收入由1979年的200元增加到1996年的2106元，增幅达10倍之多，成为全县首批命名的小康村和文明村。在大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他也非常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措施，新修了学校教学楼，拓宽了进村公路，接通了娘子关水，安装了闭路电视，改善了医疗条件，从而使全村的各项公益事业得到了全面改善和发展。
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贾月熹也把目光投注在了社会上。只要是县、乡两级下达的公益任务，他都不讲条件保质保量完成。在太旧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工程中，他率领群众超额完成了3800多个高标准、高质量的鱼鳞坑；还先后超额完成了县里安排部署的修建拓宽义（井）平（定）路、平定东大街工程的送沙任务。
1996年8月4日，平定县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损失。为抗洪抢险，贾月熹七天七夜未睡一个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应时饭。面对重灾，他和村民不等、不靠、不要，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修筑护村护地大坝2000米，仅用47天就完成了原定100天的任务。由于积劳成疾，才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贾月熹当干部26年，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化，不沾集体一点便宜，不用手中的权利给自己和家人谋任何私利。他的先进事迹传开后，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中共阳泉市委、平定县委都分别作出了向贾月熹同志学习的决定。他无愧是共产党员“三个代表”的忠实践行者和光辉典型。他的品格和先进事迹将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瓦斯治理专家金元斌

阳泉系煤铁之乡，也可以说是因煤铁而立市、兴市的。但是，阳泉矿区瓦斯突出问题严重。如何治理瓦斯、合理利用瓦斯，一直是阳泉地区煤炭系统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高级工程师金元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金元斌（1926～1998），河南固始人。1951年中国矿业学院采煤系毕业后就任阳泉矿务局四矿通风区技术员，同年调局从事瓦斯研究和治理工作。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出任阳泉矿务局煤炭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9年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金元斌是中国研究和治理煤矿瓦斯的著名专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金元斌领导的瓦斯研究组，通过不断的探索、试验和研究，根据阳泉煤层储存状况以及开采煤层瓦斯储存状况，总结出了生产过程中瓦斯的主要来源和基本规律，提出了先开采解放层即先采上部四尺煤层解放下部丈八煤层的开采顺序，成功地完成了以顶板钻孔、地面钻孔抽放上邻近层瓦斯等试验，解决了四尺煤层瓦斯抽放问题，为阳泉矿务局瓦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70年代，在进一步探索瓦斯抽放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试验数据，又总结出七尺煤层瓦斯突出预测公式，并进行了大直径钻孔预排瓦斯防突的试验研究，取得成效。其撰写的《阳泉矿区K3石灰岩沼气的形成与储气构造》、《邻近层瓦斯抽放的理论与方法》等论文，1978年曾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进入80年代，随着阳泉矿务局通风瓦斯治理更加严格，更加规范，他与一大批从事通风瓦斯研究治理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准确地预测出阳泉矿务局15个煤层的瓦斯含量、瓦斯压力，以及邻近层对开采层瓦斯涌出量的影响范围和预测公式等，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通风方式改革试验、顶板岩巷抽放邻近层瓦斯试验、地面垂直钻孔抽放邻近层以及采空区瓦斯试验等多项研究，均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国际处于领先地位。为此，他主持的科研项目1982年荣获山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其本人于1984年和1986年分别获山西省和煤炭工业部“特等劳模”称号，1985年4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被国家科委、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获煤炭部颁发的科技进步“特等奖”，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88年金元斌退休，1998年去世，享年72岁。

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赵芝田

2005年，是阳煤集团成立55周年。这一年，公司煤炭产量达到3245万吨，销售收入达到136.85亿元，职工人均年收入达到2.48万元，实现利润4.88亿元，其它各项指标也都创历史新高，效益、效率与经济总量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而跃居全国国企500强中第227位（较上年提升52位），全国煤炭行业100强中第11位，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全国十三大煤炭基地之一。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全公司25万职工和家属团结战斗、奋力拼搏的结果，也是公司领导一班人谋大事、干实事，居高点、攀高峰的结果。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公司历届领导班子为阳煤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奠定的基础。已故的老局长、老书记赵芝田，就是其中之一。
赵芝田（1934～2000），山西平定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98年退休，他在煤炭战线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可以说，阳煤集团的振兴和发展，赵芝田既是见证人，又是奠基者和创业功臣。
赵芝田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阳泉矿务局三矿测绘股担任测工练习生、技术员、副科长。1956年8月赴山西省委党校学习。1957年2月后，曾任阳泉矿务局三矿技术科科长、副矿长，一矿代矿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3年12月赴波兰进行综合机械化采煤实习，并担任实习组组长。1974年8月出任阳泉矿务局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任阳泉矿务局局长，1985年4月改任矿务局党委书记。1993年1月，当选为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95年10月离任后，担任煤炭部特邀巡视员。
赵芝田长期担任矿、局领导职务，有着丰富的生产经营与管理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能根据企业实际与市场行情，做出正确的决策，为阳泉矿务局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大胆探索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使全局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中前进，在继承中创新，有力地保证了企业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协调发展。他认真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指导思想，重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并亲自审阅，组织有关部门实施。
赵芝田在担任阳泉矿务局主要领导期间，阳泉矿务局实现了原煤产量翻番，建成了质量标准化、管理现代化矿务局，并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多次被山西省委、阳泉市委评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先进党委”、“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企业”；1991年荣获“全国合理化建议和技改先进单位”称号。赵芝田本人被授予“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1993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2002年2月8日，赵芝田因病辞世，享年66岁。

防疫法官刘怀顺

2001年8月9日凌晨1时40分，在太旧高速公路旧关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哨位上，为堵截一辆违法逃检载畜车辆，一名防疫法官不幸被撞压身亡
，以身殉职了，年仅31岁。他就是平定县畜牧中心动物防疫监督员刘怀顺。
刘怀顺（1970～2001）平定县里牌岭村人。1978年9月起，先后在平定县里牌岭小学、柏井中学就读，1987年考入山西省畜牧学校，1991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平定县畜牧中心动物检疫站工作。
刘怀顺参加工作后，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深得大家好评。1999年，他担任了平定县畜牧中心疫情测报站站长、执法队长 ，负责对肉类市场进行执法检查。当时，单位条件差，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刘怀顺就以步代车，对县城内200余家经营肉品的经销店和饭店进行普检。在检查中，他不徇私情，不走形式，发现一家查处一家。有不少经营肉品的人对此不理解，对他责难、谩骂，但他从没有退缩过。有一年冬天，刘怀顺发现路上有一辆拉满肉的三轮车由县城驶出，他不顾雪天路滑，二话没说，借了一辆摩托车骑上便追，最后硬是追上了三轮车，经过检查，这车肉全部都是病猪肉。按照法定程序，他对这车病猪肉进行了没收销毁处理。事后，他说：“磕碰点伤不算啥，如果让这一车肉进入市场，还能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吗？”
刘怀顺牺牲后，他的事迹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有关领导专门就此事作了批示，要求执法监督部门严惩凶手，坚决打击暴力抗法行为，净化社会风气，创造良好执法环境。山西省农业厅发出了《关于在全省农业系统开展向刘怀顺同志学习的决定》。根据刘怀顺生前愿望，平定县畜牧中心报请上级党委批准，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其后，民政部门追认刘怀顺为革命烈士。

登上全国群英会主席台的阳泉人张润槐

1958年底，在首都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上，有一位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登上大会主席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的阳泉代表，他就是时任盂县县委书记的张润槐同志。
张润槐（1917～2001），盂县北下庄乡箭河村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因箭河村地处晋冀两省的交界处，四面环山，又系八路军经常驻扎的根据地，所以，这里便成为日军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重点目标。然而，由于箭河村民众长期受到八路军的教育和感染，有很强的民族自尊感和较高的政治觉悟，他们并未被日军的武力威胁所吓倒，而是在张润槐的领导下，每当敌人扫荡之后，即通过生产自救，重建抗日堡垒。其间，他们不但配合八路军十九团取缔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击退了日军的多次“围剿”，伏击了日军的抢粮队伍，拦截了被日军抢走的羊群，还接待、掩护了从前线转移下来进行治疗、休养的大批伤员。为此，1944年12月20日，在河北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二次群英会上，张润槐被授予“抗日模范村长”光荣称号，还获得了一个标有“晋察冀边区二届群英大会纪念”的大瓷碗和写着“抗日到底”四个字的慰问袋等纪念品。箭河村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村。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润槐历任盂县六区区长、县民政科科长，1947年11月当选为盂县县长。其间，他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支持全国解放战争，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地方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润槐继任盂县县长；1951年8月，改任盂县县委书记。作为县的主要领导，在抓好全县农业生产的同时，依据该县矿产资源丰富、传统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实际，他注重狠抓了盂县工业的发展。1955年，在他的主持下，办起了盂县第一个地方国营煤矿——西兰煤矿；1956年，又办起了联合加工厂，扩建了西兰煤矿和石店炼焦厂；1957年，动工兴建了桃园铁厂（今晋盂钢铁厂）；1958年，太原至盂县的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开通，盂县正式实现了电网供电……特别是1958年3月，当他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运输问题严重影响着盂县工业发展的时候，他果断决策，在一无专项资金、二无工程师指导的条件下，组织县五五机械厂广大职工，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筹备，仅用26天，便修筑了桃园铁厂——石店炼焦厂全长1.7公里的小铁路。这条小铁路通车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为此，《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向英雄的盂县人民致敬》、《县的建设力量究竟有多大》、《争上游就是争第一》等社论和短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还以此为题材摄制了新闻记录片《帅旗飘飘》，并在全国公映；人民出版社也以此为内容专门编辑了《敢想敢干的盂县人民》一书；山西电影制片厂根据张润槐的事迹拍摄了《敢想敢干的县委书记》记录片。以正因此，张润槐被推荐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获得了文章开头所记述的那些荣耀。
1959年3月，张润槐升任阳泉市常务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主持阳泉市的经济工作。之后，又历任昔阳县委书记、省贫协副主任、灵石县革委主任、灵石县县长、晋中地委统战部长、晋中行署建委书记和主任等职。不论走到哪里，担任何等职务，张润槐都一如既往，听从组织安排，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干一行爱一行，干什幺都要干出个名堂。在任阳泉市常务副市长短短的两年间，他亲自主持完成了桃河大坝、东风剧场、阳泉体育场、阳钢炼钢车间、南庄铁路等城市建设和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为以后阳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任昔阳县委书记期间，正值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他不但深入大寨亲自查看灾情，而且同大寨党支部一班人共同研究做出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灾后生产自救决策，组织大寨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灾害，恢复家园，减地不减产，灾后亩产仍达到400公斤。大寨经验层层汇报到中央，并经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后，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这一切，均浸透着张润槐书记的辛劳和心血。历史不会忘记，人民群众也不会忘记。
张润槐同志于1983年离休，2001年12月18日病逝，享年84岁。

老市长任朴斋

2003年5月21日，任朴斋病逝的消息传来，中共阳泉市委、市人民政府专门派人赴京吊唁、敬献花圈；市委党史研究室、各县区等也都发去了唁电，向死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一些同志还作诗撰文，缅怀死者生前的功业，特别是在我市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
任朴斋（1918～2003），阳泉市郊区坪上村人。1936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历任盂县、阳曲、寿阳战地工作团组长，平定县、繁峙县公安局长，中共绥东、雁北地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办事处主任等职。1947年5月阳泉建市初，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社会部部长和公安局长，不久即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在此期间，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为巩固阳泉这座刚刚建立的新型城市做出了突出贡献。
任朴斋赴任之时，正值阳泉刚刚解放，百废俱兴，百业待举，而且时时处于国民党卷土重来的威胁之下。鉴于此种情况，他带领一班人，首先从战胜灾荒、安定人民生活入手展开了工作。其间，政府千方百计筹措粮食，并号召机关干部节约口粮，用以救济贫苦民众，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同时，发动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紧接着是恢复生产，以阳泉四矿、阳泉铁厂和铁路为恢复重点，仅用了半年时间，阳泉工矿业便得到全面恢复。其次，根据阳泉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实施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阳泉经济。为此，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通过召开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宣传政策、发放工商贷款、帮助营销等手段，有效地保护了合法工商户的利益，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当时兼任市公安局长的任朴斋，凭借多年从事公安工作和对敌斗争的经验，抽调力量组成搜索组和审俘组，有的放矢地对国民党原党、政、军、警、宪、特驻地和反动帮会、地主武装驻地进行了全面搜索，并对在解放阳泉、盂县、寿阳战斗中俘虏的1200多名战俘进行了认真审查；同时，还以公安局的名义发布了公告，动员督促顽伪人员限期登记，强化了对城市户口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又采取果断措施，破获了一起军统特务派遣案和多起走私、贩毒、赌博、盗窃及流氓集团案，取缔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使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在此期间，任朴斋一班人还在煤矿系统成功开展了反“把头”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了企业的民主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切，均为阳泉这座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亲手创立的第一座城市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党进城后如何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创造了经验，并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扬。1950年8月，任朴斋奉命调往北京工作，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局长、建工部施工管理局局长、中国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兼经理、建设工程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党组成员兼副主任、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等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群众中享有盛誉。

肿瘤专家郭文章

阳泉地区是全国肿瘤高发区之一，而在各种恶性肿瘤中，食管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又居各类恶性肿瘤之首。所以，早在1958年，阳泉市即被确定为全国食管癌重点监测及试点地区之一。经过40多年的积极探索，到2005年，不仅建立了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肿瘤防治网，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各种肿瘤普查，累计达百万人次；而且在各大医院均成立了肿瘤科室，设立了专科病床，在手术、化疗、放疗等方面都取得可喜进展，并培养出一支治疗肿瘤的专业队伍。其间，已故老专家郭文章倾注了大量心血，堪称是阳泉防治肿瘤的开山祖。
郭文章（1923～2005），山西定襄人，中共党员。1945年毕业于白求恩二分校；1948年11月，随同晋察冀边区医院从河北省行唐县迁来，就职于同阳泉市万众医院合并组建的阳泉市立医院（即今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历任部队医院看护、看护长、医助、军医，市一院医师、司药长、外科主任、肿瘤科主任、副院长、第一院长、党委常委，市卫生局副局长等职，系阳泉市第八、九届人大常委，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郭文章幼时未能多读书，文化底子薄；但他一生很注重学习，勤于实践，善于总结，且敬业尽责。在近60年的从医实践中，他致力于外科和肿瘤科的诊治和研究，先后开展了脑外伤手术、脑瘤、甲状腺瘤、甲状舌骨瘘、气管瘤、食管、肺、纵膈肿瘤等手术；心包、二尖瓣分离，肝、胆、脾、胰头、胃肠等肿瘤切除；肾、膀胱、前列腺、阴茎等肿瘤与结核手术；妇科肿瘤、食管、气管、膀胱结肠等内镜检查；气管静脉麻醉、胱内放疗等医疗技术，为数以千计的患者解除了病痛，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为了宣传和普及肿瘤防治知识，他积数十年之临床经验，并查阅了大量资料，编辑出版了《防癌员手册》、《肿瘤防治知识》、《肿瘤病因学知识》等专着8部；还先后撰写了《阳泉市开展肿瘤防治普查工作的体会》、《214例乳腺疾病分析》、《乙状结肠镜27例检查结果分析》等多篇论文，在国内、省内医学杂志发表或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还获得了科技进步奖。
郭大夫医风严谨，服务热情，且很注重言传身教。1957年，他主刀为一名膀胱癌患者施行膀胱切除、输尿管移植手术时，樊强、杨丰寅、周宗虎、安允祥、曹振华、刘卿、李增等一批外科医师尚属助手。经过多年的培养和传、帮、带，加之一批新的现代化医疗器械的引进和投入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郭大夫的这批弟子们已成为阳泉市外科和肿瘤科方面的领军人物，誉满晋东。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一批新的外科和肿瘤科医师又成长起来。所以，到2005年，境内常发的20多种恶性肿瘤和各种外科手术，无需外求，在本市的一院、三院、阳煤集团总医院就均能诊治。之中，郭大夫的贡献功不可没。
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众多荣誉。在部队工作期间，郭大夫曾荣获特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并获得了“白求恩工作者”称号。转业到地方后，也曾先后十多次荣获过省、市“先进工作者”、“模范医务工作者”、“优秀党员”等奖励和称号。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医德和医技已深深地铭刻在了阳泉乃至晋东人民的心中。
2005年7月7日，郭文章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三、风物篇

阳泉不但历史悠久，文物众多，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物华天宝，资源丰富；民风淳厚，重教尚礼。为了反映这一特点，本篇拟通过文物景点、名优特产、风味名食、风俗民情四个专题加以表述。“文物景点”只收国保、省保文物和影响较大、有市场前景的景点名胜；“名优特产”只收国优和部分畅销国内外的省部优产品，以及传统名特产；“风味名食”和“风俗民情”则只载有“阳泉风味”的东西，坚持择优、择善、择特的原则，以悦耳目。

（一）、文物景点

文物

林里关王庙  
位于市区北12公里的郊区荫营镇林里村南玉泉山腰，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始建年代不祥，据考不晚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北宋宣和四年（1122）重建，元、明、清各代均有修葺。其主要建筑有正殿、献殿、过门马殿、南北配殿、围插廊以及戏台、大门、牌坊、落箭亭、饮马亭等。现存正殿虽经多次修复，仍保持着宋代《营造法式》之建筑风范，面阔3间，进深6椽，平面近方形，屋顶歇山式。整体结构严整，组装精细，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关王庙木结构建筑。1986年8月，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截止2002年底，省、市、区三级政府先后投入文物保护费140多万元，对关王庙进行了重新修复，并增补了早已损坏和无存的附属配套建筑，使之成为郊区重要的旅游景点。
盂县大王庙  
位于县城关镇西关的香河北岸。始建于金大定十二年（1172）。庙宇坐北朝南，自南向北由山门、仪门、碑房、戏台、钟鼓楼、正殿和后殿组成。正殿面阔3间，进深3间，系单檐歇山顶，为明代结构。后殿为金代建筑，其结构与正殿基本一致。整个建筑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系本市较早的古建筑群之一。1986年8月，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泰山庙  
位于盂县城东北25公里的北下庄乡东坡头村中。始建年代不祥，据庙内元代经幢记载，元至正十七年（1357）重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修，占地面积达1819.3平方米。主要建筑沿中轴线自南向北有戏台（只剩基础）、石牌坊、过殿、正殿、后殿，两侧分布钟鼓楼、耳殿、配殿等。正殿面阔3间、进深四椽，梁架结构为三椽栿对后搭牵用三柱；斗拱四铺作单下昂，里转重翘。正殿、后殿在造法上不仅使用了减柱法，而且还保留了隐刻斗拱等做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正殿、后殿的壁画色彩鲜艳，人物刻画细腻，衣纹流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因长期被学校占用，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所以，2002年、2005年先后被公布为盂县、阳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释迦寺  
亦名“大庙”或“府君庙”，位于盂县城北30公里的上社镇中社北村。据庙院内碑文记载和正殿梁架所题记，知该庙创建于唐代，元延佑二年（1315）重修，之后各代均有修葺。现存建筑有乐楼、南殿、正殿，由南至北排列在中轴线上。其中，正殿为元代结构，殿身3间，进深2间，殿顶悬山式。其柱径粗大，柱头为覆盆式，斗拱五铺作双昂，构造采用了减柱造作法。殿内原祀释迦牟尼，故名释迦寺。因岁久失修，故佛像已无存。南殿原为过殿，系明代结构，墙上留有补实痕迹。原为县保文物，2004年6月，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代大铁钟  
北宋宣和六年（1124）铸。原在盂县西关大王庙内，现迁置藏山祠。该钟高2.1米，口径2.86米，围长9米，壁厚4厘米，重约2000公斤。主体饰有方格、云雷、乳钉等图纹，所饰粗犷，音质宏亮，保存完好。钟上还刻有铸造时间、地点及其它一些相关资料，对研究当地冶铁铸造业的发展颇有价值。1965年5月，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冠山书院  
即崇古冠山书院，位于平定县城西南4公里的冠山腹地（今冠山镇后沟村南2公里）。初名冠山精舍，始建于北宋末年，清嘉庆十一年（1806），州人孙裕筹资重建。书院坐西朝东，靠山临谷，为二进三合式院落。内院正面有正房5间，名“崇古洞”；南北两厢房各3间，额书分别为“广业”、“新德”。门外石坊北向，额题“登瀛”。史载，冠山书院为元左丞吕思诚父祖数世读书处。整体建筑保存完好，院内尚存一批明清碑刻，其中，尤以孙毓芝集柳玄秘塔作五言诗石刻最为珍贵。1986年8月，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冠山景区的一大亮点，也是来游者必不可少的去处之一。
娘子关城堡  
位于平定县城东北45公里的娘子关镇。娘子关是长城著名关隘，出入山西的咽喉要地，又系扼晋冀两省的军事重镇，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战事，名闻遐迩。但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关城为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修建，明崇祯七年（1634）重修。关城有东西两个门，皆为砖石拱券。南门额书“京畿藩屏”四个大字，城上有宿将楼，楼台的四根檐柱上镌刻有两副楹联：其一为“雄关百二谁为最，要路三千此并名”；另一为“楼头古戍楼边寨，城外青山城下河”。东门额书“直隶娘子关”五个大字。此处山明水秀，风景如画。除“平地突起，下赴绝涧，悬流百尺，散缕似珠”的水帘洞瀑布和“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水上人家外，其附近还有承天寨、老君庙、铁佛寺遗址、张果老洞等文物景点；再加上新开发的一些新景观、新游览项目，那就更令人赏心悦目、乐而忘返了。其原为县保文物，1986年8月，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含固关长城）。
藏山祠  
位于盂县城北17公里的苌池镇藏山村东，原名盂山，相传春秋时因藏匿“赵氏孤儿”赵武而得名。赵武谥号赵文子，故亦称“文子祠”。始建年代不详，据现存《神泉里藏山神庙记》碑载推断，最晚为金大定十二年（1172）。现存建筑除寝宫为元代建筑外，其余均为明清两代重修增建。全祠30多处亭台楼阁，依地势而建，鳞次栉比，别具风韵。其总体布局是将山门、牌楼、戏台、钟鼓二楼、东西碑房、正殿、寝宫、梳洗楼等主体建筑，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先祖庙、三代庙、八义庙、启忠祠等附属建筑则置于院落之外。内外有别，等级分明，俨然是按宫廷的建筑特征而设计的。
古祠风光秀丽，历史悠久，俗传“十景”，令人神往。古往今来，无数名人志士、文人骚客，不远万里，慕名来游，留下了许多诗文墨宝、书画题刻，藏山也因此而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及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原为县保文物，1986年10月，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月，升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经过省、市、县及承包商的多方投资，拓宽了进山的道路，增添了相应的设施，改善了游览环境，该景区已成为盂县旅游业名副其实的排头老大。
石评梅故居  
位于平定县城姑姑寺街8号院。原系清代建筑，因年深岁远，到20世纪70年代，仅剩下西房和大门残留。1985年8月，平定县政府将其定为县保文物加以关注。2002年，时值石评梅诞辰100周年之际，县政府投资整修，恢复其原貌，增设文物展品，建成了石评梅纪念馆，并于同年9月20日向游客开放，成为平定县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新的旅游景点。
整修后的石评梅故居是一座坐东朝西的封闭式四合院，由前院、里院和偏院3个院落组成，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共有砖木结构的瓦房、楼房6座计25间，是典型的古州民宅建筑。建筑群中，不但恰到好处地镶嵌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各种砖雕、石雕和木雕，而且突出了书香门第、儒家风范这一特点。2004年6月，石评梅故居升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河寺石窟  
位于平定县城东北20公里的石门口乡（原岩会乡）乱流村西。其背靠魁斗山，南临桃河水，由雷音寺石窟和开河寺石佛殿组成，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共有大小石佛近百尊。其中，开河寺石窟高6米，宽4.4米，深3.5米，为北魏永平三年（510）凿就。内存主佛像1尊，菩萨像各两尊。主像为释迦牟尼坐像，高4.4米，肩宽2米，身披袈裟，右腿盘上，双眼微微下视，面貌温和；两侧站立的菩萨像高2.1米，身戴璎珞，雕饰瑰丽，技法娴熟。雷音寺有石窟3处：中窟凿建于东魏武定五年（547）七月，窟高1.4米，宽1.2米，深1.15米，内雕凿佛像23尊，大者0.75米，小者0.12米，有立势，有坐势，姿态各异；左右两窟分别凿建于北齐皇建二年（561）和北齐河清二年（563），雕有佛像65尊，形制大体同中窟相同。此外，在各窟与窟之间还雕凿有小佛龛、佛像。开河寺石窟是阳泉市最早的石窟建筑，虽然规模不大，但以石质坚硬、雕刻精湛、线条流畅、形神兼备的艺术造型而倍受省内专家、学者的关注。1985年10月，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6月，升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烈女祠  
亦称“圣女祠”，俗称“奶奶庙”。位于盂县城东北4公里的水神山中（孙家庄镇西吉村）。相传五代周世宗柴荣之女柴花公主曾殉节于此。创建年代不详，据现存碑记载，至迟为金泰和二年（1202）修筑。元、明、清各代均有补缮修葺。祠庙坐西向东，依地势由低到高构筑，形成一组沿中轴线排列的虚实相交、参差有致、左右对称的建筑群。全祠共4所殿院，分为上下两院，占地面积1340平方米。下院名“灵宫殿”，通体面阔3米，进深2米，玲珑别致。上院依次排列有山门、牌楼、马殿、正殿。正殿面阔3间，进深3间，殿内正中有圣母塑像一尊，高1.5米，慈眉善目，端坐于莲台之上；两旁有宫妇、侍女塑像10尊，或立或坐，立者高1.85米，坐者高1.25米，姿态迥异，维妙维肖。殿之两壁有彩绘山水人物，云龙飞鸟，约40平方米，均保存完好。主祠院南侧20米处有“抱泉楼”，为二层木结构建筑。楼下有“捞儿泉”，水深尺余，终年不涸。楼以泉得名。楼之四壁满目皆是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诗赋。其中清代临汾教谕、浑源州学政赵嵩年所作的《登水神山抱泉楼》云：“楼抱青泉松抱楼，泉中交影斗龙虬。草索危石柔台滑，云幕飞檐曲径幽。但使贞心留五代，岂知山色秀千秋。芳名惆怅埋青史，藻井朱栏任眺游。”此外，在正殿西山腰还有“修真洞”，内为溶岩岩质，色彩缤纷，景色奇异。烈女祠宛如嵌缀于深山幽谷中的一颗明珠。1986年10月，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6月，升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百团大战纪念碑  
立于阳泉市区西南4公里的狮脑山巅。民国29年（1940）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动员105个团，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战役第一阶段，在实施对正太路的破袭中，为牵制阳泉敌第四混成旅团，使其不能出动增援西段守敌，八路军129师385旅14团、769团奉命扼守在狮脑山，浴血奋战7日，重创敌军，出色完成了掩护破袭战之任务。为了缅怀抗日英烈、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1985年，时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阳泉市委、市政府报请中共山西省委批准，修建了“百团大战纪念碑”。1985年9月3日奠基，1986年4月5日动工，1987年6月30日落成。百团大战纪念碑坐北朝南，由主碑、3座副碑、1座大型圆雕、2座题字碑、烽火台及人造景观“长城” 组成。整个建筑群占地25亩。主碑正面镌刻着彭真的题词“战绩辉煌  永垂史册”；两侧分别为徐向前的题词“参加百团大战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和薄一波的题词“百团大战，抗日战争中最光辉的一页，必将载诸史册，永放光芒”。第一座题字碑正面是“百团大战纪念碑”七个大字，背面是“百团大战示意图”。第二座题字碑的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中共阳泉市委、市政府撰写的《百团大战纪念碑记》和《狮脑山战斗纪略》。碑群前面是大型锻铜圆雕——“奋起的母亲”。3座副碑上镶着6块巨大的锻铜浮雕，生动地反映了百团大战中军民“出击”、“破路”、“攻坚”、“支前”、“转移”、“胜利”的情景。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建筑群周围，除建有“百团大战纪念馆”外，还修筑了供人们游览和休息的狮子阁、钟亭、蘑菇亭，并新植了大片林木，使具有光辉革命历史的狮脑山峰更加美丽、壮观。

景点

平定州古八景述略  
寰宇之内，大而一方，次而一郡一邑，各有景致。古往今来，骚人墨客借景生情，摭而歌之者甚多，但名目不一，各形图咏。不知从何时起，各地约定俗成，即把其名胜选定为“八景”，世代流传。明成化（1475）版《山西通志》卷七“景致”部分就记载了山西全省95个州县的八景详目（个别州县为九景或十景）。该书中所记的平定州（清代以来，阳泉境域大多属平定州所辖）八景为：冠山雨过、帽石烟凝、清泉浸月、红楼晚照、阳泉春色、白岸秋霜、五渡平波、双林古寺。
400多年后，清光绪（1882）版《平定州志》卷二“舆地·山川”中也记载了州境八景的详目（与《山西通志》载目相同），并通过一些人的诗句介绍了各景的特色所在。
红楼晚照：景址在平定上城之天衢阁（后改建为阳春楼）。据州志载：“相传今天衢阁处旧有楼，高若浮图，夕有返照，后遭火毁。”无名氏诗曰：“百尺危楼高拂云，晚来佳气倍氤氲。鸦翻金背渔归渡，雁落寒汀酒半醺。不独山光凝紫翠，更夸树色荡清芬。此时偏倚栏杆坐，笑捻吟须看夕曛。”
冠山雨过：景址在平定城西南8里之冠山（状如冠而名）。无名氏诗曰：“层峦迭嶂接苍穹，更喜纱笼翠髻松。朝过雨岚飞黑水，晚垂虹带挂晴空。阴来云气连三岛，日上霞光近九重。柱笏频看情思好，漫吟佳句乐雍雍。”
白岸秋霜：景址在平定城东南15里之西白岸村（古属东回都，今属锁簧镇）。无名氏诗曰：“榆关八月雁来秋，肃气棱棱暑气收。夜合苍旻银絮乱，晓凝碧岸玉花浮。色添枫叶红如锦，寒逼芙蓉醉若羞。更喜农家禾稼熟，涤场开酒乐悠悠。”
阳泉春色：景址在平定城西15里之大阳泉村（因泉源有五，四季不涸，漾泉讹传而名，今属郊区义井镇）。无名氏诗曰：“此地从来先得春，桃红柳绿竞鲜新。有时雨过山添翠，长日溪流水皱鳞。似语野花开灼灼，唤人小鸟叫频频。回头更有南峰胜，青霭葱葱岱岳邻。”
五渡平波：景址在平定城东北15里之五渡村（因古有五个溪滩，即五个渡口而名，今属郊区李家庄乡）。无名氏诗曰：“一湾溪水五重滩，雨后行人过最难。碧映山光留翡翠，清涵树色浸琅玕。风生浪卷湘潭橹，月映波沉碧玉盘。我欲放怀眈胜览，何如庄子坐观澜。”
清泉浸月：景址在平定城西北30余里之蒙村山谷间（古称门村，因蒙村沟前后有3道门，即红岭湾、大石头、玉兰寺，其两边的石山形似门而名，清干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玉兰庵碑记》中有载，后谐音讹变为蒙村，今属郊区平潭镇，分称半坡、大村、庙上）。据州志载：“蒙村有清泉亭”，“蒙村山谷间上有龙母祠”，清泉池即在龙母祠的院中。无名氏诗曰：“榆关西去是通津，皓皓娟娟照水邻。翡翠光中开宝镜，琉璃影里浸冰轮。曾添廋亮楼头兴，也助长庚醉眼春。料得广寒宫阙远，持杯且饮莫逡巡。”
帽石烟凝：景址在平定城西25里之蒲台山（又名狮子山、狮脑山，因山状如狮而名，今属郊区义井镇所辖）上。据州志载：蒲台山上“有巨石数丈，盘耸古松间，石上有穴，深尺许，中产菖蒲，水冬夏不竭，祷而辄应。”无名氏诗曰：“有石如山翠且高，无端烟霭四时包。晚云似练笼梳髻，夜月如纱映绿袍。淡抹远山青缕缕，寒分五渡水漕漕。今朝喜得攀跻乐，骐马归来胜驾鳌。”
双林古寺：景址在平定城西南80余里之松塔乡宜同铺村西南山岗上（今属寿阳县管辖）。据州志载：双林寺是“唐时名普济院，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赐牒，有碑仅尺余，光鉴秋毫。”无名氏诗曰：“古木参天黛色新，中藏兰若隔松筠。长廊斋署飞训雀，宝殿钟敲接大宾。喜见老僧朝面壁，净修香积午迎人。闲来策马寻诗句，烟水云林总是真。”
数百年来，上列州景吸引了无数游客观光览胜，同时，也为历代文人抒怀言志提供了素材，更为地方史官勾勒本土增添了秀色。据查，乡人孙杰、知州吴安祖（嘉庆十六年任）均有咏州八景之诗作传世（清光绪版《平定州志》有载）；诗人白孕彩（明清之际州人）、著名思想家傅山（明清之际太原人）、尚书乔宇（明代乐平人）等也都有咏八景之力作收在清光绪版《平定州志》中。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或因自然风蚀，或因人为破坏，加之生态的变迁，城市的拓展，古州八景多已不存，昔日的美景几乎殆尽了；代之而来的不是林立的高楼，就是闹市的喧嚣。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也透视出人们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的变异。笔者认为，选定“阳泉新八景”应该摆上议事日程，成为而今阳泉民众议论的热门话题了。

盂县古十景述略

盂县历史悠久，景物甚多。据《山西通志》明成化版卷七“景致”部分所载，盂县有藏山晚翠、白鹿跑泉、龙潭春色、神门口口、孤山竦岫 、仙人伏洞、南峰双鹤、乌川莽月八景；而《盂县志》明嘉靖版所载，则多达二十五景；清光绪三年，始定为十景。现分述如下：
藏山晚照 在藏山庙东山腰的绝壁上，有一近似圆形的凹处，即“藏山晚照”，亦名“日落晚照”。有文诠释此景曰：“山四周高耸，西向稍平，夕晖返射（恰到这一凹处），紫绿万状，实山水奥区也”。清盂县典史周永福（宛平县人）曾赋诗赞之曰：“我爱藏孤山，薄暮林鸦噪。十里撼山红，石壁残阳照”。
伏洞仙踪 在仙人村北侧之越霄山，又名石城山。山腰有洞，洞口留有巨人足迹，相传为仙人所遗，故名。诗曰：“登坛汾水曲，倚杖越霄山。墟里自大古，仙人去未还”。
细水洄澜 细水即今秀水河，源出县西南诸山，水流澄细如缕，潆洄不绝，绕原仇城南至真定汇入滹沱，河上建有九孔石拱桥。立桥头远眺，水流蜿蜒，银波泛泛，别致有趣。故有诗赞道：“荥爵城南水，垂阳树里看。朝宗虽到海，只作细波浪”。
孤山耸翠 孤山，亦名竦岫山，又名太安山，在东城武村北。山势崛起，奇峰屹立，因与众山互不相连，故俗名“孤山”。此山过去春夏草长鹰飞，秋冬松柏虬蟠，苍翠欲滴。前人有诗赞曰：“江右说孤山，西来转妩媚。天色远拖兰，衬出峰尖翠”。
北台仙月 在石假村（即今南社村）北，有一石台，形峻削，出云表，台上平坦，周遭十余丈。夜晚，有光如月皎。其时，东山诸峰笼罩着淡淡轻烟，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月色迷离的画境，古人却认为是仙灵所致。诗曰：“怪石横山巅，黄昏光如雪。借问北仙台，何年磨作月”。
西野云禾 盂县境内多山，但在西部地区，从东梁至西烟南北数十里之内，却是一片平川。夏季，禾苗遍野，一望无际，绿波千重，青翠诱人；秋天，庄稼成熟，谷香清馨，沁人肺腑。故古人将这一美景称为“西野云禾”。清人周永福诗云：“叆叇黄云合，西郊布濩多。金风吹不断，拜水献嘉禾”。清康熙年间盂县令蔡璜也有诗赞道：“爱此山田好，西畴千顷奢。离离分黍稷，沃沃间桑麻。去圃为场日，烹葵剥枣家。秋来弥望远，满目灿云霞”。
鹿洞泉鸣 此景是从“白鹿炮泉”的神话引申而来的。据县志载：很早以前，神泉村“地无水，居民苦之。忽有鹿洁白如雪，跑乱石，泉水涌出，滔滔不绝”。之后，这件事便每每为后世所乐道。古诗云：“慰渴泉堪掬，人行鹿洞清。投钱来饮马，伫听佩环鸣”。
龙潭草暖 龙潭即龙华河发源处，在兴道村东崖下，因水激成花潴而为潭。每当隆冬三九，“滹水河全合，龙华春未残”。别处西风萧煞，百草枯死，而这里却池水荡漾，草色青青，至今依然。故有诗云：“此地得温泉，泉深缨可浣。茸茸草色青，长似三春暖”。
乌川绕月 乌河源出西境诸山，汇为河，绕玉泉而北。每当夜晚，凉风习习，澄光映带，常如月皎，至卜头山天灵桥与滹沱汇入海。古诗曰：“乌河灌平川，环流凡几曲。山城影在中，一片光明玉”。此景又名“乌川绕玉”，诗云：“溪光长不暝，入夜转分明。月色有时晦，川流到底清”。
马水溅珠 “马水”指牧马水（即今八龙汇河），在县东北下响罗之东崇山峻岭中。“水出山半，飞瀑垂帘，百丈直下”。水落到石上，水花四溅，犹如颗颗珍珠迸出，阳光照射，五彩缤纷。故有诗赞道：“马水从天落，垂帘如画图。飞流刚到地，百斛迸明珠”。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驻足盂县十景，游览观光，采风作兴，并留下了不少诗文书画。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上述诸景中已有一些失去了昔日的芳容，辉煌不再；有的却依旧焕发着诱人的光芒，让来游者触景生情，流连忘返。阳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诗人马玉隆的《盂县十景》诗，即是其恋乡、爱乡之作。
盂县十景
藏山晚照
藏山秀色逗人迷，                  疑似天娇出绣闺。                    
晚照更添稀世景，                  长空夜半耀虹霓。                    
伏洞仙踪
蔓草横封石洞门，                   流云轻掩望孤村。                     
丹炉药灶何曾见，                   但有乡人话旧痕。                     
细水洄澜                           
细水潺潺不尽流，                   洄澜轻卷半含羞。                     
千年唱彻惊鸿曲，                    每有花枝艳鹭洲。                     
孤山耸翠                           
竦岫如螺扮秀姑，                    亭亭不染众山污。                     
平生几愿芝兰伴，                    何惜芳身一世孤？                     
北台仙月
一石生来貌未奇，   &nb
sp;                 如何夜月照丹墀。
谁能释解天文事，                     许是婵娟偷谒时？
西野云禾
六月西畴最壮观，                    云禾涛滚浩漫漫。
须知浪底离离土，                    敢信农家汗不酸？
鹿洞泉鸣
一碧清流天上来，                      悠悠琴韵唱高台。
当年神鹿知何去？                     剩有甘泉济世哉。
龙潭草暖
潇潇冰雪覆尘寰，                鸟自归巢人自闲。
惟有龙潭池上草，                偏于寒境沐芳颜。
乌川绕月                        
乌川一泻绕天浮，                 十里清湍伴月流。                     
最是残星天幕散，                 龙鳞闪闪射双眸。                     
马水溅珠

万丈深渊出太行，                悠悠马水泻流长。                 欣然总向崖边去，                 化作珠玑炫日光。

                                    

冠山景区

位于平定县城西南4公里处，《读史方舆纪要》谓“以高冠群山而名”，《平定州志》谓“状如冠，故名”。系原城关镇、冶西镇和南坳镇的界山，属南方山山脉中段，海拔1125.6米。山上建有资福寺、槐音书院（下书院）、崇古书院（上书院）、仰止亭等古迹，石刻、古松甚多。其中，崇古书院（即冠山书院）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山风景秀丽，文化底蕴深厚，《平定州志》所载“平定州八景”中即有“冠山雨过”一景。清嘉庆年间任平定州知州的吴安祖曾以《冠山雨过》为题赞美过冠山。其诗曰：“寸肤浓阴合，红泉石磴流。看山情不厌，随意狎沙鸥。”
农历四月初八和六月初八为冠山传统庙会。届时，香客、游客络绎不绝，商贸活动，气象兴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人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冠山庙会日渐演变为文化盛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的十数年间，曾先后举办戏剧调演、歌手大赛、民间剪纸及书法、美术、摄影展览，以及赛诗会、青春舞会、八音会
等。为此，《人民日报》曾以《平定把传统庙会办成文化庙会》为题予以报道，从而使冠山这座文化名山声名远扬，成为人们向往的游览胜地。
固关景区  
原名故关，位于平定县城东42.5公里的娘子关镇新关村。史称井陉口西出之门，为先秦九塞、太行八陉之一。据史书记载和专家考证，固关长城属春秋战国中山长城的一部分，其比著名的万里长城还要早一个半世纪，是山西乃至全国稀有的历史文物古迹。固关关城建于何时不详，据明王士翘所编《西关志·固关卷》载：朝廷于“明朝正统二年（1437）在井陉南界平定州地方，创筑城垣，防守官军隶于真定。因其旧为关隘，名曰故关。”此为固关旧城；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今新关村又建起一座新城，因其以石头砌筑，坚固厚实，且依山设险，锁住了晋冀咽喉，固若金汤，因此，改“故”为“固”，始称固关。明清时代，固关与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列为京西“四大名关”，同为“京畿藩屏”。
2000多年来，固关作为重要的军事要塞，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出入此处者也甚多，且留下了不少诗文墨宝。但是，由于岁久年长，战乱毁弃，加之简易公路、307国道、太旧高速公路等都是横穿古长城而过，这样便使这一重要的文物古迹受到了损坏。1998年以来，在各级政府支持和文物专家的指导下，仅600多口人的新关村干部、群众，靠义务投工和自愿捐款，先后修复了固关南北西端数千米的古长城和哨台、堞楼、药楼、关门、西峰寺、307国道跨路桥、太旧高速公路跨路桥，再现昔日雄关古道风采，使之成为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旅游景点，四方游客纷至沓来，观后均大为惊叹，赞之谓是“历史的杰作”！
药岭寺  
亦称“清凉寺”，位于平定县西南部25公里的张庄镇南后裕村北的药岭山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周围森林密布，古树参天，环境清幽，故又称药林寺。始建 年代不详，明成化十一年（1475）建造正殿，嘉靖十三年（1534）重修，之后历有修葺，民国年间增建了东西配殿，修补了乐楼。正殿面阔3间，进深1间，六架檩带前廊，屋顶硬山式，五踩双昂斗拱，补间加一朵出斜昂。正殿院下有石窟1处，窟内造像雕艺精美，体态栩栩如生。窟前置乐楼、山门。乐楼两层，单檐硬山式，带前后廊。此外，寺内还存有部分碑刻。
经过多年的维修、扩建，而今，药岭寺已建成为阳泉市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山的避暑胜地和旅游景区。瑰丽迷人的山川风光，蔚然深秀的森林环境，巍峨壮观的殿宇楼阁，古朴神奇的石窟佛像，朴朔迷离的神话传说，还有那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珍贵遗迹，都诱人神往，并令你惊叹。除此而外，还有虎窝、洋楼遗址、蓬松、井沟泉、点将台、一线天、旧寺、待月石、观日坪、菜阳草坪等景点供游客观赏。清凉古寺虽岁古，药岭新姿逐年新。药岭寺旅游区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着国内外游客。
银圆山庄  
新开辟的旅游景点。位于阳泉市西郊3公里处的平潭镇官沟村，属典型的北方式民居建筑群。
银圆山庄始建于清代中叶约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含沙湾双喜院），山庄由11套院落组成，在菜山下30米高、75度斜坡的石崖上卧山而筑，上下落差50米，10层建筑整齐化一、随形生变、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构成一幢别致、壮观的阶梯式庭院。
整个山庄坐西朝东，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左依逶迤缠绵的馒头山、磨天垴，右傍九曲蜿蜒的官沟河。从底到高分上下巷两级信道。上巷有三级式四合院，下巷为六级式四合院，共有窑洞125眼，房屋185间，地下建筑8000平方米。
步入山庄，门内有门，院中套院，五间三架结构的大庭，飞檐立栏，枋栋椽柱，描景彩绘，独具匠心；亭堂楼院，青砖青石，古朴典雅，情趣盎然。精美绝伦的“三雕”精品随处可见：抬头木雕在目，俯看石雕在前，转眼砖雕随之，其构思精巧，维妙维肖，可谓片瓦有意。照壁五捧寿，闪屏门楼前斗拱、挂落、廊心、柱础石、墙基石、匾额、帘架、窗棂、门罩等构成少有的清代建筑艺术宝库，题材丰富，技法多变。庄后是张家祖坟，随坡而上的是百米松岭，古木参天，松涛涌翠，泉水汩汩。整个山庄冬可聚纳阳光之温暖，夏可迎南来之爽风，缓坡可避涝淹之患，真可谓风水宝地，占尽无限风光，给世人展示出一幅绝妙的浓淡相宜的画卷。
银圆山庄的兴建是晋商崛起的印证之一。这座独具特色的建筑群，近年来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先后开发出张士林先生旧居、张恒寿教授故居、张梅林烈士纪念室等，并于2001年5月1日对外展示。人们摩肩接踵，纷至沓来，赞不绝口，被誉为“山西的小布达拉宫”。

石家花园  
位于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距阳泉市中心仅4公里。系2002年为纪念石评梅诞辰100周年，区、镇、村三级共同投资在石评梅的祖籍——小河村开发的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石家花园，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距今已有270年历史。建筑面积一万余平方米（主宅）。院中有窑洞65眼，起脊房112间，因院内建有一玲珑别致的小花园，石家花园因此而得名。
石家花园，建筑风格独特，有八大特点：
　　（一）选址讲究。石家花园坐落在西山坡下，坐西朝东，背山面水。背山既可防西北风沙的侵蚀，又可纳朝阳之气；面水既可疏宅第之污积，又可受泊水之润泽，所以，大院终年神清气爽，阳光灿烂。
　　（二）呈阶梯式布局。不计大院前大坡的高度，只从进院的第一台阶算起，要登76级台阶才能到达大院最上面的正屋。大院内的一组组小院，均呈阶梯式分布，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层次。
　　（三）院多、门多、台阶多。石家花园的主宅是由21个小院组成的一个大院。大院有6座大门，3个后门。21个小院由72道过门相连，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院中有院，院上有院，院旁有院。72道过门一开，院院相通，扑朔迷离如迷宫；72道门一关，个个小院又互不相扰，自成一统，十分幽静。这些错落有致的小院多以台阶左右关联，承上启下。大院中的台阶有70余组300余级之多。
　　（四）天井在中，四周合围。石家花园中的小院，多为天井在中、四周合围的两进或三进三合和四合院。每个小院的正面月台有一明两暗3孔窑洞，月台下为左右厢房，大门内外又有影壁、照壁，小院建筑讲究“不露相”。
　　（五）硬山式屋面。在大院中，不论是宽敞高大的倒座、过厅还是轩峻壮观的门楼，或是小巧别致的书房、绣楼，其均为青一色的单脊双兽和五脊六兽的硬山式。这种屋面既充分展示了明清时期北方民居的建筑特色，又使花园建筑从整体上给人一种气概不凡、庄重肃穆的感觉。
　　（六） “三雕”艺术精美绝伦。进入花园犹如进入了艺术的殿堂。那些精美的“三雕”作品，见于门楣、挂落、雀替、门柱石、柱础石、影壁、窗棂、隔扇及前檐饰品上，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据不完全统计，木、石、砖雕总计800余件。这些作品构图设计寓意深刻，造型设计栩栩如生，雕刻技艺巧夺天工，既反映了院主人对人生，尤其对子孙的良好祝愿和热切期盼，又充分展示了我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
　　（七）文人墨宝画龙点睛。石家花园有许多匾额、楹联点缀其间。如曹锟题写的“急功好义”、平定州知州孔广培题写的“乐善好施”，以及无法考证出处的“福萁延畴”、“锺瑞凝晖”、“爽挹西山”等等。这些墨宝无疑为大院增加了浓浓的文化气氛。
　　（八）院中有园，情趣盎然。石家花园大院中专辟一处建有书房、绣楼、颐年堂，又有小桥流水、假山鱼池、凉亭、游廊，还意味深长地在入口处门楣上镶有石刻“别有人”三字，此处是专供家人尤其是子弟读书，修身、养性的。这一小花园的落成大大提高了大院的建筑和文化品位。真可谓“院中有园，情趣盎然”。
石家花园，集北方之雄与南方之秀于一体，集精美的艺术审美价值和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于一体，实为北方民居之奇葩。

万花洞  
石灰岩溶洞。位于盂县城东北35公里的上社镇（原榆林坪乡）枣沟村南磁瓮尖的西北坡。洞前有一山峰，形似母亲抱儿哺乳，名为“抱乳峰”。洞门高4米，宽3米。进门后是进深5米、宽6米的“休息厅”，迎门石壁上刻有前盂县知事王堉昌所书篆体“万花洞”三字。休息厅东侧有一直径1米的小洞，此为主洞的入口。主洞长500米，洞内高低不平，宽窄不一，洞中有洞，错综复杂。钟乳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有“蛇钻石壁”，有“猴子倒吊”，有“香蕉喷香”、“雪梨争芳”，有“金鸡独立”、“雄狮横卧”。洞的尽头是“隔扇洞”，其花纹图形胜于精工雕琢。主洞旁又有许多支洞，名曰“莲花洞”、“谷穗洞”、“葡萄洞”等，别有天地，各具情趣。置身其间，仿佛进入了一座地下艺术宫殿，满目光怪陆离，令人惊叹不已。
寺平安温泉  
山西五大温泉之一。位于盂县城北66公里的梁家寨乡寺平安村。有热水泉孔7处，均布于滹沱河两岸，以分散的全排型泉水涌出地面，总流量大于1728吨/日，水温为40～62度，系稳定型泉水。泉水中含有氡、二氧化硅、氟和多种微量元素，属于氯化物硫酸钠型水、中低温氮气氡水、氡水与硅酸水复合型泉水，有良好的医疗效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已有省委组织部老干局、太原钢铁公司、阳泉矿务局等单位与当地政府合作，在这里投资兴建疗养院，并配备了餐饮、娱乐等设施，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疗养度假的场所。
翠枫山景区  
位于阳泉市西郊15公里的平潭镇后峪村。地处太行山支脉七岭山境域，最高峰海拔1430米，相对落差500～700米。这里春可赏芳草如茵，山花烂漫；夏可闻鸟语花香，清泉潺潺；秋可揽黄栌流丹，层林尽染；冬可阅白雪皑皑，冰彻玉寒。山中的盘道岩气势磅礴，翠枫岭雄姿壮观，野猪岭碧海松涛，灌木隧道曲径通幽。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明显的四季温差，还繁衍出大面积的原始次森林和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目前，已探明的珍稀树种有松、漆、栎、山桃、白桦等100余种，森林覆盖率达97%以上；各类植物300多种；玉竹、益母草等药材180多种；山鸡、野猪、松鼠等野生动物50多种。来这里游赏过的人，都觉得此山空气清新，景色秀丽，水质优良，环境幽雅，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植物王国、动物乐园、天然氧吧。
翠枫山景区在开发中，以自然、生态、环保和健身、旅游、休闲为主题，设置了有清静舒适的娱乐木屋和山林宿营客房；有展现山西民间文化的枫叶大道；有体现中国人崇拜自然之神的图腾柱；有介绍自然科普知识的标本馆；有可与动物亲密接触的动物训演大篷；有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飞翔滑道；还有风味独特的山林绿色餐饮。因此，开放以来，已受到远近来游者的普遍赞誉和青睐。

（二）、名优特产

工业名品

阳泉是全国著名的无烟煤产地，又系山西能源和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有许多国家级和省部级工业名优特产品。因产品在不断更新换代，名品的评定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在此，仅将近几年评定的达省优以上的名牌产品介绍如下：
“阳优”牌喷粉1#煤  2003年山西省标志性名牌产品（是阳泉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产品），由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具有低灰、低硫、化学反应性好、可磨性好的特点，特别适合高炉喷吹使用。钢厂高炉喷吹以煤代替焦炭（置换比为1：0.8），每吨降低成本495元，效益可观，且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洁净能源的要求，环保效益突出。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喷粉1#煤，可减少SO[sub]2[/sub]排放1.8万吨。“阳优”牌喷粉1#煤在国内、国际市场均倍受青睐，除广泛用于国内各大钢铁厂外，每年还出口100万吨以上，主要销往日本、韩国、巴西、比利时等国。
“兆丰”牌重熔用铝锭  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届被评为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兆丰铝冶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全部由国际先进的24OKA大型预焙阳极电解槽生产，具有投资少、效率高、低污染等特点。产业优势明显，市场前景看好。
“阳”牌中低压大口径阀门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该系列产品中的“城市煤气快速启闭闸阀”填补了国内空白，是国家科委向全国推广的科技成果，供全国60%以上的煤气及焦化工程选用；“三维偏心硬密封蝶阀”获国家级新产品荣誉，广泛应用于水利、电力、化工等行业，市场前景广阔。产品不但畅销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而且远销欧美及亚、非、拉等地区的许多国家。
“白羊”牌重熔用铝锭  2004年山西省名牌产品，获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心“中国优质产品”称号，由山西阳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产品销往上海、广州、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深得用户信赖，产销率始终保持100%。
“新派”牌建筑用塑料给排水管件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新派塑料胶有限公司生产。该管件系新型高新技术建材产品，具有卫生、安全、耐腐蚀、化学稳定性好、绿色环保等特点，先后获国家建设部小康住宅建设推荐产品、全国给排水及消防专业产品技术展览金奖等荣誉。产品行销北京、天津、内蒙古、陕西、河南、广东、山东等省市区及出口国外市场。
“京武”牌焦炉硅砖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盂县西小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是用得天独厚的五台山胶结硅石在无矿化剂的作用下进行转化生产而成的，具有导热性能好、真密度低、残余膨胀小、外形尺寸标准等特点。使用该砖砌筑的焦化炉，体寿命长，出焦效率高，社会效益明显。其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可达40%。
“华寅”牌放顶煤液压支架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阳泉华越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产品结构紧凑，支架稳定性好，具有放煤效果好、重量轻、有利于安全生产等特点。使用“华寅”牌放顶煤液压支架，可使煤矿安全状况得到改善，采煤综合成本降低30%，产量提高在2倍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也由原来的30%提高到80%以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着。
“晋达”预焙阳极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晋达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更新换代快，发展延伸快，品种齐全，质量稳定，销售渠道畅通，市场占有率为全省同行之最。
“吉天利”牌产品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吉天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属新能源类产品，广泛用于通信、电力、金融等行业，有“信息工业的粮食”之美誉。产品具有设计超前、性能优良、质量稳定等优点，省内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
“远鑫”牌中碳锰铁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远鑫麦克林有限公司生产。产品质量稳定，信誉优良，销售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市场的8%，2004年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
“金鑫”牌梳棉盖板针布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金星纺织器材有限公司生产。产品科技含量高，质量稳定，知名度高，2003年被国家科技部列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是同行业唯一获证企业。2004年获自营出口权，开始出口东南亚地区，进入国际市场。
“冲浪”牌铝碳滑板砖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阳泉市东风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产品硬度高，韧性大，水性强，耐用性好，填补了山西省空白，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成本比刚玉铸口砖降低57%，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1%，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古州”牌日用陶瓷  2005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平定莹玉陶瓷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制作精美，工艺考究，产品种类有釉下手绘、浮雕、贴花、镶金类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等，全部出口销往美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亚美”复合硅酸盐水泥  2005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阳泉亚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产品标号质量稳定，凝固性能强，在阳泉市建材市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广泛用于太旧高速公路、阳泉二电厂、旧城改造等大型重点工程。
“奥伦”牌煤矿用织物整芯输送带  2005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山西奥伦胶带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该产品是山西奥伦胶带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煤科总院上海分院合作研制成功的第四代热风塑化刮板法PVC整芯阻燃输送带新产品。产品性能良好，经久耐用，销售覆盖省内各大煤炭集团公司和部分地方煤矿。年生产量30万米，销售量同行排名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白鹅”牌工业三聚磷酸纳  2005年山西省名牌产品，由阳泉市南煤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产品易溶于水并呈碱性，具有良好的络合金属离子能力，用途广泛，适用于合成洗涤助剂、工业用软水剂、制革预鞣剂、染色助剂、油漆配制分散剂以及造纸、石油、冶金、采矿、水处理等工业，是五纳产品中的知名品牌。产品享有自营出口权，远销南非、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工业导爆索  山西省北方晋东科贸有限公司（原晋东化工厂民营部）生产，有棉线和塑料两种。产品适用于水利、矿山等大型工程爆破，也用于爆破焊接、爆炸成型等。其性能独特，可在50℃中保持6小时，在-40℃中保持2小时，在0.5米深的常温水中保持24小时，且性能不变。棉线导爆索曾获国家银奖，塑料导爆索为山西省名牌产品，均畅销国内及非洲、亚太地区。
大寨核桃露  2003年山西省名牌产品、中国名优食品、中国名优绿色食品，同年荣获中国市场饮料五星级桂冠，是国内市场中难得的健康饮品，由山西大寨饮品有限公司生产。大寨核桃露以太行山脉野生核桃为原料，采用中科院配方、北大新技术精制而成，具有纯绿色、纯保健、纯香浓、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营养易吸收等特点。市场前景看好，销售势头强劲。
维尔康饮料  由阳泉市饮料厂生产。该产品属世界第四代无醇保健饮料，以爽口、健胃、益脑为特点，自上世纪80年代投放市场以来，畅销省内外，经久不衰，曾被选定为第十一届亚运会专用饮料。继1995年被评为山西省优质产品、1999年获“山西省放心食品”称号后，2005年元月又取得了“全国食品工业生产许可证”，市场前景看好。
“云阁”牌泉味牛肉  系阳泉市肉联厂食品责任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新型软包装肉制品。产品以黄牛精肉为原料，并配佐10余种名贵中药，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具有浓重的纯正牛肉香味，口感不油不腻，瘦而不紫，清香绵软，健胃健脑，且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另外，还有保鲜度好、保质期长等特点。1996年曾荣获国际食品及加工技术博览会金奖。

土特产品

阳泉砂货  在山西民歌《夸土产》中，有这幺一句歌词：“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平定的砂锅亮晶晶”。这是山西人民对我市砂货的高度评赞，事实也的确如此，阳泉所产的砂货，质地细腻，厚薄均匀，造型美观，气色纯正，内壁浅绿平滑而油润，外表闪耀着晶晶发亮的银色光泽，煞是惹人喜爱，不仅山西全省有名，在全国许多地方也是颇有影响的。
砂货亦称砂器、砂陶，它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制品。阳泉砂货，生产历史悠久。据《平定州志·物产》载：“砂产州北山中。砂色白，俗称干子。村民陶为器皿，货之他方。京师呼为砂吊子者，即州产也。”这里所说的“州北”，指的是今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的小西庄、孙家沟以及平定县巨城镇的东小麻、西小麻一带。其实，除了州志所记载的这些地方外，我市郊区的河底、山底村；平定县的常家沟、北庄、张庄、移穰村等地，也是著名的“砂货之乡”，且远在唐朝（618～907）初年（据任瑞祥考证），平定便有了这种产品的生产，宋代（960～1279）民间已广泛使用砂货，明清时期，平定砂货更盛名于世。特别是传说康熙皇帝为平定砂壶题写了“龙”字，赐名“龙字壶”后，声名大振，销量日增。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阳泉砂货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品种也不断增多、翻新，达到数十百种。为此，1961年，山西电影摄制组曾专程来阳泉摄制了新闻电影记录片《平定砂货》，予以报道、宣传，使阳泉的这一传统名特产品走向了全国，更加深入人心。上世纪80年代，阳泉砂货曾多次在北京轻工产品展销会上展出，并多次参加广交会，除行销本省各地和京、津、河北、山东、内蒙、东北等20多个省市外，还打入国际市场，畅销东南亚各国。
平定刻花瓷  “刻花瓷”是中国传统陶瓷中的珍品。它以刀代笔，纯手工制作。在坯体未干之前刻花，一气呵成，有线条流畅、形象概括之特点，且具朴实无华、亲切自然之本色，充分展示了陶瓷本身的材质美、装饰过程的技巧美、外表形象的简洁美以及与造型相依的整体美。
产于平定的刻花瓷，历史悠久，文化远长。据《中国陶瓷史》、《大明一统志》等文献记载，平定窑始于唐，兴于宋，后因战乱不断而失传。上世纪60年代，山西陶瓷专家根据出土发现的标本，将这一失传千年的陶瓷恢复，故亦称其为“仿宋刻花瓷”。该瓷品分黑、白、棕3种釉色：黑釉刻花庄重大方，白釉刻花高贵典雅，棕釉刻花喜庆热烈，均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和收藏价值，堪称中国“陶艺奇葩，民间绝活”。上市以来，销售看好，前景广阔，深为国内外收藏家所珍爱，也是馈赠友朋的上等礼品。2006年9月，平定被确定为“中国刻花瓷之乡”和“中国刻花瓷生产基地”，从而为平定刻花瓷冲出娘子关、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平定黄瓜干  又名挂干，系用黄瓜烘烤焙制而成，俗与桂圆、瓜尖、麒干并称为“四干”，是本境平定县的传统土特产品。据传，该产品于洪武年间（1368～1398）已开始生产，清干隆帝亲赐“龙筋”二字后，逐渐盛行。
虽然焙制黄瓜干的地方很多，但是泡出来之后，却像败絮，很难保持黄瓜本来的颜色和滋味，吃起来丝毫没有一点脆嫩的感觉；而平定冠山镇后沟村和河头村生产的黄瓜干，泡出来以后却里外一色翠绿，表皮没有折皱，吃起来清爽香甜。特别是将其同葱丝、食盐、香油、陈醋调拌后，作下酒菜，鲜香可口，别有风味。由于黄瓜干产地有限，焙制工序复杂，所产数量较少，所以，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如能研究和解决好这一问题，其发展前景是很可观的。
盂县花椒  盛产于本境盂县北部。以果实圆润均匀、颗粒大、香气浓郁，储存5年其色不变、其味不减而着称，为调味佳品。还可散热除湿，用纱布包其适量放入粮食之中，可防蛀。主要品种有黄金椒、大红袍等，年产200多吨。主要销往欧美、独联体各国和蒙古等国。
盂县核桃  盛产于本境盂县各乡镇。特点是粒大、壳薄、色白、肉丰，入口香脆，且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年产1200吨以上。1994年，盂县上社镇大西里村生产的绵核桃参加全国农业博览会，曾获银质奖。产品除满足本境食用及加工用料外，还行销加拿大、日本、朝鲜、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擦鏒锄板  系阳泉市郊区杨家庄农具厂的历史名产，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就已开始生产。其特点是四边齐整，厚薄均匀，背脊顺流，平整光滑，鼻径方正，鼻板扎实，不卷刃不生锈，特别适用于沙地和水地耕作，因此，深受农民的欢迎。1961年，经中华全国供销总社鉴定，质量达到全优，并参加了中央二轻部主办的全国中小农具展览，荣获传统优质产品称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畅销河北、河南、山东三省150多个县市。此外，因阳泉是著名的“煤铁之乡”，冶铁铸造各类铁制品的历史悠久，日用什物、农工器具、灶炉橱具，特别是任家峪（今属阳泉市郊区）的铁锅，誉满三晋，畅销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而今产品市场依然看好。
北岭牌老陈醋  由阳泉市酿造总厂有限公司生产。是以优质高粱、大麦、麦麸为主要原料，采用传统的陈酿工艺，汇融现代生物工程中先进的细胞固定术、微波催陈及太阳能酿造术等现代科学，经一年的夏日晒、冬捞冰方酿造而成。产品呈紫褐色，汁液浓厚，入口柔和，回味绵长，醇香可口，久存不腐。产品种类有陈醋、米醋、熏醋、蒜醋等，其中，保健疗效型系列陈醋1996年曾荣获第五届中国专利新技术产品博览会金奖。
“三来食品”  系山西三来食品有限公司立足科技兴企，积极组织科技人员攻关，针对当地盛产土豆的优势，开发研制出的一种新型的土特产品。目前，已形成马铃薯颗粒全粉、香酥馒头片、土豆奶粉、薯条、中西式糕点等八大系列数十个品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优势，远销广东、福建、辽宁、湖北、山东、浙江、陕西、北京等地，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罗非鱼  系1980年6月，由平定县娘子关镇坡底村利用娘子关电厂余热水，从北京引进放养和繁殖的一种鱼产品，开创了阳泉地区温水养鱼的先河。罗非鱼属热带鱼类，原产于非洲，故又称非洲鲫鱼。其具有食性杂、适应性强、耐缺氧、容易繁殖、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抗病能力强等特点，而且刺少、味美、价格低廉，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推荐的重点鱼类。经过几年的试养后，1983年始向本省晋阳湖提供鱼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1990年底，坡底村先后建起罗非鱼亲鱼池、繁殖池、苗种池、活鱼池、高密度繁殖池等，扩大了养殖规模。
目前，在我市的盂县，省内的昔阳、榆次、沁县以及河北井陉、平山等地，也都建立了罗非鱼繁殖基地，从而使罗非鱼成为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美食。

（三）、风味名食

漂抿曲  亦称小饸饹，从明代起风行于境内的平定。其主料为绿豆粉和白面，以八比二的比例配制而成。制作很简单，双合面配好拌匀后，用冷水搅和，再经特制的抿曲床压入沸锅，即可飘起。煮熟后捞入葱丝、姜末、香菜、酱油、陈醋、胡椒粉、食盐、香油等调料配就的汤中即可食用。长如拉面，细若粉丝，入口柔软光滑，豆香醇厚，色、香、味、形俱佳，令人胃口大开，回味不尽。经常食用，具有清火消暑、健胃活血等医疗功效，很受当地民众青睐。明末清初，学界泰斗傅山先生曾作《小饸饹记》大加赞赏。而今，漂抿曲不但仍系境内百姓的家常主食，而且因其面光汤清、下喉爽口、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成为许多饭庄的热销面食。
抿圪蚪  因其状如蝌蚪而得名。系本境久享盛名的传统面食，适合众人特别是倍受庄户人喜欢。因为其用料广泛，白面、豆面、玉米面、高粱面均可，一般以白面、玉米面或玉米面、豆面相掺合为最多。通常以温水和之，用圪蚪槽抿入沸锅，煮熟后配以各种臊子（或荤或素），即可食用。肉炸酱抿圪蚪，柔和香软；炒酸菜抿圪蚪，酸滑利口；西红柿抿圪蚪，色鲜味美……而今，在许多饭店的食谱上，都列有“抿圪蚪”的大名，且深受民众欢迎。
过油肉  系阳泉的传统名菜。它用料讲究，技术性强。首先要将里脊肉斜横纹切成2分宽、2寸长的薄片，用鸡蛋和粉面相拌、抓匀，然后下油锅炸，呈金黄时将油澄出，再上火放料酒、酱油、葱、蒜、木耳、玉兰片、菠菜或蒜苔等翻炒，最后用高汤、粉面对汁勾芡，滴明油少许即可食用。其特点是色泽鲜亮，香酥软嫩，风味独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过油肉这一传统名菜，已由阳泉普及到省内各地及京津地区，且由过去的婚丧宴席进入百姓的家常菜肴中，深受民众欢迎。
豆叶菜  是一种用小豆叶或黑豆叶加工沤制而成的酸菜，其在本境平定和郊区广大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旧社会穷苦人家“糠菜半年粮”所指的“菜”，即这种豆叶菜。
豆叶菜，可以同许多种粮食配合起来制作饭食。按当地习俗，早晨饭多数吃“撒”，配豆叶菜就食格外合味；中午吃煮饭，可配豆叶菜作“臊”，吃干粮，则可掺合豆叶菜制成菜窝窝、菜糊嘟、菜饼等，吃时可口，食后耐饥；晚上熬一锅眉豆、倭瓜、豆叶菜和子饭，别具地方风味，还有助消化。所以，豆叶菜从来就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庄户人家休戚与共的，旧社会，穷苦百姓过冬，几乎没有人家不沤制豆叶菜的。《平定州志》中就有很多关于豆叶菜的记载。清代干隆年间曾任过山西神池县训导的平定人李元正，有一首诗作《豆叶吟》，就是反映这一历史现状的，很值得一读。其诗曰：
山田种豆惧苗稀， 田家辛苦怨调饥。
输租糠秕剩瓦缶， 蓄菜备尝藿与薇。
新谷未登场， 团团白露瀼。
先期豆伤菜， 后期叶陨黄，
怀属少妇， 草草理晨妆。
相携或三五， 一一执筠筐。
盈襜非染蓝， 越陌且褰裳。
行行拾绿野， 捋取纤指长。
平畴闻笑语， 篱落话农桑。
夫婿樵唱山如沃，  煮菜连霄薪代烛。
中妇磨刀切叶细，  溪头担浴漉檐际。
抱瓮聊度日，  尝羹谋岁卒。
时和歌帝力，  俗朴艰民食。
幸值长官清，  与我民休息。
登盘咬得菜根肥， 欢溢手香闺菜色。
砂火锅  因阳泉盛产砂货，所以在饮食方面也就创造了“砂火锅”这一传统名吃。其有肉、素之分：肉什锦砂火锅须将大白菜叶装入锅底，加海米、粉丝，再将肉丸、烧丸、喇嘛肉、鸡块、海参片分层装入火锅，并灌汤加盐，煮沸后加姜末、葱丝、菠菜段、蛋糕片、酱油、料酒、二味水、香油等即成。滋味醇厚，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少咸宜。素什锦砂火锅是将白菜叶先装入锅底，上铺粉丝、海带丝、白豆腐块、烧豆腐块（斜刀）、烧土豆块、面筋、烧豆腐丸等，待灌汤放盐煮沸后，投入姜末、葱丝、红萝卜块（斜刀）、香菜、酱油、香油调料，即可食用。由于砂火锅味道纯正，祛寒暖肚，且经济实惠，倍受人们青睐，现已成为山西各地乃至北方诸省餐桌上的热销菜肴。
莜面饸饹  系境内盂县的传统风味小吃。其做法是将莜面用滚开的水和好，捏成圆柱体或其它形状，先上笼蒸熟，接着趁热用饸饹床压成饸饹，放凉后加上小芥花、盐水和醋，调拌后即可食用。其特点是柔韧难断，味道别致，香美可口，食后耐饥。莜面饸饹属凉食，故在炎热的夏天更受欢迎。此外，莜面还可以蒸成窝窝，切成薄片，用素油烹炒，喷以醋蒜，俗称“炒莜面窝窝”，味美可口，倍受外地人称道，是盂县招待客人的一道传统佳肴。若与莜面饸饹相搭配，一冷一热，各具特色，别有风味。
（四）、风俗民情

节庆习俗

本境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节、填仓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十月一、冬至、腊八等。其中，尤以春节、元宵节和中秋节为人们所注重。因而，讲究颇多，礼俗甚繁，之中夹杂了许多封建迷信色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昔日节庆习俗中祭灶王、敬门神、供祖宗、送“五穷”（指生、老、病、死、苦）、“做新节”、“秋祭日”（指做“鬼节”）等俗已基本废止；办年货、扫家、贴春联、熬年守岁、更换新装、拜年、吃饺子，以及正月十五垒塔火、观花灯、耍社火、转“黄河”等俗仍在传承，但内容和形式均程度不同有所变化。比如扫家，城市居民多请家政公司来帮忙；春联也大多到街市上购买，且由书写变成了印制；守岁主要是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或戏曲节目；拜年也多改为以单位团拜或通过打电话问候、发短讯致意、寄贺年片（卡）祝福，晚辈向长辈拜年，则以鞠躬代替了过去的磕头；元宵节除组织大型灯展（多以机械灯为主）、街头文艺演出外，市、县（区）、乡（镇）各级政府和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还分别要举办不同规模的文艺晚会，美术、摄影、书法展览和体育比赛等，以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此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定的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纪庆节日外，又新增了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5月12日的护士节、9月10日的教师节、11月8日的记者节；还有带有洋味但已传入本境、为不少人效仿的情人节（2月14日）、愚人节（4月1日）、母亲节（5月8日）、父亲节（6月19日）、圣诞节（12月25日）等。凡遇节庆，政府或相关单位，总要通过召开表彰会、纪念会、座谈会等予以庆贺，或组织领导上门慰问、组织相关人员搞技术比武、组织群众上山植树等。至于外面传入的那些节俗，则主要是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届时，通过个人送节日礼物（鲜花、首饰、工??
?品等）或请吃饭、发信息祝福等予以表述。虽然礼仪简单，但情意甚重，都是激人奋进，促进友谊和和谐的文明之举，很值得倡导和弘扬。

婚俗

婚姻乃人伦之始，也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所以，古今中外、各地各民族都把婚姻看作是“终身大事”，予以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地方风味很浓的各自不同的婚俗。阳泉境内的婚俗过去一般按议婚、下帖、下财礼、请期（择定婚期）、迎亲、谢婚六道程序进行。其中，每道程序都有许多讲究和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些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而且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办事的，所以，胎婚（指腹为婚）、童养媳、换婚、纳妾、抢婚（俗称“冲喜”）、表亲婚（近亲结婚）、冥婚（即“鬼夫妻”）等现象时有发生，给青年男女造成诸多痛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各种观念的不断更新，本境的婚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方面已同过去有了本质的区别。虽然议婚、定婚、完婚、谢婚这些程序都还有，但其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变化。以完婚为例，旧时，娶亲多用花轿，也有骑毛驴或骑马的；上世纪60年代，乡村流行骑自行车接新娘，之后改为摩托车、拖拉机；80年代后，城乡完婚均使用汽车；近几年来，不但用上了小汽车，而且选用的是奥迪、奔驰、宝马之类的高档车型，比较富裕的家庭，接亲时还讲究要配6辆或8辆以上的名车，并配摄像车全程摄像。过去，新娘婚娶时多着凤冠霞披；而今，讲究插头花，穿红色西装或裙装、套装等，连内衣、鞋袜都一律为红色，意在“红火热闹”。在城市，则有特制或租赁婚纱礼服的习俗，并要配戴各种首饰，显得靓丽可人。娶亲车行至新郎家居住的院落时，花炮齐鸣，昔日，新娘进婆家大门要在伴娘的搀扶下跳马鞍或跨火盆（寓意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红红火火）；而今则改为由新郎背着或抱着进门，以示从此有了当男人的责任和对女方的爱意，但进门前同辈人或同学、朋友要趁机嬉闹，要糖吃，要烟抽，不让顺利入室。
婚宴是古今婚俗中重要的一环，不论城市、农村，不分家境贫富，都要尽力把婚宴办得体面一些，让亲朋好友吃好喝好。过去，农村办婚事一般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搭棚摆席，请橱子做饭，条件好些的还要请乐师吹打助兴。而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婚宴大多改在饭店里摆席，并在开席前举办典礼仪式。席间，新郎的父母及两位新人，要逐一向宾客敬酒；新郎的同学和朋友要给两位新人特别是新娘出好多“难题”趣逗；近十多年来，阳泉境内又时兴起娶媳妇逗公婆的习俗，而且名目繁多，从脸上涂彩、头上扎辫，到穿戏装、戴纸帽、公公背儿媳妇，等等，甚至逗到不堪入目的程度。宴席的档次和规模，也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有些做大生意的老板或掌实权的人物，办婚宴一搞好几天，一桌酒席上千元，十分豪华，给群众留下不好的影响。
关于送财礼、送红包的习俗，本境仍延续未断，且有日增之势。虽然废除了买卖婚姻的旧制度，少了一些封建迷信的说道，但定婚、完婚时，男方给女方送定婚礼、酒席钱、买嫁妆钱以及其它各种名目的红包支用，少则两三万，多则五六万，若加上收拾家、买家具、办婚宴等各项费用，娶个媳妇没有十多万元，支应不下来。所以，当家长的对此多有微词，可又无奈。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准较过去的确有了很大提高，追求不一样了；但相互攀比、一味奢华之风，实不可取。媒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在倡导文明新风、反对大操大办方面，是应该加大力度，好好做点文章了。

丧俗

本境的丧葬习俗与山西各地特别是晋中、晋东一带，大同小异。刚出世的孩子死去，俗称“丢了”，按本地风俗将其抛于山野即算埋葬。未成年者死去，俗称“少亡
”，若父辈健在，则不能埋入祖茔，只能入棺“寄葬”于祖茔之旁或他处，待父辈百年之后，才可迁入祖茔。老年人去世，俗称“老驾”，其丧葬仪式一般要经过装裹、报丧、入棺、守灵、入殓、出殡、服三、尽七、做新节、做周年、做三周年等一系列程序。本境自古沿袭木棺土葬，墓地有氏族公坟、杂性公坟等种类。丧葬程序复杂，讲究颇多，且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官宦富豪之家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严重；贫寒之家因经济拮据，丧事只得极力从简，以苇席裹尸而葬的亦不鲜见。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了殡葬改革，迷信和繁琐的陈俗渐除，代之以许多新的丧俗。首先，城乡除个别偏远山村外，大多以火葬代替了土葬，公坟代替了族坟，节省了耕地；其次，除个别乡村外，大多以佩带黑纱、白花代替了披麻戴孝，以送花圈和挽联、挽幛代替了送纸扎、供品；第三，通过开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代替了出殡前后的烧纸、哭灵、路祭等环节。此外，停尸时间也相对缩短，少者3日，多者5天，不像过去那样，一放就是7天，或者更长（富家有停放3～5周者）。由于生者都有各自的一份工作，国家又没有明确的丧假，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城市里，已大多不做服三、尽七、新节和周年了，三周年也只是守孝人结伴去骨灰存放地加以祭奠，把亲友们请来，设午宴予以款待而已，不像过去那样大操大办了。但是，在个别农村，旧式葬仪又有回潮之势，特别是那些做生意挣了大钱的富户和一些有权势的人，治丧、做周年、三周年，依旧要请阴阳，叫鼓手，搭灵棚，做纸扎，大摆宴席。对此，群众很有看法，也严重影响到党风、政风和民风的好转。

喜庆习俗

过去，境内民众凡遇生育、寿诞、乔迁等喜事，都要按一定规程予以庆贺。而今，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以及人际往来、社会活动的日趋频繁，喜庆内容、形式和规模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以“生育”为例，昔日，生育第一胎婴儿，女婿要到岳父家报喜，俗称“布喜”，且有许多讲究；产妇满月之日要“做满月”，也有做60天（谓“两满月”）或百日的；婴儿出生满一年，要“做周岁”（谓之“抓周”）；孩子长到12岁，算成人了，同时，要到娘娘庙举行“开锁”仪式（孩子出生后要戴“长命锁”，表示根基永固，长命吉祥；也有戴用12条红线穿数枚铜钱做成的“百家锁”或“落地锁”的。为防止孩子夭折，本境讲究理发时要在孩子后脑勺留一撮头发，叫“百岁毛”，有的将小撮毛梳成一小辫，直到12岁时才剪掉）。此外，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还有为孩子认干亲、拜义父母、做“寄名和尚”、专门起“歪名”（如狗小、猫妮等）之俗，意在保佑孩子消灾免难，健康成长。
现在，上述习俗有的淡化了，有的仍在延续，甚至有所发展。比如妇女怀孕，过去叫“有喜了”或称“得喜”，虽然有许多禁忌，不准听邪音，不能视恶色，不可参与红白喜事，等等。但有工作的照常上班，在乡下的照常劳动，饮食方面一般家庭也很少有特殊的照顾。现在可就不同了，因为一对夫妇只提倡生一个孩子，所以，无论什幺样的家庭，都很重视孕妇的饮食和健康。不但要定期到医院检查，测定胎儿的发育情况，加强营养；还特别讲究胎教，让孕妇多听音乐，诵读诗文，经常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态。产期临近，便提前休息，法定产假也由过去的56天延长到180天，使孕妇有足够的康复和哺乳期，有利于婴儿成长。至于做满月、过周岁，也不像过去那样，只限在家人和近亲好友这个范围内，有点头面的人，除本单位同事外，把同学、战友，甚至自己的上级和部下，以及社交圈内的人都要请到，设宴款待，且已蔚成风气。其中，有的是主家刻意要这样办，有的则是别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鼓动主家办起来的。总之，此种习俗已沾染了浓重的铜臭味，其在老年人做寿、乔迁等喜事上，都有同样反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本境又增添了当兵入伍、上大学饯行、老同学聚会、老战友联谊、老领导荣调、职务（职称）晋升、退休离岗、记功获奖等一系列新的喜庆项目，再加上一些单位的校庆、院庆、厂庆、店庆和某些重点工程的奠基仪式、开工仪式、竣工投产仪式等，喜庆之俗几乎遍布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了。而且，凡喜庆必设宴，凡喜庆必上礼，或发红包。这样搞得结果，集体的帐面上，增加了一笔笔招待费，个人的钱包里支出了一笔笔无奈的应酬金。对此，许多人埋怨、叫苦，感慨世风日下。看来，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不仅是政府，我们每个公民都应从我做起，且千里之行，须始于足下。

饮食习俗

饮食习俗历来是反映一个地方富裕程度和文化状况的重要方面，而今，更成为衡量该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和改革开放步伐的试金石。阳泉境域，历来以农为主，兼营工商，称富者不多。所以，乡民崇尚简朴，勇于吃苦。表现在饮食方面，除婚丧大事、节日庆典设宴摆席外，平时，城乡民众均以家常便饭为习，且以小米、玉米面为主食，兼食其它杂粮。早饭，一般多吃玉米面糊糊，俗称“撒”。盂县西乡靠近寿阳县境，习食小米稠饭，盂县北乡则习食菜汤和玉米面窝窝头。中午饭多吃玉米面抿圪蚪、饸饹、圪瘩、面条等，和面时掺入榆皮面、粘杆面或少许白面、豆面等，间吃“糊嘟”、窝头、不漏、饼子等。晚饭多吃小米粥（俗称米汤）、和子饭、汤面、菜汤，加食窝头、饼子等。豆叶菜（平定县）、酸菜、山药（土豆）为家常菜，有时还配以腌萝卜、芥根（俗称“老咸菜”）等。解放前，民众极少吃白面，即使逢年过节、招待亲朋，也多吃黄米面枣糕、油糕、豆沙糕、油布袋等，面食一般为白面掺玉米面或豆面（俗称“搅拌面”），吃面条汤或饺子（俗称“两面偏食”）。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一般多改以白面、大米为主食，以小米、玉米面、豆类杂粮为辅食。饭菜逐步“以细代粗”，且日趋多花样，高质量，还讲究营养结构平衡、合理、科学化。如今，早饭普遍吃米汤、汤面、老豆腐、牛奶和馍头、油条等；中午饭多吃面条、大米、包子、饺子等；晚饭则多在早午饭的基础上调配之。蔬菜品种繁多，豆制品、肉类、鱼类等副食也成了普通民众餐桌上的常食。遇逢年过节，或家有喜事、亲朋来访，更是丰盛有加；条件好些的，则要到饭店设宴，吃本地传统的“十大件”（即冷热菜共10个，荤素搭配）、“八八席”（即冷热菜各8个）或更复杂、高档的“套席”等。由于改革开放活跃了市场经济，而今，不论城乡都增开了许多川菜馆、粤菜馆、鲁菜馆、东北菜馆等，还有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北京烤鸭、新疆的羊肉串、陕西的肉夹馍等地方风味小吃，也悄然调整了阳泉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口味，大大改变了昔日人们重主食、轻副食，很少吃肉的习惯。而且在吃饭时配喝饮料，也成了一种时尚，所以，可乐、雪贝、果汁、核桃露、酸奶以及啤酒等成为普通人家的必备品，且占到家庭饮食消费的一半以上。其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生活理念在与时俱进，发生了巨大变化。

衣着习俗

俗话说：“人凭衣架，马凭鞍架”。可见，衣着打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其不但反映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的身份、职业、经济状况和性格、爱好等。同时，从人的衣着打扮上，还能折射出时代的烙印，甚至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风俗民情。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旧社会，本境民众生活清苦，崇尚简朴，衣着方面除女子婚嫁、过年过节，稍有讲究；小孩子们要头戴狮子帽（或老虎帽、狗狗帽等），项系长命锁，身着百家衣（由各种颜色的小布头拼合做成的一种衣服），脚穿老虎鞋（或猪鞋、狗鞋、猫鞋等）外，没什幺特别之处，无非是粗布衣，素淡色而已，且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境内民众的服饰变化较大，特别是城市居民中的职业妇女和青年人，反映在衣着打扮上，城市化水平是比较高的，一点不亚于省城太原和其它同类中等城市。以女装为例，夏穿花衬衣、连衣裙、套裙、裙裤、凉鞋、凉帽；春秋穿羊毛衫、蝙蝠衫、风雪衣、牛仔裤、长筒丝袜；冬穿毛衣、毛裤、      呢大衣、羽绒衣、裘皮大衣，戴绒帽、毛线帽、绒皮帽，脚蹬皮暖鞋、长筒靴，且有旗袍、宽袖短上衣、长裙及彩色唐装等传统服装和高档名牌服装上市。近年来，更是一年一个样，款式、色调、面料均异彩纷呈，新奇别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发型变化也很突出。首先是染发者很多，有染黑色的，有染黄色的，还有染棕色和白色的；其次是烫发者也很多，主要有双花、单花、波浪、云纹等；此外，留披肩长发者也不少，包括男性。至于首饰，过去仅限于定亲、婚礼或少数富豪之家饰用此物，一般普通人家无力问津。而今，城乡女子不分年纪老少，都盛行戴耳环，系项链。婚嫁时，要“三金”、“四金”（即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已不是什幺新鲜事。也有一些男青年或经商的老板、富有者，时兴戴金戒指和项链。本境首饰品种繁多，五光十色，除具有民族传统的配饰重兴外，新开发的各种工艺品也倍受民众欢迎、青睐。近年来，做双眼皮、植眼睫毛以及丰乳、隆胸、纹身等美容、美体新项目，也悄然传入本境，在部分青年女子中风行。

宅居习俗

古往今来，宅居始终是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衡量人们富裕程度和身份、阶层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不论什幺朝代，哪个时期，反映在宅居上的差别一直是很显明的。在旧中国，境内农村最普遍的民居是窑洞。其一般建筑在向阳的土垅上，因内碹材料的不同，分为土窑、石窑和砖窑3种。这种宅居的特点是冬暖夏凉，坚固耐用，且幽雅舒适，因而，千百年来为广大民众所青睐，至今，仍有一些村民不肯舍弃。境内城镇居民，则多居瓦房，一般为砖石结构或石木结构，3间5间者不等。比较富裕者或有权势的人，住三合头院或四合头院（分上下院和里外院两种），门外配以石狮或长方形的青石圪墩，并设石阶数级，门旁立有“上马石”。其整体布局对称严谨，做工精细、美观。至于豪门仕宦之居所，则多为组合式院落。其大院、小院相套互通，规模宏大，错落有致，三雕（木雕、砖雕、石雕）纹饰工艺讲究，烫金彩绘，富丽堂皇。例如今已辟为旅游景点的郊区官沟村的张家大院（即银园山庄）、小河村的石家大院（石评梅祖居）和平潭垴村的李家大院等，即属于此类，但数量极少。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在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农村建设中，许多富起来的农民建起了二层（也有三层的）小楼，和城市人一样，内设有客厅、卧室、盥洗室、厨房、卫生间、库房等，且室内以床代炕，冬季取暖为火炉或暖气，也有使用电褥及空调者。在水资源条件较好的村庄，自来水已入院进户。几乎95%以上的家户安有闭路电视，绝大多数的家庭安有电话，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至于城市居民，随着旧城改造步伐的不断加快和新区建设的一步步推进，宅居条件大为改善，居民楼群雨后春笋般遍布市区各个角落，且水、电、气、暖等现代化设施齐全，社区环境优雅，服务日趋完善。近年来，通过房改，实施了住房商品化，人们的生活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走贷款购房的路子，居住面积大大增加，多数家庭住上了宽敞、明亮、舒适的楼房，过上了美满幸福的日子。但仍有少数困难户房屋破旧或居所拥挤，有待改善；部分居民虽然住上新房，但债台高筑，偿还乏力，仍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心病。

城乡庙会

境内城乡庙会较多，俗称“赶会”、“赶集”、“赶庙”，部分地方也有叫“旗会”、“耍会”的。旧时，庙会多以祭祀神灵为主要内容，兼有商贾贸易活动，且多在有名的庙观处举行，民众有“叫亲戚赶庙”的习俗。新中国建立后，庙会虽仍保留了部分旧俗，但内容形式渐为新风新俗所取代，多以农副产品等物资交流为主，兼有文艺演出、戏剧表演、民间工艺和书画展览等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人们借以进行探亲访友、休闲娱乐的好机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幅提高，境内庙会大多恢复，且盛况空前。届时，远近客商云集，各类商品亮市，更有戏剧电影、杂技马戏等文艺活动前来助兴；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也借机进行洽谈业务、交流信息、预测市场等商贸活动。这一切，均为庙会平添了时代风采。

阳泉市部分主要庙会日程表

日期（阴历）	庙 会 名 称	会          址
三月二十三	皮场庙会	郊区河底村
三月二十八	菩萨庙会	平定县西郊村
四月初四	水神庙会	盂县水神山
四月初八	冠山庙会	平定县冠山
四月初八	清凉寺庙会	平定县药岭寺
四月初八	古乐楼庙会	平定县浮山
四月十五	藏山庙会	盂县藏山
五月十三	关王庙会	郊区林里村
五月二十七	城隍庙会	盂县县城
六月十三	龙王庙会	郊区三都村
六月十九	龙王庙会	郊区大阳泉村
六月二十三	火神庙会	盂县县城
七月初二	龙王庙会	郊区荫营西大街
七月二十二	西关庙会	平定县西关

四、钩沉篇

阳泉的由来与变迁

作为山西省省辖市之一的阳泉，长期以来，不仅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军事战略地位被称之为是“三晋门户”、“晋冀要冲”，而且一直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端较早的近代工业以及便捷的铁路、公路交通被誉为是全国著名的无烟煤产地，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称“煤铁之乡”、“太行明珠”。因此，1965年12月，我国著名诗人郭沫若参观大寨途经阳泉时，曾挥笔写下了“飙轮迎月入阳泉，灯电照明半壁天；争赞浑如到香岛，飞来仿佛遇桃源。”的诗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孙文盛在视察阳泉时，也曾挥毫留下了“阳光灿烂泉水涌，娘子关内第一城”的墨迹，字字珠玑，充分抒发了他们对阳泉的赞美之情和美好祝愿。
然而，居住和工作在阳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您是否了解阳泉的历史，知道阳泉的来历呢？本文就试图通过一些典籍文献的介绍来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阳泉”，本来是一个泉水的名称。清光绪版《平定州志》卷二《舆地·山川》中载：“阳泉，在州西十五里，泉源有五：一在村南涧中，俗名饮马坑；一在村西野子沟，皆夏秋有水，冬春则涸；一在村北寺沟，相去丈余，水盈盈常不涸；一在张氏山庄问渠亭右侧，深广丈余，石瓮为池，土人常祷雨于此；或曰今村中上港井，亦泉也，今有石槽尚存，后填以巨石，因以为井，皆自平地涌出，本名漾泉，讹为阳云。”从124年前出版的这部官修的州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阳泉是由“漾泉”讹变而来，且原来是一泉名。
清光绪版《平定州志》卷二《舆地·都村》中，在记述到清代平定州的区划体制时，称“县下领乡，乡下辖都，都下统村”。平定县“升中乡”之“义羊都”和“赛兴都”中列有“大阳泉”和“小阳泉”村名。但是，早在金大定丙午岁（1186）重修灵瞻王庙（大阳泉村西的蒲台山神庙）的碑文中就有“阳泉里”的记载了。古代有“五户为邻、五邻为里”之说，而“村”则是人口聚居地方的一个泛称。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今阳泉市境内柳沟村六泉庙的碑文中也出现有阳泉村村名的记载。可见，“阳泉”由泉名变为行政村名的历史应该更早。
那幺，作为行政村名的“阳泉”究竟发端于何时呢？带着这一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志书和典籍文献，发现最迟在北宋时阳泉村就已立村了，因为该村《冯氏族谱》有载：“冯秀（一世始祖）由上党地区迁至大阳泉村，是年约1050年前后，延至今岁已九百余载。”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阳泉村立村的历史理应在千年以上。这在阳泉市行政村中也算是历史较久的。此外，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元好问1257年流寓平定期间，曾作过一首《阳泉西谷》的五言诗，诗名首次提到“阳泉”二字。其诗曰“方外复方外，翛然心迹清。开窗纳山影，推枕得溪声。山路远谁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锦峥嵘。”同时，还写过一首《挽冯节副》的七律诗（载清光绪版《平定州志》卷十三《艺文》部分）。该诗所挽之冯节副，即金代曾任过平定军节度副使的冯泰亨，字大来，系冯氏五世祖，其墓冢在大阳泉村北一里许之高坡上，“文革”前，墓群中立有香亭两座，并有刻着元好问挽诗的石碑。到了清代，诸多文献中便都有“阳泉”的记载了。如：干隆十九年（1754）出任平定知州的曾尚增在《平定杂诗》中曾有以“阳泉”为题的七绝，其诗曰“阳泉一曲水湾环，方外翛然客意闲。最是溪声推枕得，至今好句爱遗山。”嘉庆十六年（1811）出任平定知州的吴安祖在《平定州八景》中有以《阳泉春色》为题的五绝诗，其诗曰“野塘春水暄，山花红映日。试鼓石上琴，定有幽人出。”
阳泉村以泉命名后，相当一个时期都是独立的一个大村，后随着人丁的不断增多，村落的日益扩大，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以村北寺沟古庙为界分为大阳泉、小阳泉2村。大阳泉地处小阳泉南侧，因村子较大，故名。所以，清光绪八年（1882）出版的《平定州志》中，大阳泉、小阳泉二村名已分列，并归属于“义羊都”和“赛兴都”两个不同的都里。
今阳泉市区的中心地带，在20世纪初，还是一片风沙迷漫、乱石滚滚的荒河滩，古称“沙江口”。因有太原至京都的“官道”过境，所以，早在清康熙二年（1663）大清邮政即在“沙江口”今城区巨兴街处设了专司文书传递的步递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设为邮寄代办所，翌年升格为邮局。同年，东起河北省正定县（后改为石家庄），西至山西省太原市的正太铁路动工修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9月，正太线（1940年10月改称石太线）通车至沙江口建立火车站时，因车站位于小阳泉村域，故定名为“阳泉站”。随着阳泉车站的建立，车站附近饮食、服务业渐渐兴起，境内的煤铁业得到相应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创立并在阳泉、平定等地率先开采煤炭。民国5年（1916），该公司总部由太原迁至阳泉车站附近办公，同时在桃河北岸创办了山西省第一家冶金企业——保晋铁厂（今阳泉钢铁公司的前身）。此后，建昌、广懋等多家公司相继在阳泉开采煤炭，促使境内煤炭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加速了市政建设步伐。这样，到本世纪20年代，昔日的“沙江口”以阳泉站为中心，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镇。这个集镇起初由小阳泉村代管，20年代之后，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镇，设立了行政机关街公所、警察所，以及商会、煤铁行等组织，隶属平定县管辖。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阳泉镇被日军占领。后来，平定伪县政府也迁至阳泉镇，从而使阳泉成为日本侵略者控制晋东的军事、政治、经济的重要据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伪政权随之解体。但时隔不久，阎锡山就派军抢占了阳泉。翌年，阎锡山统领的山西省政府设第二行政督察区，其机构就驻在阳泉镇，管辖着平定、盂县等七个县。1947年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占了阳泉，阳泉镇才真正获得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5月4日，正式建制为市，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个人民的城市，由晋冀区二专署代管。
50多年来，阳泉市的归属和所辖范围虽几经变更，但市的建制一直沿续，经济、社会迅猛发展。而今，一个拥有三区两县、4569.91平方公里、130多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屹立在晋东大地。其不但与100年前的“沙江口”难以作比，与50多年前的阳泉镇难以作比；就是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与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比，不论城市面貌还是经济实力、人民生活，用“天翻地覆”和“换了人间”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以为也是毫不过誉的。据统计，2005年，全市GDP完成200.3亿元，人均15380元，位居全省第二位；财政总收入达37.1亿元，人均2849元，位居全省第二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8992.3元，人均绝对数在全省排行第四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748元，人均绝对数位居全省第二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1.83万元，在全省排行第二位；其它各项经济指标也都完成良好，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名列全省前位，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综合实力的稳步提高。阳泉，在抗日战争中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前沿阵地；在解放战争中是支持全国解放战略后方的晋东本营；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验基地的先行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享誉海内外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堪称是太行山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因此，我坚信阳泉的明天会更美好！

盂县建县设治及沿革述略

今阳泉市所属两县三区的区划中，盂县当是历史最悠久的县份。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周灵王三年（前569），今盂县城东北部就建有由白狄创立的仇犹国。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仇犹国被晋国大臣智伯以献钟之计灭亡后，直到隋开皇十六年（596），分石艾县于今盂县治置原仇县，千余年间，均未单独立县，较长时间归属于西汉建元元年（前140）所设的上艾县（后改称石艾县）域。大业二年（606），原仇县改名为盂县，上属太原郡。
  唐武德元年（618），改太原郡为并州；今盂县西百里处曾设乌河县；时盂县和乌河县同属并州。武德三年，今盂县城置受州，领盂县和寿阳2县。武德六年，受州移治寿阳，盂县仍属受州。武德八年，受州移治塞鱼城（今阳泉市郊区赛鱼村）。贞观元年（627），废乌河县，其地入盂县。贞观八年，废受州，盂县改属并州。唐开元十一年（723），变并州为太原府，盂县属太原府。
  五代时期，盂县分属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北汉。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置并州，盂县属并州。元丰年间（1078～1085），置太原府（属河东路）后，盂县属太原府。
  金兴定四年（1220），盂县升为州，受绛州元帅府节制。
  元代，盂州先后属太原路、冀宁路。
  明洪武二年（1369），盂州降为县，隶太原府，旋属山西布政司。
  清雍正二年（1724），平定州升为山西省直隶州，盂县改属平定州。
  中华民国成立后，废州制，山西设雁门、冀宁、河东三道，盂县属冀宁道。后道撤销，盂县直属省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翌年1月9日，日军占领了盂县城，组建了日伪“盂县维持会”；接着，又改为“盂县县公署”，准备长期占领。
但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阳泉失陷前，八路军工作团已在盂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初步积累了创建抗日根据地和组建抗日民主政府的经验。在此基础上，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后，盂县县政府正式被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属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管辖。之后，又先后上属晋察冀一专署、北岳区一专署和二专署等。1942年8月，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要求，一度撤销了盂县建制，与周围的平山（今河北省平山县）、阳曲、寿阳等县的一部分地区合并，成立了盂（县）平（山）、盂（县）阳（曲）、盂（县）寿（阳）3个县，使被分割的根据地相对独立起来。同时，将盂县的部分村落分别划归寿阳（北）、平定（路北）和定襄县，均属北岳区二专署管辖。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恢复盂县建制，原划出去的地区复归盂县，仍归北岳区二专署管辖。
1948年8月，改归晋中行政公署管辖。
1949年3月，划归太原市一专署分管。
1949年9月，复归榆次专员公署管辖。
1983年9月，实行市管县时，划归阳泉市属县。之前，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曾一度撤销盂县建制，与阳泉市合并，先后称阳泉市盂县联社、郊区、协作区等。

平定建县设治及沿革述略

    今阳泉市所属两县三区的区划中，平定县当是建县设治最早的县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全国划分为13郡，山西属太原郡，领晋阳等21县。今平定归属太原郡，时称上艾县，县治在今张庄镇新城村。
    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合幽、并二州为冀州，上艾遂入冀州。东汉末年，一度郡国并行，时冀州分为三郡六国，上艾在常山国之域。
    曹魏黄初元年（220），恢复并州，分太原郡置乐平郡（今昔阳县），上艾改属乐平郡。
    西晋时期，沿用前制，仍属乐平郡。
    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改上艾为石艾；太平真君九年（448）废，孝庄帝建明元年（530）又恢复石艾之名。
    隋初，属辽州（今左权县）；大业中（605），归并州太原郡。其间，今平定县的娘子关在隋开皇十六年（596）曾设苇泽县，于大业三年废，地入井陉（今河北井陉）；大业十三年置井陉郡，另析苇泽县，唐贞观元年（627）废县入郡；天宝八年（749）改属广阳县；干元元年（758）置承天军，隶河东节度使；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废承天军为寨，归属平定州。
唐代，武德三年（620）石艾县复归辽州；武德六年（623）改归受州（州治在今寿阳县城）；贞观八年（634），废受州，直属太原府；天宝元年（742）改石艾为广阳县，移治于今昔阳县广阳村。
五代，沿袭旧制。刘崇建北汉，广阳属北汉境域。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为取北汉，北宋在广阳建平定军；两年后，灭北汉，正式改广阳为平定县，并移治于平定城（上城），归属平定军。
金代，大定二年（1162），平定军升为平定州，属太原支郡，领平定、乐平二县。
元代，山西分为晋宁路、冀宁路、大同路，平定属冀宁路之太原府。至元二年（1265），省平定县，其地入平定州。
明代，改冀宁路为冀宁道，平定归属未变。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平定州升为省直隶州，领寿阳、盂县、乐平3县。
民国初年，废府、厅、州，仅存道制，平定改州为县，仍属冀宁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平定沦陷，日军在县城组建了行政公署，准备长期占领（其实，其权力所及仅限于县城附近和交通沿线）；而同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正太路为界，将平定县分为路北和路南。路北建立的平定（路北）县抗日政府，属晋察冀边区管辖；路南，又以平辽公路为界，分别建立了平（定）东和平（定）西两个抗日政府，属晋冀鲁豫边区管辖。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平东、平西合并，建立了平定县（路南）政府，仍属晋冀鲁豫边区管辖。1948年8月，平定南北合并，成立平定县人民政府，归属榆次专区；1983年，实行市管县时，平定划归阳泉市属县，至今。其间，1959年至1961年，平定县一度时期曾划归阳泉市所属的郊区；县境内的一些村落，在历次区划调整中，分别划归了盂县、寿阳、昔阳、河北井陉和阳泉市。

话说桃河

2002年9月1日，随着市委书记程步云的一声令下，全市人民瞩目的桃河综合治理工程全线开工了。这是长期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一再酝酿和筹划的一件大事，也是被桃河养育了的130万煤乡儿女企盼已久的心音。因此，当这一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开工的消息传开后，市民们扶老携幼，纷纷赶到桃河岸边亲眼目睹这一壮观的历史场景，盛赞这一决策的正确、英明。人们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人们为什幺对桃河怀有这样深厚的感情？为什幺对治理桃河又如此的迫切，并寄以厚望呢？
水有源，树有根，这需要从桃河的历史谈起。
阳泉地处黄土高原东缘，太行山中段西侧，十年九旱，水资源匮乏。据水利部门测算，阳泉本地水资源总量为5.84亿立方米，人均不足46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一。境内虽有大小河流60余条，但河流长度在30公里以上，流域面积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的仅有6条；桃河是本境长度最长、流域面积仅次于滹沱河和温河的一条穿境大河。据《阳泉市志》载：“桃河古称绵曼水，发源于山西省寿阳县东部的土陉岭（《平定州志》光绪版载：“桃水源出寿阳县东南桃源沟……水赤色如桃花故名。”），自阳泉市郊区新店村西入境，由西向东流经阳泉市郊区的旧街乡、平潭镇（含原辛兴乡），阳泉市矿区，阳泉市城区，阳泉市郊区的李家庄乡，以及平定县的原岩会乡（今有10个村归入巨城镇，乱流村归入石门口乡）、娘子关镇，在河滩村西与温河合流为绵河。桃河在阳泉市境内全长91.4公里，流域面积1086平方公里（约占全境面积的四分之一）。其在境内的主要支流有9条：北岸为保安河、芦胡河、马家坡河、蒙村河、洪城河、五渡河，南岸有桑掌河、义井河、南川河。
桃河是阳泉人民的母亲河。由于其历史久，流域广，千百年来，它曾为当地民众发展农业、生息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桃河两岸许多村落的形成与命名（诸如赛鱼、平潭、五渡、河坡、乱流、河滩等）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事实和情结。从现存
的一些文字资料和历史文献来看，古代，桃河不但水源丰富，而且景致不凡，是很受人们青睐的。早在680多年前，元中书左丞吕思诚在《五渡河水磨诗》中曾写到：“满塍曲屈水淙淙，喜听箩声自击撞。笑我贫家无麦垄，看君高堰筑桃江。不须着力身还转，政使乾坤气未降。说与汉阴痴老子，桔槔功利胜罂缸。”清嘉庆十六年（1811）出任平定州知州的吴安祖在《平定州八景》（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卷七“景致”部分有载）中，写到“平潭秋月”一景时诗曰：“素影金闺夜，斜筵宝瑟情。何如潭上月，留照读书声。”写到“五渡平波”一景时诗曰：“横波涨五渡，驱鸭出红阑。两岸芦花冷，秋容倚棹看。”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代表、参议院议员的李素（平定娘子关人）在《思家乡形景》诗中也写到“兀兀承天天不孤，一村烟火半山处。苇泽关下苇泽深，桃河河中鱼儿稠。”可见90多年前，甚至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桃河作为阳泉境内的第一大河，对民众的功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人们难以忘怀。
但是，随着城市的日益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受利益的驱动，或出于无知，或出于无奈，桃河日渐受到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各种垃圾、废弃物的污染，致使水质每况愈下，到20世纪末，桃河竟变成了阳泉这所现代化城市躯体上一道黑色的伤疤，不但形象丑陋，而且臭气熏天。据环保部门监测显示：桃河的主要污染物是氰化物、化学耗氧量、氨氮、亚硝酸盐氮、悬浮物、生化需氧量等。其中，氰化物所占的比重最大。以桃河6个断面的监测情况看，污染程度的大致排序是：五渡吊桥、白羊墅、水文站、酒场、晓庄、娘子关，说明市区段污染最为严重。1990年五渡吊桥处监测的氰化物的平均值是4.57毫克/升，超标45.7倍；氨氮的平均值是7.13毫克/升，超标14.26倍。如果按最高值计算，超标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那幺，造成桃河水质污染的具体原因是什幺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氰化物主要来自阳钢锰铁高炉的煤气洗涤水。虽有硫酸亚铁絮凝，但仍有部分排入桃河，而且富集了氰化物的亚铁盐；氨氮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和化肥厂、酒厂的生产废水；化学耗氧量与生活污水的排入和有机污染有关。受污水中大量来自煤炭行业的煤泥水的影响，其中煤粉被氧化后，即以化学耗氧量值表现出来，从而使桃河水中的化学耗氧量有增无减。市区桃河两岸有60多个排污点，每年外排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在2000吨以上。其不但污染了桃河的水质，污染后地表水渗入地下后，还造成了地下水质的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一切，均给民众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威胁。
此外，由于自然的因素，加之人为的无度砍伐，生态失衡，洪涝灾害也时有发生。阳泉解放到2002年的55年中，大小洪灾就有100余次，平均每年近2次。其中，洪峰流量超过1000立方米/秒的有5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1959年8月24日的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最大洪峰流量达到2200立方米/秒。这次大洪将赛鱼运煤桥冲毁100多米，桃河大桥被冲毁两孔，造成南北交通中断4天；阳泉发电厂及河边街段的桃河大坝冲毁120多米，街道及临近厂矿企业遭受严重破坏，死亡6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其次是发生在1966年8月23日的2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达1980立方米/秒。这次大洪将市区桃河南岸的防洪大堤溃决9处共840多米，致使面粉厂、木材厂、发电厂等单位及16条街道被淹，死亡57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元。
血的事实告诉人们，流淌了千余载的桃河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渐失去母亲河的风采，而变成了一条让人作呕、发厌、深感头疼和忧虑的害河！尽管如此，一些缺乏公德的单位或个人，仍在往桃河里注污水，倒垃圾，倾废物；一些缺乏科学常识的人，依旧在桃河的河床里大种大养；一些迷恋于蝇头小利的人，不顾政府的三令五申，照样在桃河里挖沙取石……
这样的生活环境能引来外资吗？
这样的市景市貌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吗？
回答应该是很明确的：桃河的综治已勿庸置疑、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段记述——桃河的历史终于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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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r]境内古长城小记阳泉地处山西东境，是晋省的东大门，历来为晋东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在晋冀交界的盂县东缘及平定的娘子关、固关一线，战国时就筑有长城，其后又有补筑和修葺。今境内现存的长城残迹为明代所筑。其中，盂县有两段：一段北起上社镇王开掌村（原属榆林坪乡）东南的松借子站，向南延伸至六岭关，长约6公里；一段在仙人乡北岭沟村（原属东庄头乡）东炮台梁上，由北至南，长约400米。两段均高约3米左右，宽约2.5米，以岩石砌筑。平定县有三段：固关（即新关）经将军岭至白灰口段，长约7公里，高约2米，宽1.5米；固关经岭后底至娘子关镇嘉峪沟段，长约13公里；杨树庄至井陉凉沟桥段，境内长约321米，高4米，宽1.7米。三段均为南北走向，皆以岩石砌筑。此外，固关长城尚有其他遗迹多处。其中，包括关城（瓮城、公廨）1座，拱桥两座，炮台11个，烽火台2个，药楼1个，哨台1个，堞楼3个，东西城门两座。长城周围还有西峰洞和关帝庙、老母庙、玄武庙、文昌庙、三官庙等十多座庙宇文物，楼阁亭台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据史籍记载和专家考证，固关长城的起源要追溯到2375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系当时中山长城的一段，其比秦朝的万里长城还要早150多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54）朝廷征调民夫在旧长城遗址上重修的，其旨在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维护京城的安宁。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代社会中，固关长城虽已失去了其天险御敌作用，但其文物价值却与时俱增。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固关长城与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闪耀着华夏文明的光芒。2000多年来，它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纷争和融合，也亲历了近代中国人民经受的种种苦难和顽强不屈的抗争，更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华夏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它是陈列在天地间的一本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块硕大无比的华夏文明的记事碑。

王士翘和他的《西关志》

2003年5月，由平定县政协主席李铭魁主编的《固关》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书是以明朝嘉靖年间王士翘编着的《西关志》中固关部分为主要内容，辅之以相关照片、绘图、诗词、考证文章、注释说明等汇辑而成的。它的出版问世，不但为我们研究地方文化特别是古关隘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而且为我们开发和打造阳泉旅游品牌特别是古关隘旅游品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王士翘何许人也？他为什幺要编纂《西关志》？《西关志》与我们阳泉有何干系？为什幺440多年后的今天李铭魁主编的《固关》一书还要选录《西关志》中有关固关的记述，且“未作变动”呢？原来，王士翘（字民瞻）系江西安福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任直隶监察御史、右副都御史、太仆大理少卿、总理河道右佥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等。嘉靖二十六年（1547），出任巡按西关御史，巡察居庸、紫荆、倒马、固关四关。因巡按御史“巡历一年，满日复命，造册画图，贴说进呈”，所以，在任期间，他广集资料，悉心巡察，最后编纂出了这部记述长城重要关塞的方志书——《西关志》。其中有关固关部分凡七卷，近6万字，详细记载了固关的沿革、疆域、形胜、星野、山川、关隘及域地等。
据专家考证，《西关志》刊刻问世，大约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明刻本原书现存台北。鉴于大陆没有《西关志》版本的情况，北京古籍出版社在1990年根据缩微胶卷排印出版了该书，但刊印数量有限。《西关志》在明代作为边关方志的一种新的类型出现，是与当时边境情势紧急和重视防务有极大关系的。因此，它的作用也就不仅是为了使“山川之险易，土壤之肥瘠，物产之美恶，民庶之多寡，按图考籍可得而知之”，而更重要的是，“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使之成为“为政者不可废”的工具书了。
志，乃一地之全史。其不但有存史的作用，且有资政和教化的功能。作为县政协主席的李铭魁同志，为推动地方人文历史研究，拓宽政协工作领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挖掘县域文化宝藏的基础上，合理选录《西关志》固关部分，并添枝加叶、增遗补缺，汇编成《固关》一书，以飨读者。之可谓精神可嘉，情志不俗，所以，特设此篇，略表微忱。

“景贤祠”与“十四都草豆局”

清干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县民众在城内的北坡上，修建了一个景贤祠，祠内供奉着王秉韬和阚崇德两位知州的塑像和20多位为民代言、因状告贪官而献生的烈士牌位；而且，每年三月初八，县内（当时，县内实行都村制，县下领乡，乡下设都，都下统村）东会都、隅厢都、东回都、营测都、尚艾都、东郊都、义羊都、赛兴都、承天都、三贤都、白泉都、移穰都、盘石都、巨城都等14个都的各都都长、各村村长和村民代表，都要来参加祭奠，并演戏数日（平时，则作为十四都草豆局的办公场所）。此俗在景贤祠被毁前150年间，世代相传，年年如此，历久而不衰。
这是什幺原因呢？
事情还须从景贤祠的修建说起。清代，平定县设有甘桃、平潭（今属阳泉市郊区）2处驿站，小桥铺、固驿铺等15个铺递，配有铺兵47名。当时，甘桃驿养马85匹，平潭驿养马77匹。按规定，这些驿站、铺递差役们的日常费用及骡马的草料，均由当地民众供给。这个负担本来也就够重的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驿站的差役同官府串通一气，上下勾结，肆意盘剥，致使民众有苦难言，有冤难申，怨声载道，叫苦不迭；更有甚者，还逼死了人命。相传，干隆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农进城交草，毛驴驮了一驮，他自己又担了一担。到了草场（地点在今平定县上城阳春楼里，榆关门外），因为穷得无钱敬奉收草的役使（按惯例，事先是需要送“红包”，打点收草人的），结果，收草人把驴驮的一驮算了一斤，老汉的一担算了二斤。出了草场，老汉悲愤极了，指着毛驴骂道：“我还能担二斤，你才驮了一斤，养你何用！”一扁担打在驴头上，把个毛驴便打死了（那时候，牲畜死在哪里，就归那里处理，物主不能再过问）。老汉跌跌撞撞回到家中，左想又想想不通，当天夜里，就同老伴一道上吊自尽了。至于因交不起草、豆，扶老携幼，离乡背井，逃亡他乡的，更是屡见不鲜。
于是，民众中一些有见识的人便想出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告状。他们总认为，这些敲诈百姓的贪官污吏，上边的老爷们是不会支持的；谁想天下乌鸦一般黑，到知州那儿状告他的爪牙，知州老爷怎会满意？何况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衙门里的大小官吏们都是上下一气，狼狈为奸的，哪有公理可讲。因此，凡是告状的，都被知州老爷加上“奸民”、“犯上”等罪名，处以打板子、坐牢，或戴枷游街……尽管如此，村中那些正直之士、侠义之人，依旧不服弹压，前仆后继，状告不停。后来，由于利益所系，休戚相关，全县除在城都（属于城内居民，不交草、豆）、郭村都和广阳都（属于县城边缘，山高路远，民性强悍，多用武力抗暴）外，所余14都便结成了一个团体，统一行动，一致对上。其中，有出谋划策的，有筹资助阵的，有舍生忘死上堂对簿的。数十年间，涌现出许多见义勇为、急公好义的仁人志士，且有20多人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州城上下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干隆五十三年，新任知州王秉韬和他的继任阚崇德，是两位比较体察民情的清官，同时也是形势所迫。他们看到州民的负担确实很重，生活的确清苦，积怨深久，若不予以疏解，就可能要出乱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果断决策，批准十四都人民，选举公正人士，成立草豆局，自己收集，交公使用，并制订了《采买草豆章程》。这样，便使各都、各村上交的草豆“买有定期，收有定制，存有定所，支有定向，公私两便”，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整肃了吏治，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所以，当地群众才自发在州城修建景贤祠，有了文章开头所记述的那些举动。
清末民初，随着铁路、邮电业的发展，驿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十四都草豆局的任务也告结束。但是，十四都民众仍然不肯把先辈们用血肉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轻易废除。经再三磋议，人们把它改组为十四都会馆。馆设值年会长一人，事务员一人，由各都轮流选派，一年一换。所需费用由各村供给，每年三月初八日参加祭祀时，一次交清，从无拖欠。民国以后，基层行政组织改成了县、区、村制，“都”已不复存在；但在平定县域内，十四都会馆仍然以一个人民团体的组织形式保留着，直至1937年10月日军侵占了平定为止。各都依旧有都长，各村村长依旧要听从都长的领导。民众对这一团体的挚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十四都草豆局成立后的150年间，除主持正义，公买公卖，在收集草豆、方便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外，还开展了一些革除时弊、有益民生的活动。例如：1830年前后，十四都的王子兆等几个知识分子，在十四都会馆成立了一个“地方自治励行会”，提倡自治，提倡男女平等，提倡移风易俗，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各都民众认为这是从十四都发出来的号召，纷纷响应，风起云涌，一时间，在各都村形成了除旧布新的大好局面。1934年春，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为了备战，下令要平定县上交200头驴骡。平定农民喂的牲畜，几乎全是毛驴，骡子只在有煤窑的少数几个村庄有一些，为数很少。纵然出钱买，也一时难以买到。为此，十四都会馆便组织了个请愿团，赴省向阎锡山陈述实情，要求豁免或减少头数。结果，请愿产生了效益，阎锡山不要平定的驴骡了。同年夏，由十四都发起，取得留省同乡会的支持，在十四都会馆成立了个“平定县地方财政清查委员会”，欲对贪污嫌疑重大的征运局（后来改称代购处，是为了支应驻军临时设立的机构）进行清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清查未年能达到惩治贪污罪犯的目的，但却得到民间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对社会上的各类贪官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由于上述活动的矛头，都是对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因此，十四都会馆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早已恨之入骨。1937年，当平定沦陷之后，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便勾结在一起，乘着十四都人民不敢进城的机会，打着给日军修碉堡的幌子，把十四都会馆给捣毁了。而且可以说是“掘地三尺，片瓦不留”。一个饱蘸着民众血泪的历史文物被捣毁灭迹了，但十四都草豆局、十四都会馆的历史功绩、历史作用，却谁也难以泯灭，它将世世代代留在人民的心中，留在平定的史迹文献中！

张穆和他的《蒙古游牧记》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爱国思想家、地理学家和编辑大家、书法家，被人称之谓“硕儒”的张穆（山西平定人，谱名瀛暹，字蓬仙；后名穆，字诵风，一字石州，亦称石舟、硕舟等，晚号靖阳亭长），一生著述颇丰，有十余部专集传世。其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当推他的《蒙古游牧记》。
那幺，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其价值何在？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什幺样的位置呢？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研究张穆的专家、学者。

一、成书经过

清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时已28岁的张穆以优贡入京应朝考，列二等，取任正白旗汉教习。其间，他结识了俞正燮（字理初）、苗夔（字先路）、何绍基（字子贞）等一批名流学者，以及其祖父张佩芳所赏拔的弟子程兰翘的儿子、其父亲张敦颐的同学兼同事户部侍郎程恩泽（号春海）。交往中，他们互通所长，一起探讨经世致用之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张穆的知识眼界更为开阔，同时也奠定了张穆在京城的学术地位。
道光十六年八月，张穆受祁隽藻（山西寿阳人，时任兵部右侍郎，系穆之同乡兼姻戚）的委托，审定其父祁韵士（干隆戊戌年进士，曾任国史馆纂修，官至户部郎中）所着《西域释地》，校订《西陲要略》，并为《西域释地》作序。道光二十五年，又受托为祁韵士所着《藩部要略》（十八卷）进行复审，同时复校了《藩部世系表》（四卷）。这一方面反映了祁隽藻对张穆的器重和信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张穆在乡试失考（与监考官发生口角被诬挟带取消考试资格），发誓终生不仕后，致力于学术的决心和情志。
众所周知，祁韵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深入地进行边疆史地研究的人。他凭借多年在国史馆任纂修的有利条件和因事坐罪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奇遇，考释探究，亲察游访，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边疆山川形势、地域风俗以及政事民情的资料，并花费毕生的精力，撰就了多部介绍我国西藏、蒙古、西域（新疆）和东北等一些地方历史地理的专着。张穆审定和校勘的上述书稿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或许是受到祁韵士边疆之学的影响，抑或是受到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警示，张穆在退居书房潜心著述的同时，又抬起头来，注目现实，注目世界，并把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防卫，热心于西北地理的研究，因此，在审校祁（韵士）书的过程中，鉴于“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穆便滋生了别撰《蒙古游牧记》以补其缺、相辅而行的念头。此事曾得到祁隽藻（时已升任户部尚书）的赞同和支持（《藩部要略后跋》中有载），谁知，书稿未竟而抱憾早卒，后由友人何秋涛才校订并续编成书，其时已咸丰九年（1859），张穆离世十载了。

二、内容及特点

《蒙古游牧记》全书共16卷。其中，内蒙古（24部）6卷，外蒙古喀尔喀（4部）4卷，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各3卷。在编撰方法上，其有别于祁韵士用编年体所编的《藩部要略》，而选用了地方志横排门类竖写史实的体例。如第一卷的总目为“内蒙古哲里木盟游牧所在”（这一层次是以内、外蒙各盟为单位分设的），其下又设置了“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4个分目（部），尔后依次记述该部所属地理、山川、城堡的区域位置、历史沿革及王公系谱和清王朝对各部落的政策等。在记述内容上，其不但保留了祁韵士《藩部要略》的精华和研究成果，而且以《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权威性典籍为蓝本，通过参阅《蒙古王公列传》、《理藩院则例》、《平定准噶尔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史料，以及有关方志和边疆地理著作，多方考证，参杂己见，以文中夹注的形式加大了所载事物的信息量和兴衰变迁。特别是注重了当时发生的边疆问题，并将其选录入书，大胆地改变了过去写史一般都忽略或回避近、现代的倾向。也正如张穆在《蒙古游牧记·自序》中所言：“凡国家丰功伟略见于方略诸书者，罔不敬录而阐扬之；其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以蕲精详而备讨论。阅者手此一编，亦足以仰窥圣神功化之万一矣。”

三、学术价值及影响

张穆在编着《蒙古游牧记》时，指导思想很明确，那就是要“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为此，他“致力十年，稿草屡易”（语出《蒙古游牧记·自序》）；后又经友人何秋涛十年的整理、校订和补续，始克成编。所以，当刊刻问世，祁隽藻为其作序时曾这样写到：“余详为披览，究其终始，见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引则瞻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拟诸古人地志，当与郦亭之笺水经，赞皇之志郡县，并驾齐驱。”而且高度评价这部书的史学价值和社会功用：“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他还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由于《蒙古游牧记》一书对蒙古各部落的游牧所在、四至八到、盟旗沿革、民族关系及清王朝对蒙古王公的政策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研究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满蒙关系、民族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其问世后，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有多种版本刊刻，并为多种丛书收录，还曾被译成俄文、日文等广为传播。由此我们可以说，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开辟了西北史地研究的新领域，其对后来出现的以蒙古学为中心研究元史的学术高潮，无疑起了启迪和推动的作用。
除此而外，张穆生前还撰有《俄罗斯事补辑》、《延昌地形志》等地理专着；并对记述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成吉思汗西征经历及西北地理的重要史料《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过校勘。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还从《永乐大典》中绘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送给他的好友魏源，刻入魏的《海国图志》中，使之流传至今；同时，他还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并对其作了仔细的校对，使之得以广泛流传，为众多学者所利用。难怪近代著名学人梁启超、张之洞在其著作中都盛赞张穆为“名家”，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看到他的著作后，也叹曰：“二百年无此作也，称为‘硕儒’。”

四、几点启示

张穆出身于书香门第，又系官宦之后，从小即受到良好的训育；加之其天资聪慧，且肯奋力，凡六艺百家、训诂史策，无书不读，因而奠定了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厚实基础。可以说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按正常情况而言，象张穆这样的饱学之士，“学而优则仕”，通过科考荣登金榜，官阶日上，孝忠于皇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他官运不顺，秉性怪傲，道光十二年（1832）以优行贡入太学，考充正白旗汉教习后，两次应乡试不第，特别是道光十九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与监考人员发生口角被诬挟带蒙受大辱后，即断绝了入仕的念头，退匿书房，发奋治学——这便从另一个角度使其摆脱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虚伪的奉迎，潜心探究，成就了学业。屈原失宠而赋《离骚》，司马迁蒙辱而着《史记》。古今同理，在仕途上张穆是个失败者，但在学术上他是成功了。
张穆编撰了《蒙古游牧记》这样富有实用价值和巨大影响的专着，但其本人并未游历过蒙古，而仅是依据祁韵士《藩部要略》所提供的史实，参照有关史料、典籍，经过考究、比析，汇编而成。这在当时信息比较闭塞、参阅皇室资料又十分困难的背景下完成此举，实属不易。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浓厚的学术兴趣，以及象祁隽藻等这样的皇室重臣的鼎力相助，提供便利，也是难以成就的。
张穆无愧是我国晚清时期西北史地学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他的博学，他的品行，以及他的不平凡的阅历和遭遇，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厚重的书，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正太路阳泉设站始末

2006年9月，是正太路（1940年10月改名石太线）阳泉设站100周年。这不仅是阳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而且也是山西发展史上堪称浓重的一笔。1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坎坷、沧桑百寿的阳泉站来说，则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才铸就了今天的辉煌。如今，当我们回首阳泉站整整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时，往事就像潮水般涌现在我们的眼前，并发人深思，令人缅念。
首先，需要简述一下正太路修建的始末。早在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富有远见卓识、战略眼光的山西巡抚胡聘之得悉清政府要修筑卢汉铁路（即京汉铁路），就曾奏议：“山西煤铁之富为华北各省之冠，鄂督张之洞已奏明要利用晋铁，而晋省境内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拟于卢汉铁路之正定车站附近与太原府联一铁路。”同月二十八日得到清政府批准。消息传开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投资权，以期加强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在这场角逐中，华俄道胜银行取得了胜利。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山西巡抚派山西商务局绅曹中裕与华俄道胜银行代理人璞科第在北京签定了《柳太合同》。合同规定：线路由河北正定柳林堡起至太原止，计长500华里，工期3年，共借款2500万法郎，合银680万两，从拨款之日起按周年6厘计息，本利25年还清。借款未还清前，沿途100里以内，不准中国再修建铁轨路和机械运行之路，路成后每年的余利，以三成拨归华俄银行。
《柳太合同》签定后，由于山西巡抚人事变更，加之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致使修路之事一度中辍。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经华俄道胜银行同山西巡抚岑春煊磋商，又经清政府外务部和路矿大臣研究复奏，议定：该路作为卢汉铁路分支，有关事宜改归卢汉铁路总理；原定商借商款改为官借商款；责成卢汉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按照卢汉铁路办法与俄商妥订详细合同。朱批依议后，同年九月十四日，盛宣怀同华俄道胜银行驻中国总办佛威郎在上海签署了《一九零二年中国国家铁路五厘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4000万法郎，合银1300万两，年息5厘。同时还规定：借款时按九折付价，以虚数计息；借款付利还本除以中国国家所有的进款担保外，正太铁路为头等担保，每年行车所得余利，中国不得动用，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此外，中国每年还须按付利数的万分之二十五酬谢华俄银行；铁路总工程师也须由华俄银行遴聘，管理一切人权和财权；倘若中国与华俄银行发生争执，必须按照俄国驻华大臣与外交部共同评断，或另找一公正人公断。所订的《正太铁路行车合同》还规定：路成后，中国允许华俄银行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30年间，每年余利以十分之二酬谢华俄银行。
如此不公正、不平等的两份合同，在当时国力不强、政府无能的历史条件下，就这样草签了。然而，在修筑的过程中承建这条铁路的法国公司，为减少费用，又以种种借口将原定的宽轨改为窄轨、起点由正定的柳林堡南移到枕头（振头），即今天的石家庄。其间，因日俄战争爆发，帝俄战败，华俄道胜银行将正太铁路全部债权让渡给法国巴黎银公司。这样，于光绪三十年四月，也就是山西巡抚胡聘之动议修筑正太路8年之后，法国公司才在石家庄成立建筑总管理处，陆续开始分段施工，最紧张时，共有六段同时施工：第一段由石家庄至乏驴岭（光绪三十年四月～三十一年九月）；第二段由乏驴岭至下盘石（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十二年九月）；第三段由下盘石至平潭村（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三十二年九月）；第四段由平潭村至韩家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三十三年五月）；第五段由韩家城至段廷（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三年八月）；第六段由段廷至太原（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三十三年九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得以全线通车。
其次，有必要交待一下“阳泉站”设站的缘由和站名的由来。“山西煤铁之富为华北各省之冠”，被誉为“煤铁之乡”、“煤海山城”的阳泉，又向来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正太路在阳泉设站，这是当时清政府的明智之举，也是历史的必然。其不但开启了阳泉由乡村向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而且为阳泉后来成为晋东六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流、物流的枢纽，乃至太行山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娘子关内一座享誉海内外的名城，奠定了基础。
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正太路修至古州平定的平潭村，于九月通车。因平潭历史上系平定通京大道上的古驿站，有一定的知名度，筑路人员在线路勘测时曾选定正太路“沿桃河北岸而上，经白羊墅、五渡直到平潭”，并在此设平潭站。但因其背依狮脑山，面临桃河，附近又有多处矿井，空间狭小，无回旋余地，难以进一步发展，加之部分乡民反对，有人传言：“筑路切断纲脉，贻害子孙后代”，甚至聚众滋事，故修筑时又将站址东移在当时的“沙江口”（其中心位于正太路107公里＋449米处）。只因此域属小阳泉村范畴，因之取名为阳泉站。正太路修成后，全程为243公里，设大小车站34个；在阳泉境内有69公里，由东向西设娘子关、程家、下盘石、岩会、乱流、白羊墅、阳泉、赛鱼、坡头、测石等10个车站。其中，阳泉站是北京铁路局20大编组站之一。
第三，关于阳泉站的发展概况。阳泉站地处“三晋要冲”，扼晋煤外运中路信道之咽喉，是石家庄铁路分局主要编组站，担当正太路下行列车（空车除外）全部及部分上行列车的编解任务，经济、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但是，由于该路系法国人所建，当时只求加快速度，凑合通车赚钱，不顾工程质量。所以，直至线路开通后，许多收尾工程还尚未完成，如路堤护坡、防水石墙、排水沟等，均处于一面通车，一面施工补修的状态。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和辛亥革命爆发后的连年战事，使线路多次遭到破坏，娘子关的三孔铁桥甚至被炸毁。
建站之初，阳泉站设备简陋，线路短而少，光绪三十三年正太路全线开通运营时，每日路经阳泉的旅客列车只有2对，混合列车1对，货物列车还不满10对。民国21年(1932年)10月正太路收归国有后，随着运量的逐渐增长，冬季运煤旺季，每日多达30余对，闭塞方法和调度手段也均有了新的改进。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阳泉地区的煤炭、生铁等主要物资的生产，支持国家建设，阳泉站从1952年起，先后进行了多次的改造和扩建；与此同时，煤炭工业部于1957年至1959年间，又投资新建了阳泉站石卜咀（矿车）集配站，从而使阳泉矿务局各矿生产的煤炭不再经阳泉站，便由石卜咀集配站汇集编组发运，大大减轻了阳泉站的货运压力。特别是1972年9月石太线复线工程的全线开通、1982年9月石太线电气化工程的全线贯通，和在此期间选址新建的简子沟编组场、石卜咀6502电气集中设备的投入使用，以及1991年10月9日投资1700多万元、建筑面积达12143平方米、相当于旧站5倍的阳泉新火车站的投入使用，更是有效地改善了阳泉站的服务环境和软硬件设施，吞吐能力成倍增长，经济效益显着提高。到2005年末，全站共有职工2211人，其中干部294人；设有7个运转场、6个货场、16条货物线、32条专用线、1条专用铁路、42条到发线；管辖白羊墅（一等站）和赛鱼（三等站）两个站区。客运主体房舍建筑面积12243平方米，各项设施配备齐全，服务优良，同时可容纳2000多名旅客候车。年内，共发送旅客82.61万人，发送货物2670万吨，运输收入完成96216万元，其它各项指标均全面完成任务，实现了生产力布局调整后的新的跨越。
第四，正太路阳泉设站的历史功绩。20世纪初，今阳泉站所属地域还是一片乱石滚滚的荒滩。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正太路在此设站后，由民资集股创办的“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的“平定分公司”率先在阳泉成立；民国5年（1916年），总公司也从太原迁至阳泉火车站附近。翌年，保晋公司投资银元70万元又在阳泉站北面不到2公里处的平潭垴创办了“保晋铁厂”（即阳泉钢铁公司的前身），开山西近代采煤、冶铁工业之先河。与此同时，一批店铺、商号在阳泉站周围陆续建立，到民国9年（1920年），阳泉上站下站商业市场初步形成。当时，主要商店有杂货、粮油、客栈、小饭铺等100余家。接着有了街道，迁来居民，“茂记”、“逢元号”、“宝兴盛”等有名商号也先后到此设庄营业；进而有了茶庄、药店、银号，以及京货行、广货行等。平定县城和石家庄市一些较大的商家看到这里的商机，更是灵犀一点，纷纷投资在阳泉建分号，从而形成了阳泉集镇雏形，并于民国12年（1923年）建立了阳泉商会，首任会长为李敬德。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前夕，阳泉站附近主要商号已达158家，而且门类齐全，一派兴旺景象。商号的增多，促进了街巷的拓展和城镇基础设施以及各项公用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阳泉市的创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历史资料表明：如果说保晋公司的创立是山西人民特别是阳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赎矿、争矿斗争的直接成果的话，正太路的开通、阳泉站的设立，则是为这一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助力。据《山西通志·铁路志》载：光绪三十三年正太路全线通车后，平定、盂县、昔阳等地的煤炭通过火车运往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以及上海、镇江、汉口、广东等地销售，1910年为247961吨（其中无烟煤136981吨）；1915年为500589吨（其中无烟煤208839吨）；1920年为941916吨（其中无烟煤431380吨）；1923年增至1527858吨（其中无烟煤850120吨）。正由于有这样的助力，加之保晋公司阳泉所属的各矿厂积极采用机器生产，并在生产的主要环节使用了电力，因而使原煤产量大幅攀升：1907年保晋公司初创时，年产量仅2215吨；1916年总公司迁至阳泉时，年产量增至69072吨，相当于1907年的31.2倍；而1922年8月至1923年7月，一年的产量就达到410953吨，分别是1907年和1916年的144倍和5.8倍。至于阳泉站设立后对阳泉各业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影响，真可谓是作用巨大，功不可没的。
最后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阳泉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阳泉铁路系统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党员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23年10月阳泉地方党组织还未建立前，受正太铁路党组织委派到阳泉在工人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开展革命运动的吴献瑞，就吸收正太铁路总工会阳泉分工会副会长、曾领导工人参与过“二七”大罢工的梁永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阳泉地区第一名共产党员。1932年下半年，中共山西特委派毛铎来阳泉建党。他到阳泉后组建起中共正太铁路工作委员会，并担任工委书记，直属山西特委领导，活动在太原至石家庄的正太铁路线上。翌年9月，山西特委又派交通员解俊义来阳泉帮助开展建党工作。他介绍阳泉扶轮学校任教的朱效成（朱之尚）、荆连三（荆廷壁）、郭汉三（郭子杰）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34年春成立了中共阳泉铁路学校支部，由朱效成任支部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阳泉铁路系统组成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转战在阳泉、榆次、太谷一带的铁路线上，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阳泉站作为石太线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柱站点，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这是不寻常的100年，这是让阳泉站全体员工引以骄傲、值得庆贺的100年。这不仅是因为在这漫长的100年间，她饱经风霜、几经战乱，吃尽了帝国主义列强剥削、压榨和奴役之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奋起抗争，流血牺牲，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勇敢地挺了过来；也不仅是因为在其自身发展的100年间，她追求卓越，永不满足，吃大苦，耐大劳，历经了多次的改造和扩建，以及体制上的变革、资源配置上的重组和扩张，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更重要的是，由于她的诞生和发展，才真正孕育了阳泉这座新型的能源重化工城市，并使之快速发展，一跃而为享誉中外的煤城；她的诞生和发展，同时还促进了山西全省经济和社
会的腾飞与振兴。因此我们每一个阳泉人，乃至山西人，对于100年前正太路阳泉设站这件事，都应铭记在心，予以关注和缅念；对于阳泉站的百寿圣诞，献上衷心的贺意，并躬礼示敬。这也正是我写这篇纪念性文章的出发点和初衷。

阳泉街名小考

阳泉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市，20世纪初，今市区中心地段还是一个乱石滚滚的荒滩，俗称“沙江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正太路由振头（石家庄）修到平潭，设立阳泉站后，随着货运、客运的日益增加，店铺、饭铺以及各种服务业相应发展起来。接着，有了街道，迁来居民，商户进一步增多。到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以阳泉站为中心，形成了阳泉集镇的雏形。
据考，阳泉第一条城市道路为民国初年（1912）建成的由火车站至小阳泉村长约1公里的黄土路，初称站上街。当时，在今邮电大楼前有一“德胜聚”回民饭店，该店掌柜叫赵德胜，颇有名气，所以，后来就把这条街改为德胜街了（1987年此路延伸后，命名为德胜东街和德胜西街，总长1630米，系市区东西干道之一）。
今下站地区是当时的商业区，建有多条街巷，但规模均不大。兴隆街因该街有“兴隆饭庄”而得名；华胜街因“杏华久”点心铺和“德胜成”理发店而得名（一说为华盛街，取“杏华久”点心铺、“清华池”澡堂之“华”和“元盛”鞋店、“永盛昌”罗铺之“盛”而得名）；长顺街因“长顺隆”肉铺而得名；楼儿街因该街中段“永安”茶店门面系一小楼而得名（1987年并入长顺街）；福寿街原名复寿街，因“复寿永”米面店而得名（一说该街住着一位叫“复寿”的卖茶老人而得名）；太上街因该街建有太上老君庙而得名（太上老君庙是民国8年由阳泉煤铁行集资修建的，后改为下站小学）；铁林巷因该巷东口住着一个山东人铁匠李
小军，制作镰刀、火柱等民用铁器，其乳名叫“小林”而得名（1986年改造福寿街时拆除此巷）；阳盛街因该街曾建有“阳盛”铁厂而得名。上站的巨兴街原名聚兴街，系回民集聚地，取吉祥之意，盼望人丁兴旺，故名（一说小阳泉人任衡和牛家峪郗信贵等组成“聚兴成”股份组织，在此从事出租房屋业务而得名）。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阳泉市区的不断拓展和一次又一次的旧城改造，阳泉又新增或改（扩）建了许多街巷和道路，从而使阳泉成为纵横通达、交通便捷的现代化城市。从东西向来说，以桃河为界，其北侧，有桃北东路、中路、西路贯通，从赛鱼桥北至五渡桥北，全长8750米；南侧有桃南东路、中路、西路贯通，从赛鱼桥南至五渡桥南，长度与桃北路相近。此外，桃河北侧还有北大街、青年路、西河路等；桃河南侧还有南大街、新华街、南外环路、大阳泉路等。从南北向来说，南接南大街、北连李家庄桥接阳石公路的泉中路，全长3106米，是市区南北向的主要干道。此外，由东到西，李白路、洪城路、煤山路、矿山路，以及平安路、南庄路、南山路等，也是南北向的重要干道。

阳泉手工业述略

阳泉的手工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兴起与发展是同采煤、制铁、炼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山海经》记载，仇犹国（今盂县）“白马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多赤铜”；《隋书·百官书》载，北齐（公元550～577）时，在境内的原仇县（今盂县）已设置局丞，管理冶铁业。到宋代，本境的冶铁业已很隆盛，庆历二年（1042）河东路奉命铸大铁钱，平定为冶铸地之一；今盂县所存宋宣和六年（1124）铸造的重约2000公斤的大铁钟（省保文物）也系明证。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卷六“土产”中载，时晋省冶铁州县有19处，境内的平定州列于首位；平定所产的硫磺也被列为当地的主要产品之一。制铁、炼磺是离不开煤作燃料的，同时还兼作还原剂，阳泉丰富的煤炭资源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此，阳泉一带素有“煤铁之乡”的誉称。此外，砂货、陶瓷等行业，也是很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业。
就地取材，就近设炉（窑），就地销售，是阳泉手工业早期经营的一大特点。其好处是投入少，成本低，无风险，尚属小农经济的范畴；但只能维持生?
??，难有大的作为。以家族或师徒关系为生产纽带，凭经验和祖传、师传技艺组织生产，是阳泉手工业早期经营的又一特点。其好处是凝聚力较强，比较好管理；但容易闭关自守，产生门户之见，影响事业发展。农闲做工，农忙务田，终身不脱离农事活动，是阳泉手工业早期经营的第三个特点。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保证生计，既不误农时，又能通过做工赚钱调剂生活，走上致富道路；其弊端是：因精力分散，所务工种或由于人手不足，或由于资金短缺，规模受到限制，难求大的发展。由于上述原因，直到解放前夕，阳泉的大多数手工业作坊、炉场、窑场，尚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虽然阳泉的无烟煤、铁货、砂货、陶瓷等早已闻名于世，但限于规模、体制、产量、运销等，尚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由于阳泉系革命老区，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境内许多农村的手工业者都都积极行动起来，参加生产自救，并秘密生产手榴弹壳、地雷壳等，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年至1948年四年期间，阳泉地区的手工业工人就总计生产手榴弹壳990多万个，八二炮弹壳374万个，炮弹叶450多吨，地雷壳344万多个。这些武器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随着阳泉的解放、设市和新中国的建立，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贷款、利率、税收、物资供应等给予优待，实施政策倾斜，积极扶植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有步骤地引导广大手工业劳动者向集体化方向发展。所以，到1952年底，阳泉市手工业联社已发展社（组）员6300多人，占到全市应发展的从业人员的53%。其中，拥有200人以上的社11个；100人以上的社11个；50人以上的社17个；50人以下的社10个。之后，通过不断改进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在“巩固提高旧社，积极发展新社”方针的指导下，各基层手工业合作社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6年底，全市手工业系统即实现了全行业合作化。当时，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10个，合作小组22个，组织起来的从业人员达到16178人，占到全市手工业总人数的93%。其间，在山西省召开的合作、金融、贸易先进模范表彰大会上，甘河磺业社的先进采矿法和四次改进工资制度的经验，山底铁业社四次改进工具创造园炉化铁、十次改进产品和实行计件工资的经验，以及阳泉市手工业联社组织全行业改造的经验，曾得到省政府的肯定，并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面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阳泉手工业系统又获得了两次大发展的机遇。一次是1961年在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关于发展手工业的若干政策规定》（即三十五条）中，阳泉市从实际出发，不但恢复了富有盛誉的泉小货、河小货、川锅、烟锅、京钉、托付货、擦鏒锄板、白泉锹、小西庄砂货、牵牛镇瓷碗等十大传统名牌产品的生产，而且千方百计增加新的花色品种。1963年，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出了粉末冶金还原铁粉、球鞋、肥皂、线呢、新式木器等117种新产品；1964年，试制成功并生产出了连续铸铁管、焊接管、玛钢管件、粉末冶金压件、刨地机、耘锄、脱粒机、铁皮印刷、可锻铸铁、塑料制品等20类、40余种新产品；到1965年，又有橡胶管、模压鞋、全钢表壳、压力仪器、镀锌玛钢管件、轻便深耕犁等新产品投入生产。其中，粉末冶金还原铁粉和压件、连续铸铁管、玛钢管件、铁皮印刷等均属全省首创，另有十多种产品纳入了国家计划，任家峪铸锅厂生产的铁铸工艺品有十余种还打入了国际市场。这一时期，阳泉市手工业系统的生产总值呈逐年增长态势，平均年增速度达到19.9%。为此，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曾于1966年拨款450万元，扶植阳泉手工业的发展。
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文革”的冲击，阳泉的手工业生产也同样受到严重影响；但因其具有机动灵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及某些商品系独家生产等特定条件，所以，整个手工业系统动荡不大，还尚有一定发展，显示了集体经济结构在国家动乱中所特有的优越性。其间，通过技术革新，更新设备，提高了全行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开发了一批新的产品。1972年到1976年五年间，全市手工业系统革新项目达711项，年均142项，其中较大项目有65项。1976年，全市手工业系统生产总值较“文革”初期的1966年提高了24.4%。应该说，这是全市手工业系统职工，与“四人帮”对着干，坚守岗位、坚持生产的结果。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通过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阳泉的手工业生产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在体制变革、技术更新、规模拓展的过程中，有的上档升级归到了二轻、轻工或重工、化工领域，有的归到了乡镇企业，有的变成了独资或合资的民营企业；但顺应形势，各类企业都在管理制度、经营方式、工资分配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生产形势和效益均一年比一年好，成为阳泉经济腾飞、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1952年阳泉市手工业联社创建到2006年底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阳泉的手工业生产曾经历了“大跃进”时的“左”的干扰、困难时期的调整下马和“文革”中的动乱冲击等曲折道路，但由于广大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了“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四自”方针，并坚持走技术革新、产品创优、以质量求生存之路，因而，使全行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于困境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遇，获得了巩固和发展。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不但使多数工种摆脱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由昔日分散的个体经营过渡到统一管理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工业；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发了机械、化工和轻工等新的行业，制造出粉末冶金、玛钢、橡胶、塑料、针织、服装、鞋帽、家俱、制革等新的产品，从而结束了阳泉只能单纯生产煤、铁等矿产品的历史。据统计，50多年来，阳泉市手工业系统生产的产品，种类在2000种以上，且遍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行销全国各省市，有的还出口欧洲和东南亚等国和地区。其中，市五金工具一厂生产的擦鏒锄板、任家峪锅厂生产的阳泉铁锅、市粉末冶金厂生产的晋阳牌HFI－24还原铁粉等3种产品获部优称号；广西改锅、电镀厚座折椅、聚脂泡沫塑料、还原铁粉、柔性铸铁管、单头皮革下料机、90道地毯、晋阳牌气门道管、黑色玛钢管件、聚醚型泡沫塑料、东风牌VQ－077镀铬弯背座椅、3//低亚流体送用焊接钢管、D8300铸铁管等13种产品获省优称号；另有18种产品获市优称号。其间，曾先后涌现出林一新、郭汉三、王殿华、杨振山、任荣、甄秉洞、贾泰通、王万成、李文波、岳同富等一批对阳泉手工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创业功勋；并涌现出陈凤喜、阎福义、陈福亮、郭希智、常墨芝等一批能工巧匠和革新能手；还涌现出陈福亮、余意、岳同富、王秀梅、徐永祥、任玉英、陈凤喜、邢翠英、贾兴壮、郭喜智、孟宪平、吕其康、陈正歧、李清祥、李焕鱼、石文来、苏占成、李燕秋、焦生堂、郭真所、时建军、王占、张存海、阎高孩、王国山、毛四兰、杜汉卿、郭忠庆、张明、霍吉庆、李群、郝治国、李长寿、张万寿等一大批曾荣获过省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模范人物。为了不忘记这段历史，不忘记为阳泉手工业奠基创业做过贡献的人们，笔者特意以“述略”的形式写了这篇文章，并收入《阳泉史话》一书，以飨读者。

参考书目

《阳泉市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中国共产党阳泉历史》红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阳泉百科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平定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盂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阳泉市郊区志》中华书局1999年4月第1版
《阳泉年鉴》方志出版社1993～2006各版
《阳泉市政协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平定州志》光绪版
《山西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4月第1版
《阳泉市地名志》（内部使用图书）
《阳泉市文化志》（内部资料）
《平定县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盂县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阳效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http://www.yq.gov.cn/col/col728/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