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世界语的结缘

M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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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世界语大概是在1972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青年时代的我就很爱学习，尤其是对外语很感兴趣。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不得不在学习的最好时光中断了学业，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被迫辍学，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几年的红卫兵运动下来，最后的结果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被发配到边远的农村，我的心里一直渴望着学习知识。记得那时有一次回城偶然到妈妈的办公室去玩，突然发现在桌子上有一本外文杂志，顺手拿起来翻了翻。奇怪的是那上面的字母和我所认识的拉丁字母不一样，有些字母上面带着一个小帽子。好奇心驱使我想妈妈发问，这究竟是什么语言。妈妈告诉我，这是世界语Esperanto.它是一个波兰人发明创造的。我又问妈妈，世界语是什么语言，妈妈说：“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它不是民族语言，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背景，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妈妈还说：“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世界语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我在抗敌演剧队的时候曾经师从陆万美同志学习过这种语言。后来到了淮北根据地在新四军里也和很多同志们一起学习世界语。到现在我还会唱一首世界语歌曲《在绿星旗下》呢。”我听了之后马上对这种语言很产生了兴趣，就问妈妈在那里可以学习这种语言。妈妈说，由于多年的战争没有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自己对这种语言已经淡忘了。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世界语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公开的普及。现在她也不知道在那里能学习这种语言了。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从此在我的记忆里世界语三个字就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9年我在吉林省外贸局驻广州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偶然在一张《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个广告，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世界语三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立刻激动不已，世界语，我终于找到了你。于是我立即提笔写信报名。很快，我收到了学校的回信，并且收到了一本世界语教科书、一本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和一张薄膜唱片，由此开始了我的世界语者生涯。由于是函授学习，没有老师面授，我只能自学。好在我多少还有一点英语基础（在下乡以后，我跟一位同学坚持自学英语，当时已经能够简单地利用英语通信了），就拿着课本和字典自己学习。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练习口语，听不到真正的世界语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学校发了一张薄膜唱片，可是当时电唱机也是稀罕之物，普通人家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唱片也等于白费，聋子的耳朵 --- 摆设而已。就这样靠着一本字典和课本我开始了自学世界语。 　　　1981年我回到了长春。不久，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在各地办起了辅导站。长春也有一个辅导站。他们按照函校提供的名单把在长春的学员召集在一起，办了一个所谓两年的学习班。当时世界语很红火，有210人报名参加学习，就分了三个班，每个班有70名学员。由于学习班那些组织者本身并不会世界语，无法辅导学生，于是就找了吉林大学一位冯老师来授课。冯老师教了6个星期的课就和学习班那些组织人员因为教学问题闹翻了。那些人把冯老师赶走了。于是这个学习班就面临着无人授课，濒临关张的危机。后来学习班的那些组织者自己来上了两节课，可是由于他们自己本身不学无术，根本就是天桥卖大力丸的假把式，所以也课也上不下去了。这时候他们提出要解散学习班，等待以后找到老师后再另行辅导。这时候一个班（二班）的学员就作鸟兽散自行解散了。而我们三班和一班的学员员也锐减到不到40人。这时候我和肖培良、马维东、徐景科等几位同学就自己组织起来，让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先行一步，学好了再来教别的同学。就这样，我们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学习，教学相长，终于坚持了两年把这个学习班办到底。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并且结识了著名世界语活动家戴立明先生。由戴立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一些外地有名的世界语者诸如胡国柱、石成泰、杨宗坤、林力源、孙凯之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世界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也逐渐了解到了一些外地的世界语运动发展情况，并且同国内的许多世界语者开始建立了联系。 　　　1983年，黄石世界语协会召开科技世界语讨论会，我和肖培良先生写了一篇科普文章邮寄过去，得到了会议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语的会议。当时单位不给假，正好赶上开会是国庆节前夕，可以有三天假期。于是我就借此机会昼夜兼程赶往黄石参加会议。当会议的组织者知道我来参加会议很不容易的时候，林力源先生主动提出免掉我的会议费用。在和世界语者们欢聚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我要在 10月 3 日赶回长春上班，必须在会议结束当晚回到武汉赶上半夜的火车。于是我就提出不参加会议结束的活动提前离开，但是会议的组织者一再挽留，并且答应派专车连夜送我去武汉赶火车。看到大家如此盛情我就留了下来。会议结束后黄石的同志专门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到武汉火车站，到达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一直难以忘怀。这也是此后我一直尽可能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动力之一。 　　　回到长春后，我接到市科协的通知，说杨迪副市长把我要求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信批转到科协了，让我马上过去商谈有关事项。说到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的起因，还有一段故事。1983 年春天，吉林省博物馆举办了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同志的革命事迹展览。我同萧培良同志去参观展览。因为我们知道铁托总统在被投入监狱后曾经学习过世界语，并且他还十分支持南斯拉夫的世界语运动。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可是看完展览后感到很失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回来后我和肖培良同志商议了一下，用我们学习小组的名义给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我们对展览中缺少对铁托学习、支持世界语这方面的内容的介绍表示了遗憾。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们竟然收到了来自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市世界语协会的来信。信中说，他们收到了他们国家驻华使馆的公函及我们寄给大使馆的信件，对此他们十分高兴。他们非常愿意与中国的世界语者建立联系，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合作意向。当时诺维萨德市的世界语协会成立已经有 60年了，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语团体。（后来诺维萨德市成为长春市的友好城市）收到这封信后，我们十分高兴，当即用长春地质学院世界语组的名义给他们回了信。在通信中他们提出了几项建议，比如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及两个城市的友好往来等方面利用世界语做些促进工作。这时我们感到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市级世界语组织才能更有利于对外交往工作。于是，筹备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想法便产生了。大概是在 1983 年的八九月间，我以一个长春世界语者的名义，给当时的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办主任杨天民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的意义、产生背景及国际、国内世界语运动状况，特别强调了长春市世界语者学习、使用世界语的情况，以及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世界语协会的来信和成立长春市世界语组织的必要性。信中请求杨天民同志代为向市政府呼吁，求得政府的支持。没想到市政府领导这么快就表态给与支持，并责成市科协尽快办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成立了由朱文荣、戴立明、韦山、萧培良、武学善等十一个人组成的筹备组，积极运作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事情。当时吉林省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世界语组织。我们的行动不想却惊动了另外一些人。当时以宫国涛、胡维泰、夏学和等人为首的一些人搞了一个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筹备组，想一统吉林省世界语运动。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自己本身并不很懂得世界语，却又专横地要以世界语老大自居。对于长春成立世界语组织他们百般阻挠，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长春世界语协会筹备组的领导班子。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遭到了朱文荣、武学善等人的回绝。一计不成，他们又生二计，他们跑到科协诬告我们，说我们主要负责人戴立明只搞绿星，不搞红星，只打绿旗不打红旗，不要党的领导等等。吓得科协以为我们有什么政治问题，紧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成立协会。后来科协派人到长春地质学院党委进行了调查，地院党委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意长春世界语协会挂靠在地质学院，这个决议是党委开会决定的，党委完全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证明戴立明同志是该院的优秀教师，是科研学术带头人。关于他所谓不要党的领导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地院党委完全可以给戴立明同志打保票。这样才打消了科协的顾虑，同意我们成立协会。就在协会成立前一天的晚上，宫和夏还赶到戴立明家中对我们进行威胁，对戴立明、萧培良和我说，你们最好不要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要知道你们都是外地人，在这里是站不稳脚跟的……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无趣地走了。几经波折，长春世界语协会在地质学院大阶梯教室如期召开了成立大会。当地院大学生管弦乐团奏响庄严的”希望歌”的时候，我们肃立望着绿星旗，心情十分激动。几经周折，我们自己的组织，长春世界语协会终于诞生了。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之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管高潮低潮一直坚持奋斗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第一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当年的青年中，有些人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世界语者，例如刘明辉、李长禄、萧克等，他们都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协会成立之后，作为秘书长的我格外忙碌，协会的日常工作主要都由我来处理。要想办法筹措资金，组织活动。为了扩大宣传，我们先后搞了很多次演讲，举办图书展览，开办世界语学习班。当时参加过我们培训的学员就达两千多人次。除了忙协会的工作外，我也不断提升自己的世界语水平，我参加了黄石的中级世界语函授学习，并先后担任了安徽世界语函授学校、云南社会大学世界语班、湛江升华世界语学校的辅导老师，成为《世界语学习》、《世界语者》等杂志的特约记者。我还积极在国内外世界语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参与国内的各项世界语活动，开展国际交往和对外联系。在 1984 年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世界语者个人会员。我还记得当时我是第 57 名中国个人会员。 　　　在我的世界语生涯里，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很多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不管什么样的误解，不管什么样的打击，我始终都不能放下世界语的理想，要为它奋斗终生。世界语界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很厉害。还有一些自诩为世界语正宗的官派人物，自己本身世界语水平不怎么样，却总是对别人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多年来在世界语内部一直存在着官派和民间草根派世界语者之间的纷争。很不幸，我加入了民间草根一派。实际上，自 1979 年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恢复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主流一直是民间世界语者。官方的世界语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害怕地方世界语运动搞起来，对地方上的世界语组织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造成了世界语运动中内部矛盾的加剧和分裂。我所在的吉林省就是矛盾激烈，不团结对立现象很严重的地方，造成这样的局面，北京的全协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矛盾最主要表现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两件大事上，一个是1985 年的昆明全国第一届世界语大会，另一个是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7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这两个活动中我都遇到了非常尴尬的局面。 　　　1985 年当得知即将召开全国世界语大会的消息以后，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在副理事长戴立明先生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参加会议的紧张准备工作中。为了迎接大会，协会决定拿出一些实际的学术成果向大会献礼。经过研究决定印刷一些有关世界语的书籍献给大会，计有多国对照词典、《世界语口语复述教材》、《七记耳光》、《国际地质》、《世界微电脑》等 7本书。还准备一些文艺节目，请长影乐团歌唱家，我们的会员朴准山先生演唱世界语歌曲。戴立明先生还专门为大会创作、译配了一些世界语歌曲。任务定下来以后大家就积极地分头准备。由于时间紧迫，多国字典来不及一一抄录排版，就由我和戴立明在原来的字典原本上填写世界语词汇，然后复印制版印刷。我和董振环、周心、昼夜兼程翻译口语复述教材。为了赶任务董振环和和周心天天盯在印刷厂进行校对工作。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地为参加大会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按照行政管理的办法分配给吉林省15个参加会的代表名额，交由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组织人员组成代表团。为此长春世界语协会曾经致函吉林省世界语学会，要求经过考试确定代表资格，联合组团参加全国世界语大会。但是当时由于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的领导人坚持宗派主义、个人恩怨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拒绝了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建议，并且以长春世界语协会是由长春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不是社联系统批准的而拒绝承认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合法性。因此没有分配给长春世界语协会甚至一个代表名额。长春世界语协会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经向省委宣传部、省社联进行交涉而无结果。后来又找到全国世界语协会要求协调解决代表名额问题，但是也遭到了拒绝。全协坚持只承认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组团的代表。然而我们历来认为，各个世界语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绝无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认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世界语者参加世界语大会的权利。在多次通过正常交涉无结果之后，于是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决定自行组团前往昆明参加全国大会。由我和戴立明、萧培良、刘云、马卫东、董振环、朴准山、许桂春等人组成了长春世界语协会代表团前往昆明。到达昆明以后，由于全协拒不承认长春代表团，所以无法登记和入住大会安排的住处。于是我们只得在会场附近找了一家幼儿园自行安排了食宿，并且主动参加了大会。（当时会场还没有大铁门，不能像 71 届国际大会那样把人拒之门外）。 　　　在大会期间，我们继续向全协领导同志申诉。后来全国世协副秘书长李奈西接待了我和戴立明，在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李奈西明确表态，吉林省世界语学会在组团分配代表名额上的做法不妥，由科协批准的世界语协会也是合法的世界语组织。由此确立了长春世界语协会代表团的合法地位，作为妥协，最后全协在会议通讯录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吉林的代表团的名单。长春世协作为唯一的市级协会列入了30个代表团的名单之中。 　　　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代表团以在会议期间良好的表现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认同。长春世界语协会是大会唯一带来大量自己印制世界语书籍的代表团；长春世界语协会和山西省世界语协会联合组织的科技世界语应用研讨会是会议上最受欢迎的分会之一（可见当年的《La Mondo 》关于会议报道）；长春世界语协会戴立明协助大会组织的文艺晚会和长影的歌唱家朴准山演唱的世界语歌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由戴立明创作的世界语歌曲很快就在代表中间传唱开来，山西世界语协会还把其中的一首歌曲作为保留节目一直唱到在延吉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由戴立明倡议并得到会议代表们响应组织的慰问老山前线伤员的活动也成为大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和张青年等一些年轻世界语者在大会期间倡议成立全国青年世界语协会的倡议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但是由于国情所限，终成马歇尔计划。最后在大会合影留念时由于人数太多（有700多人），场面显得十分混乱，还是长春世界语协会的萧培良同志主动站出来以军人的姿态指挥维持了秩序，使合影顺利完成。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代表团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各地代表们的赞许和支持。大家都为长春世界语代表团的成就感到高兴。我也在会议期间结交了众多的世界语朋友。 　　　在 71 届国际大会代表的问题上，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矛盾。为了能参加大会，我请假自费到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口语班学习。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而被推选为班长。后来在第一届中国科技世界语大会上被任命为翻译组长负责接待外国代表。当时我的许多国际信友要来中国参加大会，事先他们写信来约我到北京见面。尽管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由于各种原因我还是未能争取到代表资格，甚至连当 helpanto （志愿者）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当时的代表名额是由全协直接下拨到各个省世界语协会的。而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由于同长春世界语协会存在矛盾，竟然不顾事实，拒不承认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存在，将长春世界语协会排斥在外，致使一个有着知名世界语者和为世界语运动做了大量工作的长春世界语协会竟然没有获得一个代表名额参加大会。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虽然没有获得合法的代表资格，我仍未死心，还是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世界语者一样，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来到了会场门外，希望能进入会场目睹一下开幕式的盛况，感受一下世界语的气息。然而我们的满腔热情被全协那些满脸阶级斗争面孔的工作人员泼上了一桶凉水。固然我能理解他们由于职责所在，怕出事情。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把热情的世界语者当作捣乱分子我却不敢苟同。在他们身上我感觉不到一点世界语者应有的良知，在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点世界语者的形像，或许那些吃世界语饭的职业世界语者们身上根本没有普通世界语者的良知和感情，世界语只不过是他们用来糊口的饭碗，所以他们决不会像普通世界语者那样把世界语当作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并不想贬低他们的人格，只是就事论事。而且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都成了我的朋友） 　　　虽然我和其他一些世界语者没有能够进入会场，但是当《希望》那雄浑庄严的乐曲奏响之时，我们都肃穆地静立在大门之外，久久地，久久地不愿离去。 　　　我虽然不是大会的正式代表，但是由于我的国际信友们的帮助，我还是参加了大会的大多数活动。我陪同我的信友们游览了北京城，还在家里设便宴招待了我的外国朋友。我的良师益友杨宗琨，石成泰，肖克也陪同赴宴（有照片为证）。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个大胆的举动，随便把外国人领到家中做客，在当时也是没有几个人敢做的。 　　　在大会进行到尾声时，一位好心的中国世界语者帮我弄到了一张宴会的请柬，使我能够参加宴会并会见我的朋友们。然而在建国门饭店门口，一位全协的人拦住了我说：”韦山，你从哪里搞到的请柬？谁给你的？”我气愤的回答说：”对不起，无可奉告！我不是吃不起烤鸭来要饭的，你让不让我进去？不让的话我马上撕了请柬走人！”那位先生说：”我们只是想知道谁给你的请柬……”僵持了半天，最后还是无奈地放我进去了。 　　　就这样，总算圆了我的 UK 之梦。但是最令我尴尬的是当我的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不能自由地参加大会时，我却无言以对，如何向他们解释呢？只有耸耸肩，一摊手，苦笑而已。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国际大会的遭遇。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那些职业世界语者们和普通世界语者的差距。说实在的，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者，世界语只不过是他们吃饭的饭碗和工具。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普通世界语者的感情。 　　　人们说，”通信是世界语的灵魂”。我自己就是在大量的世界语通信中获取了很多知识，交了很多朋友，提高了世界语的应用能力。我自学习世界语并能使用是由通信开始。到 1987 年末我结束大规模通信时，几年间通信达万余封，信友遍及世界五大洲。国内亦然，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我的信友。由于我的信件数量之大，国别之多，使我在长春市邮局里都小有名气。当年只要你在信封上写上长春市韦山收，信件一定能送达我处。还有，由于我的国际信件特别多，在公安局也是挂了号的。据后来有一位省公安厅的朋友跟我说，我的信件当时都通过他们的检验呢。 　　　当时由于学世界语者人数少且分散，特别是有许多知名世界语者均远离身边，很难就近求教。此时唯有借助于通信手段来达到求学目的。幸亏世界语者都十分热心，不论其职位高低，声名是否显赫，遇有求教之信，都不吝赐教，乐以答复。所以我在初学之际，曾不揣冒昧向许多知名世界语者如卢剑波，叶树滋，周尧，胡国柱，孙凯之，陈世德，邹国相，刘俊芳，杨宗琨等人写信求教。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曾给胡愈之老人写过一封信，当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然亲笔为我回了一封信（可惜此信在多次搬家中不慎遗失，否则当是一件很珍贵的纪念品）。通过与这些名家们的通信，不仅使我学到了语言知识，更可贵的是从他们对世界语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学到了他们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精神。也正是这些通信活动，使我坚定了学习世界语，使用世界语，做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的信念。 　　　世界语由于其独特的魅力，能把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甚至于一辈子不曾谋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最为友爱，最可信赖的朋友。我的外国信友多达 50 几个国家，有数百名之多。虽然大多数都未曾见过面，但是他们都十分热情地帮助过我。1984 年我想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UEA ），但是当时苦于在国内无法弄到外汇来缴纳会费，于是我的日本信友 SAITO cume 知道后，就主动为我缴纳了两年的会费，使我成为当时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世协会员之一。其后我在美国的两位信友先后替我缴纳了九年的会费。经过长期通信的信友一旦有机会见面之后，那种友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1989 年我第一次访问韩国时，受到了信友徐吉洙先生（国际知名世界语者，曾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的热情接待。他安排我在同是世界语者的他弟弟徐镇洙先生家中居住，又安排我到大学里访问、交流并同韩国的世界语者相识。（我同他们两兄弟的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我是第一个访问韩国的中国世界语者，因此格外受到欢迎。我参加了韩国世界语协会召开的全国大会和世界语者合宿活动，接受了报纸和杂志记者的采访。韩国世界语协会还免费为我提供场所开班讲授中文。1989 年当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正值召开第37届日本关西世界语大会，我的信友CUDA Masao 把我接到他在神户的家中，并且为我支付了全部会议费用，带我到美丽的琵琶湖畔参加世界语大会。在那里我又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在日本由我在各地的信友安排，我先后访问了神户，大阪，仙台，盛冈，福冈，东京等城市，到处都受到了世界语者的盛情款待。这样类似的事情在后来我到其他国家访问中也是不胜枚举。这一切也正是非世界语者想象不到也享受不到的特殊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余爱好。而通过世界语通信，则可以在各个方面找寻到志趣相同的朋友。国际上在各个专业领域都有专业的世界语协会。我通过通信，同各国朋友交换到了大量的世界语邮票、明信片、世界语书刊杂志、教材、字典、录音磁带等。盲人世界语协会甚至还给我邮寄来了盲文打字机。 　　　利用世界语通信不仅使我提高了世界语水平，也使我的业余爱好得到了满足。使我的学习生活活泼有趣，更使我的朋友遍天下，友谊遍五洲。 　　　1987年，我和长春市世界语协会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了一个纪念世界语百周年的大会。会议规模很大，在三天的时间里有上千人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播出了我们的节目。我们请来了全国世协的领导同志和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来长春参加我们的活动。看到多年来我们在世界语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和取得的成绩，全协的人也不得不对我们加以肯定。最后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也就满足了。 　　　大会以后，由于我个人要出国的原因，我一度中断了在国内的世界语活动。但是在国外，我参加了所到国家的世界语活动，更感觉到了世界语的用途。1989年我访问韩国的时候，受到了韩国世界语协会的热情接待。因为我是第一个访问韩国的中国世界语者（中韩1992年才建交,之前中韩俩国世界语者很少来往。71届北京大会时候，还不允许我们和韩国、以色列世界语者接触呢），在国外我感受到了世界语者的尊严。当时的韩国世协秘书长李仲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请来了报纸和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他还陪同我前去拜会韩国世界语协会的主席和元老们。国际知名世界语者徐吉洙先生把我安排到同是世界语者的弟弟徐镇洙先生家中住宿。徐吉洙，徐镇洙，李永求等几位教授还安排我到他们的大学中去讲演。我在江南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徐镇洙教授亲自为我做翻译。此外，韩国的世界语者还带领我参加韩国世界语者的合宿活动和全国世界语大会，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后来我转道去了日本，在信友CUDA Masao 的邀请之下出席了第37 届日本关西世界语大会。作为出席大会唯二的中国世界语者（另一位是原来苏州世界语协会的林文娴女士，她早已由日本世界语者马自达女士——也是我的信友之一，邀请到日本留学，并且全家都移居日本）我也被请上了主席台致词。在东京，我受到了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梅田善美的热情接待，他们夫妇到我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陪同我访问日本世界语协会，甚至梅田夫人还在我归国的时候帮助我联系”宅急送”托运行李，梅田善美先生还为我再次访问日本发了邀请函并做经济担保人。（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该邀请函正本我已经送给东湖世界语馆留做纪念）我在日本先后访问了9个城市，到处都受到了世界语者的热情接待。那时候我真正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世界语者的骄傲和自豪。因为我拥有那么多真挚的朋友。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是一个世界语者的缘故。回想起徐吉洙，梅田善美等世界级世界语大腕对我一个普通中国世界语者的情谊，对比全协那些职业世界语者们对待中国世界语者的态度，我真替他们脸红。真不知道是否也能相信他们也算世界语者！ 　　　1992年我回到国内，在徐吉洙先生的感召下，我继续开始了我的世界语活动。他当时被选举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副主席，主抓亚洲的世界语运动。他那种平民风格深深地打动了我和各国世界语者的心。为了推动亚洲世界语运动，他在越南、柬埔寨、蒙古、哈萨克斯坦、尼伯尔等国家往返奔走，启动了那些国家的世界语运动。作为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我对他在中国的活动也给予一些帮助。我陪同他访问过很多中国城市，会见了很多中国世界语者。就连全协领导和他的会面也是由于我的牵线搭桥。为此，我还参加了由张启程秘书长专门为徐吉洙先生来访而举行的便宴。作为一个普通的世界语者能得到全协秘书长的宴请，也算是一种殊荣啊。 　　　90 年代以后一直到 21 世纪，是我参加世界语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虽然这时候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世界语运动已经悄然停息，但是还是有很大一批坚定的世界语者留了下来，继续着我们的事业。为了推动各地的世界语运动发展，我和长春的同志们提出了开展区域世界语活动想法，在一个省的几个地区联合起来组织活动，继而再推广到相邻的省份。就这样在我们的倡议下，举办了东北地区世界语大会，并且形成定例，每两年一次，轮流坐庄。迄今已经在四个省召开过四次大会了。这期间受我们东北大会的影响，西北、华北也都相继召开了世界语大会。我也积极参与了西北大会的有关活动，我还被甘肃世界语协会授予名誉会员，被陕西省世界语协会聘为理事。在世界语活动中，我创造了好几个第一。在 2002 年的广州会议上，我成功地把拍卖活动引进了国内世界语会议，以后在国内的其他会议和全国大会上都成了保留节目。2003 年，我和王天义提出了义务援藏传播世界语的活动，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尽管后来由于”非典”的发生，我们没有能够进入到西藏，但是我们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培养了一批藏族世界语者，并且让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国际世界语大会的舞台。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的赞扬，也得到了全国各地世界语者的支持。然而我们的行动却得不到全协的支持。他们对我们援藏的态度是：不支持，不表态，任其自生自灭。由于我那些年在世界语活动中的积极表现，我曾经被评选为”中国世界语先生”。虽然这是一个民间推举的头衔，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但是我很看重它，因为这是对我多年从事世界语工作的最好回报！ 　　　我除了不遗余力地鼓吹、参加世界语运动，同时我也注重搞一点学术活动。我曾经翻译了两本世界语的读物，编写了一本世界语教材的辅导资料。我和弓晓峰教授合作翻译的《波兰世界语运动简史》被吉林省第一届社会科学论文奖活动评为论文佳作奖。此外我还为世界语杂志和网络写了一很多关于世界语的论文和各种会议报道。我准备今年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出版一个关于世界语文论的集子。2008年为了向全国第8届世界语大会献礼，我编辑了《我和世界语》一书。此书介绍了许多优秀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活动甘甜苦辣的各种亲身经历，使人们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并且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世界语者。2009年12月30日在我有幸到中南海见到江泽民主席时候我向江泽民主席呈上了此书并且荣幸地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亲笔签名。在第八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我被选举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名誉理事。我虽然并不看重这个虚衔，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多年为世界语所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不具备一定世界语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活动家，是一个不称职的不完全的世界语活动家，我可不愿意做一个像鲁迅先生在遗嘱里告诫自己后人时所说的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的”活动家。 　　　我坚信世界语的美好理想，并且通过世界语的活动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魅力和坚定实现世界语伟大理想的信念。我愿意做一个铺路石，用自己的身躯去铺垫世界语事业成功的大道。我们的理想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今生今世，我都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