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代表作’没有被遗忘”那篇读书随笔的时候，面对小说《地铁》（Metropoliteno）作者悲惨的命运，不禁唏嘘感慨。对于斯大林搞的那场“大清洗”（La granda purigo），我并不陌生，因为我把克罗地亚共产党员斯太涅尔写的那部回忆录《西伯利亚七千天》翻译成汉语，由李仁芝主持的教科文出版社（香港）出版，后来吴越（Ubeko）先生还把汉译文放到网上，那本回忆录写的就是作者（共产国际官员）在“大清洗”和劳改营的经历。 在1937-1938年那场“大清洗”中，苏联世界语者联盟（SEU, Sovetlanda Esperantista Unio， Sovetrespublikara Esp-ista Unio）的成员，几乎全部罹难，领导成员更是无一幸免，都被以“你是以苏联世界语联盟名义隐藏在苏联领域内国际间谍组织的积极成员。”（Vi estas aktiva membro de la internacia spiona organizo, kiu kaŝiĝis sur la teritorio de USSR sub la nomo de Sovetrespublikara Esp-ista Unio）这一罪名判处枪毙和关入劳改营。除了《地铁》一书“前言”里提到的SEU总书记德雷仁，G. Demidjuk，N. Nekrasov、瓦岚金等之外，著名世界语诗人E. Miĥalski（1897-1937）也被捕，判处死刑。 表演艺术家尼古拉·雷蒂可夫（Nikolaj Rytjkov）是极少数能活过那个阶段的苏联世界语者之一，可以说是从地狱里生还的。 我国世运元老胡愈之（Hujucz），在法国留学，1931年回国，途径莫斯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得到苏联世界语者热情的接待，陪他参观了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首都。他回来后，写了一本影响几代中国青年的《莫斯科印象记》。胡愈老书中提到接待他的“同志”（samideanoj）共有R, N, L, D, U五位，这其中的N同志，就是尼古拉·雷蒂可夫，是他带着胡愈老去见德雷仁，当年也只有18岁！⑴ 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956年，胡愈老率领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他又见到了这位尼古拉，是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的尼古拉看到报纸上的新闻，知道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胡愈之，主动找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也是这一年，陈原、叶君健、张企程经陈毅元帅批准，以新中国世界语代表团（delegacio）名义，1949年之后，首次出席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UK），途径莫斯科，也见到了尼古拉。这位艺术天才，“到我们的住处来。给我们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篇《护照》……他接着为我们表演了幽默作家希瓦尔兹（R. Schwartz）的‘独角戏’，不用说，他的世界语使我，使我们陶醉，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悦耳的语言，我的同伴肯定也从未听过这样悦耳的语言。我们一点也不曾感觉他被流放了十七年，经历了人间最大的痛苦……”“从尼古拉口中知道他的故事是不多的，他不大讲他那一段悲剧的历史”。⑵
俄罗斯的世界语者阿波尔斯卡娅（M. Abolskaja，1929-2008），是彼得堡的一位教师，1956年学习世界语，1957年尼古拉到彼得堡演出，她有机会在世界语者俱乐部观看到这位艺术家的演唱会，尼古拉精湛的演技和迷人的声音，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晚年的阿波尔斯卡娅，在世界语杂志上发出呼吁，请熟悉了解尼古拉的世界语同志，给她提供有关尼古拉·雷蒂可夫的资料。她很快得到世界各地世界语者的回应，德国世界语者林斯（Ulrich Lins），《危险的语言》（La Danĝela Lingvo）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还给她寄来一盒录音带，是1968年，他在马德里召开的UK期间，见到尼古拉时提出请求，尼古拉答应把自己苦难的生涯讲给他，就有了这份录音，还有一些报道尼古拉的杂志。尼古拉的朋友，诗人布尔顿（M. Boulton）、艾丽（Eli Urbanova）等人也提供了资料；阿达·希斯扎尔（Ada Csiszar）从卡洛采的卷宗里，找出尼古拉当年写给卡氏的信件。于是，阿波尔斯卡娅把她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加以整理，把林斯寄来的录音带笔录下来，分出章节，加以注释，编辑成一本别开生面的小书《在竖琴和绿星符号下面——演员尼古拉·雷蒂可夫纪念册》（Sub la signo de Liro kaj Verda Stelo, Memorlibro pri aktoro Nikolaj Rytjkov）。这本小书1999年由莫斯科的Impeto出版社出版，日本的栗栖继先生立即订购了两册，其中一册惠赠给我。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尼古拉的生平。 尼古拉·雷蒂可夫1913年12月3日出生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这里也是中国读者都熟悉的苏联诗人，“喀秋莎”歌词的作者，伊萨科夫斯基（M. Isakovskij）的故乡。他说：“我第一次坐在世界语课堂，是在斯摩棱斯克，1926年。甚至还精确地记住那个招致不幸的日子，是1926年5月9号，我的第一位世界语老师是罗曼· 尼柯尔斯基，原籍是波兰人，后为苏维埃军官”（Mi ĉeestis la unuan Esp-lecionon, tio estis en Smolensk, en la jaro 1926. Eĉ mi ekzakte memoras tiun fatalan daton, tio estis la naŭa de majo 1926, kaj mia unua instruisto estis Roman Nikolskij, laŭdevene polo, soveta oficiro）。⑶ 讲习班授课地点在市少年宫。他的这位老师，是SEU理事会成员，1938年也被“清洗”。学会了世界语，尼古拉开始同国内外世界语者通信，加入SEU，积极参加世运活动。一些人选举他进入SEU的理事会，但被他拒绝，他不喜欢当什么领导，这也许救了他，在“大清洗”时，没有被判处死刑，才有后来的生还可能。 十六岁，他来到莫斯科，进入高等戏剧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列宁共青团剧院当演员，那是1933年。从此他经常到SEU的中央委员会（理事会）去，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所有的会议和演唱会，在他供职的剧院里“我安排和时时更换在剧院接待大厅里，面向公众的关于世界语的展览材料，是那些收到的信件、世界语原文创作和翻译作品、杂志、广告等等。”（En la teatro mi aranĝis kaj de tempo al tempo ŝanĝadis materialojn en la promenhalo por la publiko, ekspozicio pri Esp-o, pri ricevitaj leteroj, orginalaj kaj tradukaj libroj, gazetoj, afiŝoj ktp.）⑷ 他同女演员季纳伊达·纳丽斯金娜（Zinaida Naryŝkina）结婚了，这是令人艳羡的一对，美丽的妻子纳丽斯金娜是彼得大帝家族的后裔（在当时他们当然不能公开承认），她不赞同丈夫的世界语活动。尼古拉的表演才能得到公众和剧院领导的重视，甚至还被邀请在电影中扮演角色，这在那时，可是演员的殊荣。 可是好景不长。斯大林的“肃反”（大清洗）开始了。1936年SEU中央委员会成员Sneĵko在明斯克被捕。尼古拉还误以为他犯了什么过错。接下来，在莫斯科的SEU的领导成员陆续入狱。尼古拉还是没有警觉，认为德雷仁被捕，是因为他不是俄罗斯人（ne ruso）。 终于轮到尼古拉了。1938年3月22日凌晨3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的秘密警察敲开了他的房门——他被逮捕了，投入卢比扬卡的监狱，罪名也是：ke li estas aktiva membro de la internacia spiona organizaĵo, kiu sin kaŝis sur la teritorio de USSR sub la nomo de SEU。⑸ 他在监狱里没有认罪，没有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株连自己的同志（samideanoj）。“Finfine, post kvar monatoj, mi vidis juĝistaron. Mi estis juĝita je ok jaroj en malproksimaj koncentrejoj.”（最终，四个月之后，我见到了审判团，被判处在遥远的集中营服刑八年）就是在这份判决书上，他也拒绝签字。⑹ 1938年夏天，他被押送到遥远的远东城市海参崴（Vladivostok），他和其他人被装在货车里，人多得几乎坐不下来，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通常从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火车走十来天，可是他们走了一个月。然后又被用船运到北极的克里玛（Kolyma）地区，那里主要的工业是淘金。这是人世间最沉重的劳动，在严寒的北极圈里，露天作业。幸好二十几岁的尼古拉，身体强壮，能够坚持下来。有关劳改营里的生活，他的录音讲话里说得很详细，我就不照抄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nur manĝi kaj dormi”，是想吃、想睡！他和他的同命运的人是在饥饿和疲劳的折磨之中。这些劳改犯二十五人编成一个小队，但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小队只剩一两个人了！尼古拉估计，大约有三万名世界语者在集中营里劳改。 1943年，筋疲力尽的尼古拉在劳动的时候，掉进了深坑。突然听到有人喊他，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去舞台上工作。”（Nun vi laboros sur la scenejo）此后他就在克里玛内地各集中营巡回演出。后来他又被召集到玛格丹（Magadan），到剧院工作，住在集中营，成了劳改营里的“职业”演员——他不再那么饥饿和疲劳了。 到了1946年，当局宣布，他不再是劳改犯了。但是他没有能够回家，而是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虽然劳动时再没有武装人员看押，但是他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他得自己挣饭吃！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农村，他很难找到能糊口的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住房。他只能居住在被指定的村子里，每月两次到克格勃的秘密警察那里“汇报”。 后来他到诺里尔斯克（Norilsk）去，途中在叶尼赛斯克（Enisejsk）停留，这是一个严寒的小城，没有自来水，也不通火车。尼古拉当过搬运工，他得扛起一百公斤的货包。他租不起房子，就在一位老太婆的房子里，租了火炉边上的角落。房东老太婆看到他喜欢阅读，就对他说：“你可能想到顶棚上去看看，那儿有书。”（Eble vi deziras en subtegmento rigardi, tie estas iaj libroj.）他真的爬到顶棚上去，看到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书，在那时，这些书会带来危险。但是，出乎意料，他见到一本柴门霍夫编辑的《基础文选》（Fundamenta Krestomatio）！于是他又可以阅读世界语了。他说：“后来，在几乎二十年没有用过世界语之后，在我回到莫斯科时，遇见头一位世界语者，显然，我讲的世界语似乎没有缺欠。”（Poste, post tiu preskaŭ dudekjara neuzo de Esp-o, kiam mi renkontis unuan esp-iston en Moskvo, evidentiĝis, ke mi parolas E-on preskaŭ senmanke.）⑺ 到了1949年，他被最北城市诺里尔斯克剧院录用，重回舞台，生计问题得以解决。但是他只能扮演一些消极人物——过去他可是演主角正面人物的。 斯大林1953年病逝。许多罪犯被赦免。1955年11月，尼古拉也被宣布“无罪”。他说：“我得到两个月的薪水，好像是似乎能补偿那失去的18年的奖金。”（Mi ricevis dumonatan salajron, kvazaŭ premio, kvazaŭ tio povas kompensi tiajn perditajn entute 18 jarojn.）⑻ 流放的日子结束了，他又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他原来工作的剧院。 回到家，也看望了母亲。妻子等了他十八年，但他们已经找不回家庭生活的和谐，他们分手了，但“Ni restis por ĉiam geamikoj”，他说。妻子还是反对世界语的，可是尼古拉仍然是世界语者，他服膺巴基（Julio Baghy）的观点，他说：“Esperantismo estas kvazaŭ alvokiĝo, la misio. Mi devas diri, ke mi havas tian senton. Jes ja.”（世界语精神好像是一种呼唤，使命。我应该说，我有这样的情感，就是。）⑼ 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位莫斯科的世界语者，他在莫斯科见到的三位世界语者，都是从外地来的。SEU没有重建，在世界语者博卡列夫（prof. Bokarev）任职的语言科学研究院，世界语者每周集会一次，交换信息，接待国外世界语者来访。尼古拉热心地宣传世界语，继续搞他的国际通信，在集会上向公众朗诵卡洛采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此时，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胃病。 1959年在华沙召开的UK,有45个国家的世界语者出席，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却没有人参加。到了1963年，第四十八届UK在保加利亚举办，组委会向苏联发出邀请。苏联当局最终同意组成一个代表团参加。“于是，组成一个25人的代表团，准确得像克里玛的小队一样25人，包括一名值班的特工，他监视所有的人，关注的是：没有人逃跑，没有人讲政治上不恰当的话，大家成群地去食堂，参加文化活动，等等。没有人有权利个人行动或者会见任何人。此外，世界语者中间也有不公开的情报人员。”（Do, estis formita delegacio el 25 personoj, ekzakte kiel la brigado en Kalyma. 25 personoj, kiuj inkludas ankaŭ deĵorantan spionon, kiu observas ĉiujn, kiu zorgas, por ke neniu fuĝu, neniu diru iun politikan neĝustaĵon, kaj oni grege iras al manĝejoj, al kulturaj aranĝoj ktp. Neniu rajtas individue ion entrepreni aŭ renkontiĝi kun iu ajn. Krome, inter esp-istoj estis nekonataj spionoj.）⑽ 尼古拉·雷蒂可夫第一次出席UK，他在会上朗读了果戈里《巡按》一剧里的道白、普希金和卡洛采的诗篇，还讲述希瓦尔兹（R. Schwartz）的幽默故事。他高兴地准备参加第二年的UK。 可是，不愉快的事来了。他突然被召唤到克格勃总部。找他谈话的秘密警察对他说，要他用世界语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接近并了解一些国际世运的有名人士，如Ivo Lapenna, Heroldo de Esperanto（世界语信使报）主编Gian Karlo Fighera等人，克格勃知道，他同这些世界语者通信，了解他们的特性，思想，要求他随时向克格勃汇报。还许诺给他小汽车。他的回答是：“你们要干什么？要我当告密者？你们应该是心理学家。你们也的确有我的档案。你们知道，我的个性绝对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你们都知道，那时我也没有供出任何人，甚至在酷刑逼迫之下。”（Kion vi deziras? Ke mi devu esti denuncisto? Vi devas esti psiĥologoj. Certe vi havas mian dosieron. Vi scias, ke mia karaktero absolute ne taŭgas por tiu afero. Ĝenerale vi scias, ke siatempe mi neniun denuncis, eĉ estante torturata.）⑾ 第二年出席UK的苏联世界语代表团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划掉了，理由是“因健康原因”。 尼古拉当然知道这样拒绝的后果，很可能被再次关进监狱。他同妻子已经分手，母亲也在三年前去世了，他已无后顾之忧。于是，他决定，如果能出国，就不再回来。克格勃再找他谈话时，他就（假意）应允：nu, bone, bone... 1965年，他来到维也纳，参加奥地利的世界语大会，会后旅游，他坐着汽车走遍了奥地利。终于在返回俄罗斯的飞机起飞前半小时，他走进警察所，请求“政治避难”——永远离开了他的祖国。他还给奥地利总统Franz Jonas（他也是世界语者）写了一封信。⑿ 欧洲各地的世界语者帮助他，从奥地利他去意大利参加世界语会议，在会上朗读但丁的长诗《地狱》（La Infero de Dandi）片段。然后到德国、又去了布鲁塞尔和巴黎，所到之处，世界语者都热情地接待他。接下来，他到了荷兰，在国际世界语协会总部（la Centra Oficejo de UEA）当打杂工，晚上住在图书室里。付给他的工资，保证他不会挨饿，但没有自己的住所。 后来他到了伦敦，住在朋友家中。在英格兰北部各地教授世界语。在等待英国政府准许他定居的时候，住在伦敦附近，是他的挚友布尔顿（M. Boulton）博士为他付的房租，他也在布尔顿的学校里开世界语班，还用“直接法”向学生教俄语。这期间，西德拍电视剧，邀请他出演列宁——这是他在苏联就扮演过的角色，以后他也接过其他剧目的演出任务，西方付薪水与苏联不同，他的经济状况得以好转。他在伦敦有了住宅。 1966年末，Ivo Lapenna，当时UEA的主席，伦敦大学国际法教授，把他推荐给英国BBC广播电台，担任俄语节目播音员和俄语文字编辑。他出色的才干和优美洪亮的声音，非常胜任这份工作。后来他还开辟一个世界语播音节目，每周一次，可惜听众反映太少，不久被BBC砍掉了。⒀ 他在英国娶了年轻的姑娘玛利亚（Maria），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因为死神过早地夺走了尼古拉的生命。布尔顿博士说玛利亚是“一位彬彬有礼，富于同情心的女人，他最后的那几年里，她是很好的妻子，她使他幸福，她在他那可怕的最后的患病时刻，悉心照料他，对他的爱在记忆中。”（ĝentila kaj simpatia virino. Por liaj lastaj jaroj ŝi estis tre bona edzino, kiu feliĉigis lin, kaj certe ŝi prizorgis lin ame dum la terura lasta malsano. Ŝi memoras lin ame.）甚至后来她改嫁了，在自己的名字里，还保留着雷蒂可夫这个姓氏（Masha Rytjkov-Ellis）。⒁ 1973年9月1日尼古拉·雷蒂可夫，因胃癌死于伦敦。 在这本小书里，还编入一些同他交往过的同志（samideanoj）写的回忆尼古拉的信件、回忆录里的章节片段等，许多有趣和动人的细节，一定会感染你，我就不一一转述了。今年一月号Espernato杂志的封底广告里，介绍一张UEA出版的kompaktdisko kun la titolo: Esperanto-Literaturo，内中收有尼古拉·雷蒂可夫的朗诵录音，哎，真想找来听听他那被陈原同志赞为“最优美动听的”世界语朗诵！ 石成泰 2015年2月14日，大庆
⑴ 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第一版，p. 9 ⑵ 同⑴，p. 12 ⑶ M. Abolskaja: Sub la signo de Liro kaj Verda Stelo, Moskvo “Impeto”, 1999, p. 6 ⑷ same ⑶, p.7 ⑸ same ⑶, p.11 ⑹ same ⑶, p.12 ⑺ same ⑶, p.16 ⑻ same ⑶, p. 19 ⑼ same ⑶, p.20 ⑽ same ⑶, p.27 ⑾ same ⑶, p.28 ⑿ same ⑶, p.30 ⒀ same ⑶, p.33 ⒁ same ⑶, p.40 | 
发表于 2015-2-22 11: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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