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柴泽民和世界语

Miaohui

韦山拜访柴老

       1916年10月我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和哥哥姐姐拉扯成人，千辛万苦地供我上学读书，希望我成为有用的人才。母亲的坚毅的性格在我的遗传基因里保留下来，母亲的教育成为我今后革命人生的重大动力。
　　我自幼刻苦好学，对文学情有独钟，更喜欢探讨社会人生问题。1933年初，我在一些进步青年那里读到了《北斗》、《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北方红旗》等革命刊物，从中获取了一股探求真理的新奇力量。中学毕业后，因无钱继续上学，我在本县一所小学任教。在这里，我参与发起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积极主张宣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并抵制和反对当局对进步力量的压制与迫害。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个团体的影响下，我们举行了反对小学教员的检定斗争和领导了闻喜中学的反对会考的斗争。在这一系列的斗争运动中，我表现得积极、勇敢、坚定，在斗争中光荣地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反动当局对进步教员的检定政策，我被清退出教育界。1934年受党组织指派，我到了运城师范学习，参与恢复那里遭到破坏的教师联盟和社科联盟的活动。在运城师范我接触了更多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当时由于中国的进步书籍比较少，我就想学习英文从外国书籍里面获得更多的革命理论。我在师范学校的主课有三门，国文、数学和英文。为了更好地掌握英文，我又在选修课里选了英文，以便更多地掌握外语知识。
      1935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探亲。路上遇闻喜中学一个同学，他告诉我，闻喜县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警察局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告诉我赶快到外地躲避。当时在路上听到这个消息令我进退两难，不回家吧，详细情况不了解，回家吧，我家就在警察局附近，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况且我还随身带着一些进步书籍正好给敌人做了抓我的证据。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冒一下险，回家里看看。于是我绕过警察局偷偷回到家里。母亲一看见我马上哭着说：“这时候你还回家干什么，敌人正在到处找你。你马上走，过了黄河就安全了”。再问他别的情况她也不知道，说不清楚，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只好把带回家的进步书籍掩藏好，匆匆和母亲道别。那时家里穷，也没有盘缠，就揣上了两个祭祀先人的枣馍馍骑上自行车连夜赶回运城。回到学校，由于敌人还没上报到省城批准，所以运城还没有出现抓我的通缉令。与同志们商量，乘敌人通缉令还没下来，赶快离开学校为好。去哪里呢？那年我才19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而且没有盘缠，怎么办呢？当时学校里有个老师，平时对进步学生非常友好，但因互相都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我们估计他是党员，于是就大胆地去找他，说我现在遇到困难，要离开学校，没有盘缠，老师能不能帮助我一下。老师二话没说，给了我十几块现洋，说够不够?你先拿去作盘缠吧。我连忙说：“够了”。有了老师的资助，次日一早我跑了40里路，到解县公路旁一个小店住下，正巧在那里我碰到了闻喜县委书记席荆山，他也是躲避敌人的搜捕。准备到河南。
       我们商量一下，先过黄河再说。他说有个亲戚在灵宝，先到那里去借一点钱再去往西安。就这样我们骑上他的自行车，我带着他赶到了关帝庙吃了一顿饭，雇了两个牲口，贩过廿里岭，到大禹渡住了一晚上过了黄河。到了河南灵宝县这才放下心来。终于甩开了山西敌人的追捕。找到他的亲戚，也没有借到钱，我想到我有个姐夫在陕西华阴县农业机械厂工作，就决定坐火车去华阴。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我什么都不懂，把自行车也搬上了车厢放到过道里。后来铁路警察过来说这是谁的自行车，怎么放在过道里？我连忙说是我的，不知道该放在那里啊。后来经人指点才把车子送到了行李车上。由于初次出远门，一路上闹了不少笑话。好不容易到了华阴找到了姐夫，他也困难，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于是我们就到了西安，想在那里找份工作。在西安逗留了几天，由于时局动荡，很难安顿下来，于是席荆山就对我说，你还是去华阴找你的亲戚想把法吧，我到甘肃去想办法。就这样分手后我又回到了华阴。
       我找到姐夫说无论如何帮我找个工作，哪怕是当兵也行。姐夫说你年龄小，身体弱，扛不动枪怎么当兵？后来我说当个看护兵总行吧。于是姐夫把我介绍到他亲戚那里去当看护兵。等了三个月来那个看护病也当不上。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名额，不料想又被军医处长的勤务兵当上了。我又被挤掉了。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杨虎城西北军的军医处来招考老看护兵去学军医。我虽然不是老看护兵，但是我也去参加了考试。因为我在学校接触过一些生理学和解剖学，居然被我考上了。于是我就到了西安西北绥靖公署军医处做学员了。
       在西安有很多山西的老乡。这里不能不提到景梅九老先生。景梅久先生是孙中山同盟时代的元老，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他精通6门外语，包括世界语。当时人称“南梁（启超）北景（梅九）”。当时很多山西的老乡流落到西安，都去找他老人家帮忙介绍工作。景梅九为人很仗义，经常帮助山西老乡安排工作，解决困难。当时景梅久在西安开办了世界语协会，宣传、介绍世界语。我有一个同学也到了西安，没有工作就去求景梅久先生帮忙。由于一时没有合适的地方安排工作，景梅久就把他安排在世界语协会里帮助工作。我就是在寻找的这个同学的时候知道世界语的。
       当我接触了世界语以后，觉得它真是很好的一种语言。于是我就参加了世界语学习。很快我就入了门，并且能够翻译一些文章了。为了提高语言水平，我还向上海订阅了《LA MONDO》杂志，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世界语运动的情况。西安世界语学会没有专职人员，都是兼职的。我们接触最多的有绥靖公署文书上尉李锦章。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活动。（解放以后他在西安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改名叫李绵。我曾经去西安看过他）另外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姓薛。（名字现在记不起了。解放后在民委工作。以后听说由于党籍问题情况不明）在我的带动下，我们军医处的一些同学也都喜欢上了世界语，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去世界语协会参加学习。后来我们的行动被军医处长知道了，他就把我们找去训话。他说：“你们这些穷小子，只要好好地学医，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还学什么世界语，还想当什么外交官啊？以后不许再去学习世界语了。”（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我还真的成了外交官。这是后话）我们当时这个耳朵听了那个耳朵冒了，依然我行我素去学习世界语。学习了世界语以后，我就考虑如何利用世界语这个工具来为革命事业做点贡献，把世界语同宣传我党政策的结合起来。于是我就创办了《更生》半月刊来宣传抗日主张。同时，我不仅坚持每天晚上学习世界语，还在工商日报上创办副刊“我们的语言”，专门撰写稿件来宣传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
       我记得 “我们的语言”一共出版了8期。后来由于我在《更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抄了，《更生》杂志的社长、总编、记者和我都被他们抓了起来。经过特务们审查一个礼拜后后来把我们又送到交费总司令部军法处。当时的军法官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们抗日情绪很高，因此对我们宣传抗日还是同情的。所以在审理我们案件的时候就比那些特务们宽松多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语。我说：“我是学医的，那个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也是个眼科医生。我学习了世界语就可以学习他的医学原著，提高我的医术”。我的巧妙回答他也只是笑了笑，知道我是在说谎。又问我是否CP、CY，当时我回答都不知道。他们又查不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这时西安又正处于革命的高潮，最后只好宣判我无罪释放。不过《更生》杂志也被迫停刊，社长以违背出出版法罚款了事。
       我被放回到军医训练班后，正是世界语诞生50周年。在我被捕以前，我已经准备在报纸上出专刊纪念世界语五十周年。我从《LA MONDO》仿照柴门霍夫的肖像用木刻了一张像，这时正好用上来纪年世界语50周年。同时为了不被特务们注意，我到张学良的“长安晚报”联系，利用它来作掩护色。我又找到了景梅九写了两篇纪念文章，就这样同敌人作斗争，不停止地宣传世界语。我还找了一个朋友筹了一笔款开了一个世界语的书店。这样世界语运动在西安不仅未被敌人镇压下去，而且更加发展起来。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巩固和发展西北军，我也被派往42师。抗战开始后随 42师开往华北抗日战场。当42师在娘子关战败后，42师残余部分撤退到晋南，我回到家乡找到了组织，担任了闻喜县委组织部长，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在家乡开展武装抗日游击斗争。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也不得不暂时告别了我心爱的世界语，放下了笔杆子，拿起了枪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解放以后由于工作繁忙也没有机会接触世界语。1988年，很偶然我又听到了有关世界语的信息。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有世界语活动消息的。我就主动打电话给北京的世界语组织，说：“搞世界语活动怎么把我这个老世界语者忘掉了啊？”当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参加了世界语之友会的座谈会以后，就经常参加一些国际和国内的世界语活动了。我还被选为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的副会长。1994年楚图南同志去世后，在 1996年我接任了第二任世界语之友会会长的职务。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很深。尽管学得不够好，但是我对世界语却种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尽我的力量为世界语多做一些工作。

柴泽民口述  韦山整理 2008-04-02

转自：http://www.esperanto.cn/bencandy.php?fid=6&id=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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